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懷慎是唐玄宗開元初期的宰相，他在職期間，不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衣服、器物上沒有金玉做的豪華裝飾，所得到的俸祿，毫不吝惜地給予需要幫助的親戚、朋友，以至于老婆孩子經(jīng)常缺吃少穿挨餓受凍，有一次盧懷慎生病，同事去看望他，見他鋪的席子單薄而破舊，門上沒有掛簾子，正好有風(fēng)雨刮來，他只好舉起席子遮擋；天晚了家人擺飯招待，只有兩盆蒸豆、數(shù)碗蔬菜而已。對此，《舊唐書》史臣給予了盧懷慎很高的評價，稱他是漢代“公孫弘之流”的廉潔人物。然而，在晚清大臣曾國藩看來，盧懷慎并不值得稱道，因為他雖然廉潔，卻并不是“賢孝”的人。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曾國藩在給他弟弟的一封書信中這樣說到：

澄弟認(rèn)為我升官得差，便說我是孝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孝也。如以此為賢孝，那么李林甫、盧懷慎之流，何嘗不是位極人臣、顯赫一時的人物，豈不也可以稱為賢孝的人了嗎？

中國幾千年漫長的封建史，滋養(yǎng)出兩種很奇特的東西：一種是忠君思想，一種是官僚主義。忠君思想讓人痛恨奸臣，官僚主義叫人企盼清官，因此，像李林甫這樣被公認(rèn)的奸臣，說他不是“賢孝”的人，很多人并不感到意外，但把盧懷慎這樣廉潔的官員和李林甫劃到一個行列，認(rèn)為他和李林甫一樣也不是“賢孝”的人，這就難免叫人犯糊涂，甚至難以接受。其實，曾國藩所言并非聳人聽聞，他認(rèn)為盧懷慎不是“賢孝”的人，自有他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在給他弟弟的書信中，曾國藩的話明一半暗一半地表達(dá)了這樣兩層意思：

1、我曾國藩當(dāng)然是“賢孝”的人，但我的“賢孝”，不是因為我坐在了這個位置上，而是因為我坐在這個位置上能夠恪盡職守；2、李林甫、盧懷慎之流當(dāng)然不是“賢孝”的人，他們的不賢孝，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想得到的位置，而是因為他們在已經(jīng)得到的位置上沒有履行職責(zé)。

這兩層意思，概括為一點就是：一個“賢孝”的好官一定是在其位謀其政的人，否則，便有負(fù)皇恩俸祿、愧對父母教誨，就是不“賢孝”。其中“謀”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看動機(jī)看行為看成效，“賢孝”的好官不光要廉潔，還要能干事；不光要勤勉，還要干好事；不光要務(wù)實，還要干成事。

盧懷慎和姚崇搭了班子后，每每遇到公務(wù)，都事無巨細(xì)地推給姚崇處理。盧懷慎外號叫“伴食宰相”。顯然，這是一種譏諷。

為相三年，盧懷慎能拿到臺面的事兒有一件，“薦賢”，在臨死前寫了一封“遺表”，向唐玄宗推薦宋璟等人。這很容易讓人想：平時的盧懷慎干什么去了？為什么快咽氣了，才想起了這檔子事兒？

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姚崇堅決主張殺蟲抗災(zāi)，焚燒掩埋，殺死蝗蟲一十四萬石，取得了抗災(zāi)的初步成果。盧懷慎說：“蝗蟲是上天降的災(zāi)，豈是人力能消除的？殺蟲太多的話，有傷和氣。”你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了。姚崇據(jù)理力爭，盧懷慎終于把嘴閉上了。

嘴閉上了，心服了嗎？他對姚崇是嘴服心不服。《舊唐書·姚崇傳》這樣說到：“懷慎既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一個“曲從”、一個“不敢逆”，說明了一切問題。曾國藩說盧懷慎和李林甫一樣，不是“賢孝”的人，正因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