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景暉在魏州任上“貪暴為虐”，魏州百姓不堪其苦，“恨屋及烏”，竟憤而搗毀了其父狄仁杰的生祠。

生祠，顧名思義，就是為活著的人立祠，以示感戴和崇仰之情。早在西漢就已出現(xiàn)了這一事物，漢文帝時，欒布為燕國相，燕、齊之地百姓為其立“欒公社”;漢武帝時，石慶為齊國相，齊人為其立“石相祠”。此后，生祠這一獨特形式一直延續(xù)下去，以至于在唐代，國家不得不出臺法令，對官員立碑立祠作出限制。到了明代，由于生祠泛濫，更是引發(fā)顧炎武無限感慨，“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

說到生祠，不能不提到明末各地為魏忠賢廣立生祠的鬧劇，這也是導致生祠在后世變得臭名昭著、聲名狼藉的原因，但其實，歷史上不少名人都曾被百姓立祠紀念。例如，蘇東坡在出任登州、杭州知州時，兩地百姓都曾為他建立生祠。狄仁杰在擔任寧州刺史、彭澤縣令、魏州刺史期間，三地百姓也都曾為其立祠，特別是有關(guān)魏州生祠立與毀的故事，更具戲劇性，也更引人深思。

公元696年，契丹攻陷冀州，為穩(wěn)定局勢，武則天下令將此前由于受人陷害被貶至彭澤縣令的狄仁杰調(diào)任與冀州相鄰的魏州刺史。狄仁杰到魏州后，果然不負重望，迅速穩(wěn)定了軍心民心。此后，他廣行仁政、政績斐然，不久被提拔為幽州都督，之后又調(diào)到中央，恢復了宰相職務。狄仁杰離任之際，魏州百姓感念他的功績，繼寧州、彭澤之后，為他建造了第三座生祠。

為狄仁杰建生祠，雖然在當時不是什么新鮮事，但顯然也是一大美事，代表了百姓對他的感激與愛戴。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一美事卻在后來出現(xiàn)了戲劇性轉(zhuǎn)折。

狄仁杰有三個兒子，最小的兒子叫狄景暉。這個狄景暉，后來也到了魏州做官，擔任司功參軍，掌管官員考課、祭祀禮樂等事務?？上?，狄景暉在魏州任上“貪暴為虐”，魏州百姓不堪其苦，“恨屋及烏”，竟憤而搗毀了其父狄仁杰的生祠。

當然，狄仁杰的生祠雖然被魏州百姓在激憤之下?lián)v毀，但善良的魏州百姓在情緒宣泄之后，對狄仁杰并未忘記。開元年間，狄仁杰的生祠得以重修，此后又因安史之亂受到破壞，但在元和年間再次修建，其碑至今留存，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物。

狄仁杰生祠的立與毀，給了人們很多感慨與思考，不少人更是將狄景暉作為古代“坑爹”的典型。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特意辟條“名父之子多敗德”，列舉了包括狄景暉在內(nèi)眾多名人之后“坑爹”的典型。也有不少人分析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不外乎這幾點：一是過于優(yōu)越的家庭地位和條件，卻使子女不知如何承受，反而造成價值觀扭曲、忘乎所以，成為飛揚跋扈的“衙內(nèi)”;二是父母名高位重，反而無暇管教子女，或是過于溺愛，致使其放任所為;三是這些“官二代”“富二代”從小含著金湯匙長大，沒有人生壓力，不知生活艱辛，且缺少奮斗目標，反而陷入人生迷茫。古人曾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對比此類“富貴傳家、不過三代”的情形，可謂發(fā)人深省。

但是，狄仁杰生祠的立與毀，除了狄景暉的因素，還有一個力量其實才是最重要的，這就是魏州的百姓。想當年，因為感念狄仁杰的功績，魏州百姓滿懷崇敬地為他建造了一座生祠;然而，僅僅由于狄仁杰兒子的胡作非為，魏州百姓又毫不猶豫地毀掉了這座生祠。百姓的力量，在此顯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千百年來，人們其實一直都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但是，道理雖然看得透，能不能遵從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水的力量往往蘊藏在平靜之中，平常人們看到的只是水的平靜，卻忽視了水的力量。而待到水波不寧、狂風驟來，卻已為時過晚、不可彌補。另一方面，百姓又是最實際、最樸實的，小到一座生祠，大到一個政權(quán)，得到百姓的擁護，百姓就會不遺余力地捍衛(wèi)它;而一旦失去民心，不管曾經(jīng)多么強大，也擺脫不了一朝轟然坍塌的命運。縱覽歷朝歷代興衰，又有哪個統(tǒng)治者不是口口聲聲以民為天，又因為漠視百姓疾苦而倉皇辭廟？百姓的力量最可敬，也最可畏。這，正是狄仁杰生祠立與毀帶給我們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