唐太宗晚年大興土木 濫用民力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當時還是秦王的李世民滅洛陽王世充后，看到隋煬帝所修富麗堂皇的宮殿，不由得感嘆：“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①因此即位后，抑情損欲，躬行節(jié)儉。但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太平盛世的來臨，太宗也逐漸醉心于崇修宮殿之中。

李世民先是以自己身體有氣疾為理由修建飛山宮;飛山宮剛剛建成，又修建了翠微宮;翠微宮尚未完工，又開始興建玉華宮。持續(xù)不斷的興建，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負擔。當馬周向太宗進諫時，太宗竟然說“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魏征聽聞之后進諫，認為這“恐非興邦之至言”②。賦役的加重，導致原來已經(jīng)安居的百姓再次出現(xiàn)逃亡，并且有人自殘手足來逃避賦役。唐太宗下詔禁止，并將其歸結為隋朝遺風。當時隋朝滅亡已經(jīng)二十多年，誰又會保留這樣的遺風呢？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決定再次征討高麗，下令讓劍南道(今四川)造船，由于官府催迫甚急，導致劍南百姓出現(xiàn)賣田宅、子女的情況，釀成暴動，太宗不得不調(diào)大軍彈壓。為防止事態(tài)擴大，宣布將劍南道造船費用改為官府支付，騷動才得以平息。

唐太宗晚年并不喜歡臣下勸諫

“貞觀之治”的亮點之一就是唐太宗的從諫如流。太宗即位初年，就鼓勵群臣進諫，厚賞進諫臣僚。在太宗的倡導下，群臣紛紛進諫，王珪、劉洎、岑文本、馬周等都是有名的諫臣。流風所及，后宮徐賢妃、太子李承乾乃至輾轉(zhuǎn)入唐的隋煬帝蕭皇后都有諫言留下，隋煬帝的佞臣、處處逢君之惡的裴炬也變得敢于直諫。其中最杰出的自然是魏征。僅史書所載，魏征在太宗朝的進諫次數(shù)就高達兩百多次，對其進言，太宗也基本能做到從善如流，從而演繹出一段君臣佳話。但隨著文治武功的鼎盛，太宗逐漸志得意滿，漸漸聽不進諫諍意見了。

貞觀十二年(公元637年)，魏征在與太宗的對話中指出，太宗貞觀初年，恐怕別人不進諫，鼓勵群臣進諫;三年以后，見到臣僚進諫，還可以高興地接受;再過一兩年，就不喜歡大臣進諫了，雖然能勉強聽從，但內(nèi)心終究不平。

太宗晚年，決定東征高麗，當時大臣房玄齡、褚遂良、張亮、李大亮等紛紛進言反對，但唐太宗完全聽不進去，一意孤行，最終遼東之役無功而返。太宗對納諫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也導致臣僚開始變得沉默。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讓大臣直言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等人卻說：“陛下無失。”③諫諍風氣的改變，恰好反應了太宗對諫諍態(tài)度的改變。

唐太宗篡改歷史記錄美化自己

起居注主要是用來記載帝王言行、朝政大事的，它按日記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是以后編纂史書的基本素材。它的內(nèi)容既不能外傳，帝王也不能過問。這就能使想青史留名的帝王多少有些收斂。玄武門之變中，太宗殺兄害弟、逼父退位的事實，使他既擔心社會輿論的指責，更怕史官秉筆直書，招致后世非議。這塊心病一直伴隨著太宗，讓他寢食難安。

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他終于忍不住向宰相房玄齡提出要看起居注，房玄齡感到為難，幸好諫議大夫朱子奢進諫，認為太宗此舉將開惡例，導致以后史官記事會隱惡揚善，難以取信后世。太宗只好作罷。但過了七年，太宗又忍不住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假如自己有什么不善的舉動他會不會記下來？褚遂良回答得很干脆：“臣職當載筆，君舉必書。”④意思是說我的職責就是記載皇帝的言行，您的一切言行自然會忠實記錄。這時一旁的黃門侍郎劉洎也說：就算褚遂良不記，天下的人也會記住。

既然起居注無法看到，太宗就改變策略，對房玄齡說自己要看國史。房玄齡對太宗的目的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又不敢違令，只好將起居注、國史刪略成《高祖實錄》二十卷進上。太宗看了之后大為滿意，對刪改的房玄齡等人大加賞賜。可見房玄齡在如何隱藏玄武門之變的事實上頗下了一番功夫。

就今天的研究來看，貞觀君臣修改的并不止玄武門之變這一件事，對于唐朝開國時期的許多事情都進行了篡改。晉陽起兵反隋，唐高祖李淵毫無疑問起了主要作用，這從溫大雅的《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里可以明顯看出，但貞觀君臣卻將主要功勞都攬到了太宗頭上。太子李建成才能不雖及太宗，但也絕非懦弱無能之輩，但在貞觀君臣的改寫中，建成完全變成了一個嫉賢妒能的小人形象。這種改寫，將唐朝建立的主要功勞放到太宗頭上，顯然是表明太宗打下來的江山自然應該坐下去。

唐太宗千古明君形象的確立，主要是由于其文治武功，但也與上述的歷史改寫有關。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吳兢的《貞觀政要》。這部進呈于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書，其撰寫目的就是為了后世帝王以太宗為榜樣，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因此所記基本上是太宗的嘉言善行。該書在后世影響很大，甚至不少帝王如明憲宗、乾隆帝都親自為此書作序。隨著此書的流傳，唐太宗的明君形象也變得更加高大。

唐太宗晚年曾對太子李治總結自己的一生，認為自己“益多損少”、“功大過微”⑤。這一總結是十分恰當?shù)摹Ｔ诘壑茣r代，國家的治亂系于皇帝一身，皇帝勵精圖治，則國家興盛;驕奢淫逸，則國家敗亡。唐太宗的一生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風險系數(shù)非常高的制度，皇帝個人的性格、欲望等都有可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權力的不受約束，使國家隨時都有可能逸出正常軌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