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在古代她們的生活并不都是悲慘的，個別妓女她們的生活更像今天的女明星一樣，文人雅士的社會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雙方實現了生物學上的共生關系，也打造了彼此雙贏的青樓市場。文學大家林語堂曾說，“妓女是叫許多中國人嘗嘗羅曼蒂克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此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這就是說妓女對于中國文學的有著不可忽視的推進作用。

確實，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對于中國文學的推進作用無可置疑。翻開塵封的歷史，恐怕不風流的古代作家寥寥無幾。妓女對于作家心靈的寬慰自然是作家們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詠風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創作題材。南齊蘇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濤、魚玄機，宋代的李師師，明清之際的李香君、柳如是、顧眉，近代的賽金花、小鳳仙等都屬于這一類喜愛結交名流的風塵女子。她們淪落風塵，完全違背三從四德的古訓，本應受到封建禮教的絕對排斥，可是，眾多有不凡見識的文人墨客卻對她們表示出極大的寬容。

以唐朝薛濤為例，她遺留下的詩大部分是贈答相知者的，其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就有韋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劉禹錫、蕭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詩人都有詩贈她。這種一唱一和，無疑提高了薛濤的社會地位。一千多年下來，薛濤的詩尚傳世九十首，李冶的也有十四首，實屬不易。而且，她們的詩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詩》中。

然而，僅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設置的道德標準嗎？其中秘密何在？原來，在男全社會設置的道德規范下，有文采的風塵女子適應了他們的一種需求，就是為尋求異性刺激和抒發抑郁感情，為研討詩文，為顯示雅士風度，為出風頭和提高名聲，從某種意義上，能夠與有文采的風塵女子在一起，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如薛濤一般的風塵女子聰慧過人，修養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監令。有她們出場，男士們興致就上來了。據《唐語林》記載，一次西蜀官員聚會，薛濤在座，行酒令，要求語帶禽魚鳥獸內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實“有虞氏”非魚，說錯了，大家忍住沒笑出來;輪到薛濤，她說“佐時阿衡”，眾人說她話里沒有魚鳥，應當罰酒，她卻笑著辯解：“衡”字里有小魚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沒有一點魚呢！說得眾人大笑起來，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濤機智風趣的應對，令滿座生輝，妙趣橫生，士大夫當然要征召她們游宴了。

唐代詩人元稹《寄贈薛濤》說：“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薛濤寫了那么多的贈答詩，原因就在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員地位不穩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慘，兩者之間有著命運無常的共同點。被貶江州的白居易，見到“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妓，同病相憐，寫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著名詩句。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風塵女子想要在社會上立足，就必須遵守這個規則，想方設法得到士人的賞識。因為士人不僅能抬舉她們，也能貶抑她們。據說以寫俠士詩聞名的唐人崔涯，每將詩題于娼肆，不脛而走。他的毀譽，能令這個娼館或者門庭若市，或者門可羅雀。他寫詩嘲笑李端端，李憂心如焚，請他可憐，另寫一首好的，他應允了，于是豪富爭到李家去。

文人雅士的社會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雙方實現了生物學上的共生關系，也打造了彼此雙贏的青樓市場。再說了，在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慣，就是為自己所從事的行當找一個“開山鼻祖”或圣達賢人。比如教書先生把孔夫子當鼻祖，木匠認為魯班是鼻祖，音樂界推李龜年為“樂圣”，愛茶人稱陸羽為“茶圣”，就是這個道理。娼妓也不例外，為了表示這個職業的合理合法，她們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

是誰能當此重任呢？那就是春秋時的著名的文人雅士、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關于“女閭三百”一事，《戰國策·東周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明人謝肇浙的《五雜俎》云：“管子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由于管仲是歷史記載最早公開地、大規模地設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為祖師與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還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說，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褻可知。徐珂的《清稗類鈔》說他又叫妖神：“娼家魔術，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禱之。”千百年來，娼妓對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薦枕于人，必與艾僸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

中國古代社會，對于男性實行的是一種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條件就是：只要是不會破壞婚姻和家庭的性關系就允許;凡是有可能破壞婚姻家庭的性關系，則必定嚴厲譴責與禁止。也就是說，一個擁有相當的財產和社會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擁有妾時，擁有婢女。他可以只跟妾過性生活，也可以與婢發生性關系。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卻不能與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擁有任何現在意義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這是因為，如果女方已經結婚，這就會破壞別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還沒有結婚，她的失貞也會破壞她將來的婚姻，或者使一個其他男人無法找到老婆。這就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會公平”的內涵在性關系方面的具體化。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限定，就必然會有讓步和另外的寬容。那就是允許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這是因為，娼妓的社會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不可能與一個有一定財產和地位的男人結婚，充其量也不過是被男人“贖身”而成為他的小妾。這雖然往往會使這個男人很丟臉或者沒面子，但是卻并不違反社會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畢竟無傷大雅，于別的男人無妨，社會當然不會大加干涉，笑話笑話而已。對于低階層的男人來說，就是明媒正娶一個妓女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個妓女在婚后能夠恪守婦道就行。

這樣一來，妓女的等級實際上就與社會上男人的等級相一致了：貧寒之男只能去煙花巷里的娼寮，找那些慘不忍睹的爛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頭有臉的妓院，找那些類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體面的男人，也就是那些文人雅士則去那些夠得上名聲顯赫的青樓，找那些詩詞歌賦、無所不精的高級名妓。也正是文人雅士于高級名妓的結合，才使青樓文化流傳千古，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