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處理貪污官員不可謂不嚴厲，整個清朝因貪污被處死的二品以上高級官員共41人，而被乾隆帝處死的就高達27人，占了三分之二。在乾隆帝的意識里，天下是屬于他一人，他是國家的唯一所有者，絕不會容忍臣下的貪腐行為，因此皇帝反貪腐是真心誠意的。由于乾隆帝擁有絕對的權威，他關注的反腐案件最終一定會高效破案。但是以天下之大，情況之復雜，官員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干的君主也無法燭照一切，必然會存在燈下的陰影——甘肅貪污案的主審官，乾隆帝最寵信的和珅，恰恰就是整個清朝最大的貪污犯，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薛福成對乾隆朝的反貪有一個說法：“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為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薛福成：《庸盦筆記》卷3。那么這個內隱究竟是什么呢？薛福成認為這個內隱就是和珅。

和珅是正紅旗滿洲人，出身于中等武官家庭，少年時家境一般，參加鄉試未中。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襲了父親的三等輕車都尉爵位，并被任命為三等侍衛，到了乾隆帝身邊;六年后，被乾隆帝賞識，提拔為御前侍衛兼副都統;第二年，被提拔為戶部侍郎、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一躍成為乾隆帝最寵信的大臣，時年才26歲;隨后又兼步軍統領、崇文門稅務監督、總理行營事務。和珅的官運還遠未到頭，乾隆四十五年，在查辦云貴總督李侍堯貪黷案回京后，成為戶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理藩院尚書，其子豐紳殷德與乾隆帝最寵愛的幼女固倫和孝公主訂婚;第二年赴甘肅鎮壓“回民暴動”，雖未立功，回京后卻兼署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乾隆四十九年升為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管戶部;兩年后升為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戶部事;爵位從一等男、三等伯、一等伯，直至最高的一等公。

和珅并無顯赫的功績，升官晉爵速度之快是清朝的一大異數，但能深獲一向英察的乾隆帝賞識，他必有過人之處;兩人年齡差距如同父子，乾隆帝對他的兒子們均不太滿意、喜歡，而和珅的忠誠、聰明、機智、能干、趣味足以與一向自視極高的乾隆帝相匹配，只有這樣才能揣摩透乾隆帝的心思，這才是和珅深得寵信的根本原因。乾隆帝博聞強記，學識淵博，愛好詩詞、文藝，政治能力超強，精通騎射，并通曉漢、滿、蒙、藏、維吾爾五種語言，能與這些民族的首領直接對話，有效統治著擁有眾多民族的、遼闊版圖的大清帝國，他的兄弟、皇子、皇孫以及大臣們在才能的全面性上都只能望其項背。因語言能力有限，大臣們很少能勝任少數民族事務，而和珅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同樣博聞強記，精通各項事務，多才多藝，且精通騎射，所以乾隆帝才能讓其一人兼管眾多重要的職位。乾隆帝到了晚年，身體、頭腦均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剛吃完早飯又索要早飯的地步，而他又不愿意大權旁落，因此需要一個自己非常信任的代理人幫助他處理事務，尤其是理財事務，和珅可謂是適逢其會。中年以后的乾隆帝志得意滿，不僅四處興兵征伐，他的生活起居也逐漸由儉入奢，大興土木營建宮殿、園林，四處巡游的費用更是十倍于康熙帝;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借著自己與太后萬壽的機會極盡奢華之能事，大辦慶典，但又必須遵守祖制永不加賦，所以明令群臣進貢奇珍異寶;和珅出眾的斂財能力正好可以充分發揮，而這恰恰是一般大臣不恥為、不能為的。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帝與和珅成為了事業上的親密伙伴，乾隆帝需要和珅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斂財事務，而和珅打著乾隆帝的大旗趁機中飽私囊。

和珅極為貪財，利用第一寵臣的身份與大學士、軍機大臣以及兼管眾多事務的地位公開索賄、賣官，又利用內務府總管大臣的身份截留天下進獻給皇帝的貢品，因此他成為乾隆朝也是整個清朝的第一大貪官，并且形成了以他為首的自上而下、有組織、有系統的貪腐食物鏈，層層貪腐、索賄行賄，敗壞了整個官僚體系。這一切的成本最終還是要落在廣大民眾身上，明為永不加賦，實為以貪腐加賦。更可怕的是，因貪腐官員日益增多，擔心反貪會清除貪腐的食物鏈，和珅創立了“議罪銀”制度，即貪腐犯案的官員只要上交一定數量的白銀就可贖罪，而且獲得了乾隆帝的批準，議罪銀直接交給皇帝的私人銀庫——內務府廣儲司，成了皇帝斂財的工具，這是變相將貪腐合法化，甚至是鼓勵貪腐。到了晚年，乾隆帝的反貪也逐漸改變了性質，變成了他斂財的手段，有意縱容官員貪腐，然后等到一定程度再用議罪銀、抄沒家財打擊，起到了不加賦而斂財的目的，既保持仁君的形象，又因反貪而獲得民心，這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但這種手段看似機巧，實際上卻損害了整個帝國的肌體。

和珅在這場乾隆帝親自導演的游戲中扮演了主角。在這場游戲中，貪官們實際上成為了皇帝的投資公司，和珅就是大大小小投資公司集團的總裁。貪腐的錢財在當時沒有現代各種巧妙的技術手段隱匿，更無法轉移國外，因此無處可逃，貪官們只是一群待宰的肥羊。章學誠評論：“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慶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如蠶食，漸至鯨吞。”《清史稿》認為：“和珅繼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寵貪恣，卒以是敗”，乾隆帝則因“耄期倦勤，蔽于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嘆息焉”《章學誠遺書》;《清史稿》卷319《和珅傳》、卷15《高宗本紀六》。。與薛福成一樣，章學誠和《清史稿》在評價這段歷史時也將乾隆帝晚年的吏治敗壞歸于和珅，最多認為乾隆帝因年老被和珅蒙騙，這些均僅及表面，未觸及實質，沒能指出乾隆帝晚年的荒政、斂財、自以為是地操弄權術才是貪腐的根本原因，這是由于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導致的。以乾隆帝的英察，他怎么會不知道在他眼皮底下和珅的所作所為？只是和珅的貪腐烈度之強，危害之大遠遠超過他的想象，他一向自以為是、志得意滿，以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對和珅始終寵信不衰。乾隆朝誅殺的貪官不可謂不多、手段不可謂不烈，這些貪官只是太過于肆無忌憚、超過皇帝的容忍底線才被清除，而實際上當時已經幾乎是無官不貪，乾隆帝為了政局的穩定以及斂財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當然，以當時的技術手段，皇帝一個人的精力、能力畢竟有限，即使如乾隆帝早期那樣對貪腐深惡痛絕，沒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輿論、民眾監督制度以及有效的獨立司法體制，僅僅依靠少數人，想要徹底清除貪腐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