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來跪在岳墳前的四尊鐵人：秦檜夫婦、張俊和萬俟，似乎已經告訴了人們答案。對于岳飛的死，他們當然難脫干系。但僅僅是他們四人，就能置岳飛于死地嗎？處死岳飛，當然需要皇帝點頭。殺害岳飛的人中宋高宗應該算一個。但高宗皇帝為什么一定要殺岳飛呢？岳飛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將領，在張俊、韓世忠、楊沂中、劉光世、岳飛五支抗金大軍中，岳家軍軍力最強，紀律最嚴明，戰功最顯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堅不可摧的長城。岳飛本人因累累戰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員，在武將中軍階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詔命說：“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余并受卿節制。”兵權之重，天下無雙。對于這樣一位擔負著南宋中興重任的軍事統帥，能說殺就殺嗎？那么，是什么時候，埋下了殺害岳飛的種子？它又是怎樣發芽而后瘋長的？

如果將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戰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兩邊。無論哪一派占上風，天平就會向一邊傾斜。而宋高宗就是調節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戰耶？始終是朝堂上爭議最激烈的話題。當然，主戰派砝碼的分量還來自于在前線作戰的幾支部隊。軍事上的得失，直接影響著宋高宗調控天平的決心和力度。岳飛顯然已是天平上那顆最大和最重的砝碼，主和派自然處心積慮地想把他去掉。但若僅僅以主戰和主和兩派斗爭來反映南宋國內的政治態勢就未免太簡單一些。實際上，宋立國以來，就一直被一項國策所困擾，那就是如何安排軍人的位置。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軍人出身，而且是靠兵變奪取政權的。他深知軍隊的厲害，但他不學漢高祖劉邦濫殺功臣，而是設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將，宴飲之間，許以高官厚祿，然后要他們交出軍隊指揮權。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故事。接著，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個北宋期間，這個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開國，情況就不同，高宗趙構剛登基就被金人攆著屁股打，一直跑到溫州，還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鋒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會跟著逃命，一點退敵的本事都沒有。是岳飛、韓世忠他們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長江以南的大片國土。但戰爭的狼煙并沒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鐵騎還在江北的大地上馳騁。由于南宋一直面對強敵的壓迫，軍人的作用便日顯重要，軍人的聲音也逐漸由弱變強。但這顯然與宋的立國制度格格不入。岳飛獨立成軍時只有正兵萬人，后來總兵力增至10萬。這本來是件好事，但卻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詔令岳家軍以“三十將為額”，就是想以軍官數量來限制岳家軍的擴張。但隨著岳家軍不斷打勝仗，隊伍也在不斷擴大，不久即增至84將，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編制限額。因為宋高宗不吭氣，樞密院對此也無可奈何。

軍隊作戰，需要征糧、籌款、派夫等后勤供應，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處置管內行政、財政的權力。岳家軍因為軍隊龐大，所管轄的州縣比起其他部隊自然要多出好幾倍，而且岳飛戰區隨著戰事推進還在擴展。加之幕僚隊伍也在一天天擴大，大批讀書人來到岳家軍，他們為軍隊書寫文書、布告、奏章，甚至參與政治謀劃和軍事行動。而這正是執政的文官集團最不愿看到的。這批讀書人不但在文書布告上激揚文字，借機宣泄自己的情緒，而且還處處臧否時政。岳家軍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們的強烈不滿，但這些都被岳家軍取得的一系列勝利而掩蓋了。

紹興十年（1139年）岳飛率大軍北伐，郾城一戰，消滅了金兀的騎兵主力，接著又取得朱仙鎮大捷。他打算乘勝前進，一舉收復中原。然而，南宋朝廷上下對岳飛的勝利卻憂心忡忡，高宗急令岳飛班師，并一連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飛抗爭不過，悲憤地仰天長嘆：“十年之功，毀于一旦！”翌年，金兵入侵江淮，高宗又急忙詔岳飛赴江州救援。岳飛卻遲遲不肯發兵，他提出要乘金人后方空虛，準備直搗中原。高宗為此竟連下十七道文書，岳飛不得已才出兵救援。朝廷上下對岳飛的抗旨行動議論紛紛。而一直被勝利的光環籠罩著的岳飛，哪里知道，因為自己率性的行為，已經種下了被罪的禍根。在文官們的眼里，軍隊本來只是一架作戰機器，不應該有自己的思想，不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更不應該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說自話、不聽招呼，總是特立獨行的岳家軍顯然已經嚴重偏離了正統軌道，這當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紹興和議簽訂后，以秦檜為首的文官集團立即著手解除張俊、韓世忠、岳飛三人的兵權，將三支部隊的指揮權直接收歸樞密院。不等岳飛找到解脫的辦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許下，秦檜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對他下手了。沒有誰能阻止這一切的發生，因為在秦檜的背后，是整整一個王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