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年在對付湘派軍閥時，曾下令掘開湖北簰州的長江大堤，致使數以萬計的無辜百姓葬身魚腹、無家可歸。他，當年排斥異己，到處調兵遣將，挑起軍閥之間的連年混戰(zhàn)，生靈涂炭、民不聊生。他，當年為阻撓和破壞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一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致使大批工人、共產黨員慘遭鎮(zhèn)壓、血流成河。這個肆意踐踏無辜百姓生命，雙手粘滿共產黨員鮮血的反動軍閥，因其兇狠殘暴、荼毒生靈而犯下的滔天大罪，歷來被追求和平、自由的人們所痛恨和唾罵，就連歷史教科書中也把他定性為“反面人物”來批判和譴責。他，就是當年曾經叱咤風云、飛揚跋扈、顯赫一時的直系軍閥頭子——吳佩孚。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對蕓蕓眾生不屑一顧、嗜殺成性、渾身粘滿血腥的反動軍閥，在國家受到外族侵略、主權遭受列強挑釁的危急時刻，卻能出人意料的挺身而出，首當其沖，振臂高呼。尤其是在“抗日救國”問題上，他更是堅韌不拔，義無反顧，嚴守立場，奮不顧身，譜寫了一曲弘揚民族氣節(jié)，堅持民族獨立，捍衛(wèi)民族尊嚴的驚人篇章，堪稱中國近代史上最愛國的反動軍閥。

吳佩孚的愛國思想和抗日情結并非一時興起或心血來潮，而是從他熱血男兒般的骨子里真切迸發(fā)出來的。童年時的吳佩孚就被岳飛、戚繼光抗擊外族入侵的愛國壯舉所震撼，被文天祥、顧炎武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所激勵，使他在幼小年紀就堅定地打牢了愛國主義的思想。從手握重兵的軍閥首領淪落為大勢已去的空頭將軍，從“五四”運動延續(xù)到抗日戰(zhàn)爭，吳佩孚的愛國主義思想都以不同形式向世人展現著，且終生不渝，至死不休。

巴黎凡爾賽“和平會議”上，如果沒有吳佩孚等愛國將領在國內的堅決支持，就沒有中國代表團拒絕在恥辱和約上簽字的國際壯舉。“五四”運動中，如果沒有吳佩孚對北洋政府義正辭嚴的大聲疾呼和激烈聲討，不知道會有多少愛國群眾和青年學生慘遭毒手，不知道會有多少個青島拱手讓與日本。

吳佩孚絕非一介武夫，他對日本覬覦中國已久的侵略野心和強占動機也早已洞悉明了。在給北洋政府的電文中，他冷靜的提出了“日人此次爭執(zhí)青島，其意不止青島，其將來有希望大于青島數萬倍者”的看法，一針見血的揭露了日本企圖以青島為跳板侵略中國全部領土的狼子野心。后來發(fā)生的“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無不證實了“儒將”吳佩孚對日本侵略欲望的遠見卓識。

對山東垂涎已久、志在必得的日本侵略者，企圖通過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東問題交涉案》，并發(fā)正式通牒，逼北洋政府就范。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又是吳佩孚力排眾議、挺身而出，首當抗日先鋒。鑒于北洋政府在山東問題上的優(yōu)柔寡斷、唯唯諾諾，吳佩孚多次公開表示“謹勵戎行，敬待后命，急難有用，敢效前驅”，不惜以武力與日本干上一仗。他上書總統(tǒng)徐世昌，請他完全拒絕日人關于《魯案》直接交涉的照會和陰謀。他還呈文國務總理靳云鵬，請其“拒絕直接交涉，駁還日牒，以釋群疑，而定人心”。由于吳佩孚的堅決抗爭，北洋政府最終未敢就山東問題直接與日本交涉。

吳佩孚的愛國思想和愛國激情，并沒有因為他的數次兵敗、大勢已去而出現滑坡和低落，反而變得更加堅定，更加激昂。雖然實力大減、一敗涂地，可吳佩孚不像其他下臺的軍閥政客那樣，腰纏萬貫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尋求外國人保護，而是不肯離開自己心愛的祖國，仍堅持在國內輾轉流亡。

“九一八事變”后，由于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迅速占領我東三省。身在成都的吳佩孚“聞報，一夕不寢”。之所以徹夜不眠，是因為他對日軍的侵略行徑憤怒，對東北幾千萬同胞的命運擔憂，更是對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錯誤路線的否定。他發(fā)電“抗議倭庭速返關東之地”，隨即返回北京“率師周旋”，同時他還在天津《大公報》振筆直書：“和內攘外”。這種為了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而公然與國民政府唱反調的愛國壯舉，有力的支持和促進了“一致對外”、“全力抗日”運動的蓬勃發(fā)展，一時間“逼蔣抗日”的呼聲高漲。

他不但致電反對末代皇帝溥儀擔任“偽滿洲國”總統(tǒng)，充當替日本侵略者奴役東北同胞的傀儡，而且還身體力行的向國人表達了自己決不當漢奸的決心。“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為了統(tǒng)治和奴役中國人民，準備在江南江北分別設立“親日政權”，并美其名曰“自治”。在南面，日本侵略者找到了汪精衛(wèi)；在北面，他們則把眼光盯在了“中國第一流人物”吳佩孚身上。為了把吳佩孚拉下水，日本人用盡了威逼利誘、收買策反、恐嚇造謠等軟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均被吳佩孚以“自治者，自亂也”和“如要出山，請貴國人等一概退出，連東北也在內”一概拒絕。為了表明自己寧死不當漢奸的決心，吳佩孚還命人把自己的棺材擺在院子里“陳棺言志”，讓那些對吳佩孚“出山”還抱有幻想的日使、漢奸們心中敬畏、望而卻步。

吳佩孚的這種不顧個人安危、不肯屈從于日本人做法，不僅展示了他那堅定而又強硬的愛國骨氣，同時還影響了一大批良心未泯的中國軍人。北洋各派軍閥中，除了齊燮元等個別將領投靠日本做了漢奸外，大部分將領，如馮玉祥、鹿忠麟、于學忠等人都積極投身于抗日愛國的運動中去。就連當年憑借“賄選”當上總統(tǒng)的曹錕，也斷然拒絕了日本人讓其出山的要求，發(fā)誓不作漢奸。

為了逼迫吳佩孚就范，日本侵略者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強迫吳佩孚公開表明對“日中議和”的態(tài)度。會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吳佩孚把日軍事先為他準備好的“發(fā)言稿”扔到一邊，赫然講到：“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惟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現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不僅如此，吳佩孚還命人把自己的話原原本本的翻譯給所有人，并且“斷乎不能更改一字”！吳佩孚鏗鏘有力的發(fā)言和堅定果決的態(tài)度，猶如兩記響亮的耳光，扎扎實實的煽在了日本侵略者的臉上。

“甲午恥，猶未雪，民國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扶桑魔窟。壯志饑餐島夷肉，笑談渴飲倭奴血。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這半闕經吳佩孚改過的《滿江紅》，是他臨死前交給朋友曾琦的贈物，雖然看起來有些蹩腳，但字里行間所澎湃著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決心，卻絲毫不比當年岳飛“精忠報國”的豪情壯志遜色。“抗戰(zhàn)必勝，日人必敗！”這不僅是吳佩孚送給部下的寄語，更是他一天到晚掛在嘴邊、至死也不停止的對日本侵略者的詛咒。

日本人對吳佩孚徹底失去了信心，更失去了耐心。為了除掉這塊在他們眼里“又臭又硬”的鐵骨頭，1939年12月4日，窮兇極惡的日本人派出特務強行進入到吳佩孚在北京的寓所，借為吳佩孚治療牙痛病之機，殘忍的將其殺害，享年66歲。

吳佩孚的一生，是罪惡與光環(huán)同在，遺臭與流芳一身，反動與愛國并存的一生，是富有傳奇色彩而又極具爭議的一生。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吳佩孚與其他軍閥一樣，為了搶奪地盤、擴張勢力而窮兵黷武，鎮(zhèn)壓革命，難免存在著那個特定時代、特殊階段的反動烙印，具有明顯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做為一個炎黃子孫，他的身上卻體現著中華民族最優(yōu)良的品質———愛國主義。正是這種愛國主義思想，才是堅定國人抗戰(zhàn)必勝信念，激勵國人不屈不撓斗志，樹立國人自立自強信心，維護國家獨立自主尊嚴，和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一個雖然在人生歷程上有黑點、有瑕疵、有錯誤，但同時又積極抗日愛國的反動軍閥，必定會得到國人肯定的。吳佩孚逝世后，蔣介石發(fā)唁電吊喪，表彰其“精忠許國”、“正氣長存”、“大義炳耀”。最高國防委員會追贈吳佩孚為“一級上將”。重慶的報紙上，贊譽吳佩孚為“中國軍人的典范”。最難得的是，治喪期間，自發(fā)到吳佩孚寓所吊祭的人竟多達數千之眾；出殯之時更是萬人空巷，哭聲震天。人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對吳佩孚這位中國近代史上最愛國的反動軍閥的祭奠和懷念。而今的歷史教科書上，完全把吳佩孚定性為反面人物，一味的抹煞其可歌可泣的抗日愛國功績，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法，這似乎有些說不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