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他是“中國詭道集大成者”，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的拿破侖”。還是與他在權力角逐中，長期廝殺的李宗仁說得更貼切，他說：“蔣介石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低能，但使用權謀、運用詐術則天下第一。”中國有幾年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歷史，而權術則是在這個母體中培育出的怪胎。它出自于正門，卻被指認為歪門邪道;它在政事官場被廣為運用，上自君王下至微臣，屢屢使用，不斷翻新，卻遭辱罵、鞭笞，對其嗤之以鼻者包括以權術為器，成就大業者。就這樣，權術在叫罵聲、鞭笞聲中積累、發展，形成怪異神秘的權術文化。

蔣介石也是鄙視權術的，他在日記中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他在這里說的所謂政治，其實就是指的權術。然而，自他立志干一番大事業之日起，就同權術結下不解之緣，從追隨陳其美派人暗殺陶漢章，初試牛刀，到在政壇運用權術得心應手，成就“霸業”，在運用權術上比歷代政治權謀大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人說他是“中國詭道集大成者”，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的拿破侖”。還是與他在權力角逐中，長期廝殺的李宗仁說得更貼切，他說：“蔣介石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低能，但使用權謀、運用詐術則天下第一。”

權術是政治權力的伴隨物，是為以權力為中心的政治目標服務的。青年時代的蔣介石，是一個既有革命志向，又有個人野心的熱血青年，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運用權術方面曾初試牛刀。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權力的增大，個人野心膨脹，權術與之形影不離，是他攫取最高權力，鞏固最高統治地位的一把利器。按照父輩的期望，蔣介石應該通過科舉，獲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或者經商謀求發達。可是蔣介石卻到日本學習軍事，做出了對自己的前途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選擇。

浙東地區，人杰地靈，自古以來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譽。出生在這里的蔣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這種人文環境的影響。按一般的歷史經驗對自己的孩子的預期，家里父輩更希望他金榜題名，用功名光宗耀祖。年少的他或許隱約地感悟到長輩的心愿，這可以從他將自己的名字蔣尚清改為蔣介石一事中揣摩出來。根據《易經》豫卦的六二爻辭：“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彖》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這爻辭彖辭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堅如磐石，不終日沉迷于享樂，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為居中得正。蔣介石的名字采用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最有利的六二爻辭，表明了父輩對他寄予的厚望。

然而，最能為蔣介石仕途創造物質條件的父親卻在他9歲時離開人間，這一重任留給母親王采玉，盡管家境由盛轉衰，但王氏含辛茹苦，節衣縮食，讓他到私墊就讀，期望能獲取功名，在仕途上能發達起來。

蔣介石并沒有循著家長設計的人生軌跡堅持走下去，而是由學文改為習武。自古以來，行武群體受人鄙視，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說。蔣介石為什么會不愛“功名”愛武裝呢？促使這一志向確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使然。少年時代的蔣介石，天資聰慧，又調皮好強。村里的男孩們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槍，玩“打仗”游戲，他總是自封將領，指揮雙方或一方作戰，孩子們有時被戰斗得衣破鞋丟，手傷頭破，號哭而歸，家長們便上門告狀問罪。初入私墊時，蔣不服先生管教。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馬上倒地撒潑耍賴。因其自小頑皮，鄉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后帶上“無賴”二字。從軍同他的秉性比較對路。

第二，求取功名無門，只得另辟他徑。他本想走科舉獲取功名之路，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他赴寧波趕考。但這次應考使他決意放棄這一志向，主要動因是名落孫山，通過文功獲取功名無望。更深層的原因是，開始隱約感悟到社會的新趨向。他第一次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舉，目睹科舉的腐敗黑暗，感到痛心和憤怒。并且這次科舉也使他的眼界開闊了許多，在寧波，他聽到廢科舉、興學校的議論;發現那些熟讀圣賢書的學子在試辦新學堂，而且開始教授從西方傳入的數理化課程;聽說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讓李鴻章搞“洋務運動”，與外國人頻繁來往。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層層波瀾。

回家之后，他考慮再三，決定去奉化縣城的鳳麓學堂接受新學教育。他的母親雖然覺得功名無望，但希望兒子做生意，振興家業，便對蔣說：“到寧波學生意吧。我去求你琴鳳舅舅幫忙，他在寧波做生意。”蔣介石回絕道：“孩兒立志要干一番大事業。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別人的顏色行事，我絕不做生意！”這樣，王氏在征求蔣妻毛福梅的意見后，只好同意了兒子的意愿，蔣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鳳麓學堂求學。然而，鳳麓學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舊的學校，新瓶裝舊酒，雖然也開設了一點英文、算術之類的課程，但主要還是《禮記》《周禮》等陳舊的東西;教師多是迂腐守舊之徒，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同學們推舉蔣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學內容，他在陳述理由時，“盛氣趨前，情態激烈”，激怒了校方，聲言要扭送官府查辦。蔣介石憤然退學。

后經舅父孫琴鳳的介紹，他被送到寧波箭金學堂。在箭金學堂讀書期間，博學的顧清廉老師，教學生們讀周秦諸子、《孫子兵法》、《說文解字》，講世界大勢，鼓勵學生出洋留學，使蔣第一次知道當時中國有一個革命的孫中山先生。顧還將自己一部心愛的經過一番圈點的《曾文正公集》贈給蔣介石。這是一部對蔣介石來說堪稱《圣經》的書，蔣對曾崇拜有加，視曾國藩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會新風的影響。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大動蕩的年代，隨著以士為首的國民社會的解體，長期處于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開始出現好男兒投筆從戎的風尚，人們把眼光紛紛投向那些原來根本不注意的軍事學堂或者法政學校，以便從那里找到發展的門徑。同時，留學日本也蔚然成風。他的老師顧清廉鼓勵學生們出國學習軍事，說：“青年欲大成求新，當出國留學異邦。”一直渴望能出人頭地的蔣介石，似乎也從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1906年春，他乘船東渡日本求學，因沒有朝廷公派文書未能如愿。回國后，考入了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學習。第二年，由于在學堂表現出色，加上自己有意爭取，經過考試被公派去日本軍校留學。這對于他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于是他緊緊地把握，不顧母親和妻子的反對和阻撓，再次東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讀日本士官預備學校――掁武學校。1910年畢業以后，他被分配到日本駐新瀉縣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佩二等兵軍銜，后升為上等兵，也稱士官候補生。當兵期間，平常很少說話，沒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過讓他和普通的兵一樣，派去掃馬房的時候，他的臉上現出難為情的神色。由于軍隊里的軍紀關系，一切都是遵照長官的明令，不得不服從。在日本學習軍事和當兵實習，使他對治軍有所感悟，認為“一國軍隊如果做到精強戰力，就要有三個要素：絕對服從命令;軍隊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軍隊為士兵最優良的職業學校。”

少年蔣介石沒有因循長輩為其設計的通過獲取功名走仕途發達之路的人生軌跡，而是棄文習武。促成他做出這樣選擇既有外部環境的影響，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確定人生目標追求是最大特點，就是勇于摒棄舊俗，大膽接受新風。戊戌變法后，科舉制度雖然依舊進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蔣介石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舉，目睹科舉的腐敗黑暗，感到痛心和憤怒。同時，他開始隱約感悟到社會的新趨向，即倡導學習西方文明的新學，以及長期處于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為一種時尚，并潛意識地把自己人生目標追求，同這種新的社會風氣聯系起來。

留學日本已蔚然成風。他的老師顧清廉鼓勵學生們出國學習軍事，老師的點撥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他對新風視而不見，墨守成規的話，那么他是不會回應的。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正是因為他內心有一種吸納新風的沖動，所以老師的號召在他的內心產生震撼，一直渴望能出人頭地的蔣介石，似乎也從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于是，做了棄文習武，東渡扶桑的抉擇。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蔣介石到日本求學的道路并不平坦，只身到日本因沒有清政府的推薦公函，無功而返。但他并沒有放棄，而是回國投考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刻苦學習，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同時積極向校方爭取，終于如愿以償。棄文習武，東渡扶桑，對于蔣介石來說，是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一個坐標，從此他的前途命運與槍桿子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依仗槍桿子發跡得勢，取得榮耀和輝煌，攫取軍權、黨權、政權，直到坐上權力的最高寶座。然而，這一決定命運的選擇，也使他染上致命的弱點：尚武精神使他過于迷信槍桿子，在執掌全國政權后，仍堅信槍桿子萬能，奉行強權政治，而根本不愿真正吸納民主新政，逆潮流而動，槍桿子最終無法挽救其政權覆滅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