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章出自《人物》雜志

蔣廷黻(1895年誕生于邵陽縣一個半農半商的殷實之家。1906年，11歲的蔣廷黻便進入湖南湘潭的 長老會學校，在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年，他只身留美，先后在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修習歷史，師從當時著名的 海斯教授。1923年博士畢業后回國，先是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后任歷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1929年，轉赴清華 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從南開到清華，蔣廷黻度過了11年的學者生涯。“九一八”以后，國難當頭，他和胡適一起創辦《獨立 評論》，品評時政，并引起蔣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見蔣廷黻。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從政”的浪潮中，蔣廷黻棄學從政 ，在國民政府中除前期擔任了一段為時甚短的政務院處長職務以外，一直從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和中國第一任常 駐聯合國代表，直到1965年在臺灣“駐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當年和他一起應蔣介石之邀從政的學者中，他算是唯一 “有始有終”的一位。1965年10月9日，蔣廷黻病逝于紐約。

長期以來，蔣廷黻一直處于人們的視線之外，當胡適的傳記已有十數本之多時，迄今大陸也沒有出過一本蔣廷黻的傳 記。但蔣廷黻實在是一個不該被忘卻的人。

在蔣廷黻晚年的時候，有一次他清華時的同事、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李濟，借赴美參加學術會議之 機到蔣的寓所敘舊。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 沒有回答，而是反問李濟：“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不管怎么說，這個啞謎倒確實是 蔣廷黻一生事功與心態的絕佳寫照。他大半生從政，試圖創造歷史，卻沒有留下張騫般能傳諸后世的政治功績，而不經意間寫 下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卻成就了他做司馬遷的夢想；但從心底說，他所景羨的還是學者的生涯以及作為學者的創造，在他 的心目中，“立德”、“立言”永遠要高過“立功”。據清華時的同事、且為《獨立評論》同仁的陳之邁所撰《蔣廷黻的志事 與生平》一文記載，蔣廷黻在晚年曾對陳之邁說：“在清華大學教書時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

改造清華歷史系

1928年8月，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改為國立大學，曾為五四運動健將的羅家倫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清華大學校 長。羅家倫到清華后就著手對清華的校務進行整頓改革，他懸的甚高，將自己曾經就讀的普林斯頓大學作為清華努力的目標。

其時的清華盡管在1925年成立了國學院，并延聘四大導師，名揚學界，但無論是課程、師資，還是科研方向，清 華的歷史系都尚處于草創時期，力量并不雄厚。在國外曾將歷史作為主攻方向達10年之久的羅家倫對此自是心有不甘，他要 將清華打造成一個既有自身特色，又能與北大、燕京、輔仁一較高下的史學重鎮。但誰能挑此大梁呢？羅家倫正在躊躇之際， 與他在清華合開中國近代史課程的郭廷以向他推薦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時任南開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羅家倫在美國留學時 即已與蔣相識，他和郭廷以在課堂上使用的參考書中就有蔣廷黻編的《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對蔣的學識和才干，他是了解 的，當下一拍即合，立即寫信邀請蔣廷黻到清華任教。但蔣廷黻并不愿離開南開，情急之下，羅家倫不惜得罪自己在北大時的 老師朱希祖，親赴南開，他的誠意終于打動了蔣廷黻。1929年8月，蔣廷黻就任清華歷史系教授，并擔任系主任之職。

蔣廷黻到清華后很快就發現，清華歷史系的教授或者說傳統的中國史學家的治學方法存在著問題。在他看來，史學研 究重在考察一個時代與國家民族興衰成敗相關的諸多方面——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心理，考察一個時代與相接的 另一個時代之間的連續性與變異性，以及若干時代的整體發展趨勢。史家的最后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變。但我們已往的史家 “以治某書開始，也以治某書為終”，為疏證而疏證，全然忘卻了“求了解文化演變”這一根本的目標。

因此，蔣廷黻認為首先要對清華歷史系的師資做一次大的調整，他不聲不響的引進一批年輕教授代替原來的老教授， 并引導這批年輕教授開始使用一套新方法。

在師資的培養問題上，除了引進一些新教授，蔣廷黻還從清華的學生中挑選可造之才進研究院，如果成績好，就設法 送他到國外去深造。按照蔣的設想，一名優秀的教員，必須具備運用多種語言的能力、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和開闊的視野， 因為“中國已經深入國際生活中，閉關自守的時期早已過去”。特別是在國難日重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中國近代的外交史尤應 加強。不僅要用新的方法來研究本國的歷史，而且要了解環伺的強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因此，一遇到合適的學生， 他就鼓勵他們做相關的研究，為他們提供出國深造的機會。從發生于1933年的“朱延豐出國案”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蔣廷黻的良苦用心。

這年的11月，清華歷史系在討論該年資送優秀畢業研究生出國時，朱延豐和邵循正兩位畢業研究生的課程成績和論 文均為優秀，皆符合資送出國的條件，但是歷史系最終只推薦邵循正一人出國留洋。這個決定讓朱延豐非常不滿，隨即他先后 向蔣廷黻、清華評議會及校長梅貽琦申訴，最后甚至上書教育部乃至求助律師，準備訴諸公堂，從而釀成了轟動一時的朱延豐 出國案。

盡管此案最后由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出面解釋了整個事件的原委，而終告平息。但此案所反映出來的資送研究生出國 深造的標準卻不折不扣地折射出蔣廷黻改造清華歷史系的基本思路。

朱延豐是清華升為國立大學后的第一級畢業生，曾擔任歷史系助教一年，后經過陳寅恪的嚴格考查而被錄取為研究生 。1933年3月，朱延豐的畢業初試時，其學術能力也得到了朱自清與陳寅恪兩位先生的一致認可。作為清華歷史系最重量 級的教授，又是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是有一定發言權的，甚至有相當的決定權。但是，據陳寅恪在1934年1月8日給梅 貽琦校長的信中透露：當日教授會議在研究該派誰出國時，恰恰是陳寅恪首先表態，認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而且，這一主張 得到與會各位教授的全體贊同，無一異議。

到底邵循正比朱延豐強在哪里？原來朱延豐一直在歷史系讀書、工作，并不具備良好的多學科背景。邵循正則不同， 他本科是清華政治系，主攻的是國際法和國際關系，轉入歷史系研究部后，成績又非常突出。朱延豐跟隨陳寅恪先生，主攻突 厥研究，而邵循正的碩士論文則是做中法越南問題研究，完全是中外關系領域，更符合蔣廷黻對歷史系的總體設計思路。同時 ，資送法國留學，邵比朱更具備語言優勢。明乎此，選擇邵循正而不是朱延豐也就不難理解了。

經過蔣廷黻的努力，清華歷史系不僅儲備了一批優秀人才，而且結合中國時代的特色，為清華歷史系確定了新的教研 方向，使得這個時期的清華歷史系與當時北大、燕京、輔仁等校相比，既獨樹一幟又實力超群。

當陳之邁1934年從美國返回清華時，他看到這個新的歷史系也不由得感嘆道：“氣派完全不同了。廷黻主持清華 歷史系的計劃是使中國歷史每一個時代都有專門學者教授和研究，而外國史方面則特別注重中國兩個鄰邦———俄國與日本。 這是他遠大的理想，而竟能在幾年中實現了大部分，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這個歷史系的陣營堪稱當時海內第一，我想是沒有 多少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