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景之治”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漢景帝劉啟愛護百姓、鼓勵農桑、輕徭薄賦、減輕刑罰，使當時的社會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封建統(tǒng)治秩序日臻鞏固;尤其是在他謙恭簡樸、以身作則的帶動下，社會風氣也日趨好轉。漢景帝因此被后人奉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讓人景仰、膜拜的好皇帝，卻先后做出了怒殺吳太子、餓死鄧通、腰斬晁錯、冤死周亞夫，甚至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不放過的事情來，無不暴露了一代明君暴戾殘忍的另一面。

劉啟(前188~前141年)，漢文帝劉恒的第四子，因為三個哥哥早死，才幸運地被立為太子。公元前157年6月，漢文帝病逝，32歲的劉啟登基，即漢景帝。漢景帝的暴戾殘忍，并非當了皇帝后才養(yǎng)成的，而是與生俱來的。《史記·吳王濞列傳》載：“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意思是說，漢文帝時期，吳王劉濞的太子在京城與劉啟下棋時，由于無禮耍賴，且態(tài)度十分驕橫？被劉啟以棋具擊殺。當時，劉啟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博弈之爭，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給活活打死，可見他從小就是一個性格暴戾的驕悍之人。

如果說打死吳太子，尚有些年輕氣盛的因素，那么漢景帝即位后對鄧通的修理，可就明顯的是處心積慮了。鄧通是漢文帝的寵臣，深受信任和恩典，并“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據(jù)《史記·佞幸列傳》記載，漢文帝曾患癰疽，鄧通便用嘴為其吸吮膿血。“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為了檢驗劉啟是否真的最愛自己？劉恒就讓他像鄧通那樣為自己吸吮膿血。劉啟不得已只好照辦，吸時卻面露難色。事后，劉啟聽說“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漢文帝死后，漢景帝掌權后不久，便“盡沒入鄧通家”，甚至一根簪子也沒留給鄧通。可憐鄧通從一個大富翁變成窮光蛋，“不得名一錢”，最后竟然餓死在了別人家里。

漢景帝在位期間，最大的政治事件莫過于“七國之亂”了。這次叛亂的導火索，就是晁錯的《削藩策》。其實，削藩的點子是漢景帝出的，晁錯只不過是把景帝的意圖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而已。但是，一旦狼來了，晁錯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禍首，成了漢景帝推卸自身責任的替罪羊，成了漢景帝加強中央集權的無辜犧牲品。“無臣子之禮，大逆無道”，是漢景帝扣在晁錯頭上的帽子;誅殺晁錯，則完全是一種突然襲擊。漢景帝派人到晁錯家傳旨，騙晁錯說讓他上朝議事。可憐晁錯為漢家天下日夜操勞，臨死前竟然還完全被蒙在鼓里，最后落得個腰斬的悲慘下場，全家人也一起遭難。為了求得一時茍安，漢景帝昧著良心“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其殘忍行徑令人心寒齒冷。

周亞夫是平定“七國之亂”的第一功臣。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關系國家存亡的重臣，卻沒有得到什么好下場。漢景帝改立太子時，周亞夫表示過反對，因此開始被疏遠。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時，周亞夫認為背主投降之人不應封侯，漢景帝對他的意見不以為然。周亞夫身為丞相，多次建議均得不到采用，加上他在宮廷樹敵較多，只好稱病辭職，這正中漢景帝下懷，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職務。周亞夫辭相后，漢景帝還不滿足，竟然專門設計了一場鬧劇來戲弄周亞夫。一次，漢景帝在宮中賜給周亞夫一大塊肉。周亞夫見肉沒有切割，也沒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戲弄自己，心中大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漢景帝竟笑著對他說：“這還未滿君意？”周亞夫一聽，怕得要死，趕緊起座下跪，脫帽謝罪，感謝皇帝賞賜，君臣不歡而散。后來，周亞夫因其子買縣官器具受牽連。漢景帝授意廷尉以謀反案進行審問，周亞夫悲憤交加，在獄中絕食五日，嘔血而死。周亞夫死后，漢景帝怒氣未消，下令絕其侯國，不準周亞夫之子嗣為侯。

對待功臣如此，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又會怎么樣呢？漢景帝共生了14個兒子，其中栗姬生的劉榮為其長子。公元前153年，漢景帝立劉榮為太子，同時封劉徹為膠東王。三年后，因為栗姬失寵，漢景帝廢劉榮為臨江王，另立劉徹為太子。臨江王宮比較狹小，起居不便，劉榮便想要擴建，偏偏王宮旁邊就是漢文帝的祭廟。于是，劉榮被人以“侵占廟地”的忤逆惡行，告到了景帝面前。對于這樁牽強附會的案件，漢景帝沒有親自詢問，而是打一開始就把兒子交？了郅都。郅都是有名的酷吏，理獄雖秉公，但也極嚴厲，落在他手里，如羊入虎口，絕無生路可言。可見，對于這個失寵、失勢的兒子，漢景帝根本就沒安什么好心，至少在情感上已經拋棄了他。果然，郅都責訊甚嚴，劉榮恐懼，請求給他刀筆，想寫信直接向父皇謝罪，郅都不許。竇嬰聞訊后，派人悄悄送來刀筆。劉榮向父皇寫信謝罪后，絕望地在中尉府自殺。劉榮自盡的消息傳來，漢景帝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的自責和惋惜，只是不以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

用文臣而誅殺文臣，取武將而冤殺武將，仇鄧通而餓死鄧通，廢太子而逼死親子，？景帝過河拆橋、翻臉無情、睚眥必報、寡恩忍殺的另一面已經躍然紙上。而在平息七國叛亂時，從他所頒布的“以深入多殺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腰)斬”的詔令來看，漢景帝確系一個好殺之人。公元前141年，漢景帝去世，葬陽陵，從陽陵南邊發(fā)掘出數(shù)里長的殉葬坑規(guī)模估算，殉葬的刑徒應在萬人以上，很多骨骸的手腳上還戴著鐐銬，有的被斬首，也有的被腰斬。這一具具白骨，一件件刑具，無不向世人哭訴著漢景帝的暴戾和殘忍。漢景帝死后，沒有像漢高祖、漢文帝、漢武帝、漢宣帝、漢元帝那樣稱宗立廟;在后人所講的“漢稱七制”中，漢景帝也沒有像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那樣得到一席之地。這樣的歸宿，不能不說是與漢景帝生平虛偽、奸詐、寡恩、忍殺，致使親戚寒心、臣下傷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