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曾經席卷中國東南沿海和朝鮮半島，殺掠中、朝兩國平民百姓無數的日本“倭寇之亂”，今人第一印象無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時代東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明朝軍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跡。但實際上，倭寇對中國沿海百姓的禍害，遠比此時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時，這場歷時200余年的抗倭戰爭就已開始。

中國有史記載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連船數百，擄掠寧波。今人說倭寇，總說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發組織的海盜團伙，似與日本政府無關。但根據有關日本史料記載，這有歷史記載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確為日本的“政府行為”。彼時日本正是鐮倉幕府倒數第二任統治者久明親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統治時期，他在位時確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開始組織船隊劫掠朝鮮和中國的沿海地區，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勸他不要激怒中國，他答道：“唐(中國)已不復從前，不足懼。”元朝忽必烈時期的征日失敗，讓日本對中國從仰視變為平視。雖如此，彼時“倭寇”的主要掠奪對象，仍然是距離其最近的朝鮮。

元末至正年間天下大亂時期，倭寇對中國沿海的侵擾一度達到極盛。此時日本鐮倉幕府業已滅亡，進入了京都、奈良兩個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時期(公元1336-1392年)，雙方旗下的諸侯相互征戰數年，亂民四起，大量戰敗的武士浪人搖身一變成為海盜，這些海盜多來自日本的長州、薩摩、鹿八島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屬的“大名”，也有人資助海盜集團，劫掠后坐地分贓。入侵的路線，大體是每年四五月間，從高麗至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再至江浙地區。偏巧此？東南沿海變亂四起，東南“義軍”領袖方國珍和張士誠麾下也有不少“海賊”，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東南沿海。尤其可惡的是，他們經常在沿海捕獲鄉民，擄至日本后令剃日式發型穿日服學日語，將其“日本化”，再挾持至中國劫掠，遇官軍圍剿時，就令這些人為炮灰。曾給元軍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筆記里就曾記錄：元兵捕獲的倭寇“俘虜”，相貌與倭人無二，過堂的時候卻齊用中國話喊冤，仔細審訊才知是多年前被擄走的當地“鄉間良人”。所謂倭寇，十有八九都是這些被脅迫的“華僑”。為防倭寇，元朝嚴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謂海禁即從元朝開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統，而“倭患”這個歷史遺留問題，也擺在了百廢待興的大明王朝面前。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給朱元璋來了個“下馬威”。同年四月，倭寇與江南張士誠、方國珍殘部勾結，“大掠五府，飽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東，毀蓬萊，登州衛所，“劫掠官庫，軍士死傷逾千”。囂張至極，朱元璋考慮到國家初建，爭取和平解決。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楊載和趙秩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見主掌“南朝”國事的懷良親王，措辭嚴厲申斥其罪行。孰料懷良親王狂妄，竟當場斬殺趙秩，并拘押楊載。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權的“北朝”向“南朝”發動軍事進攻，懷良不支，偏巧此時朱元璋再派使節前來交涉，懷良唯恐朱元璋趁機攻伐，立刻態度轉彎，不但當場道歉，還將被扣押的楊載等中國使節盡數釋放。第三年，懷良派使節至南京，送還被擄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從此與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關系，允許其派使節到中國“朝貢”。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發生了倭寇大掠溫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廣東、海南三省，一月內“沿海鄉民死者逾萬，焚屋千棟”。朱元璋遣使怒責懷良，懷良喊冤，聲稱這些倭寇都是從“北朝”來，非自己屬地。朱元璋這才知道，原來日本還有個更強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與“北朝”建立關系，都被懷良設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懷良派到中國的使臣，多次重金賄賂彼時明朝“宰相”胡惟庸，與之狼狽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屢屢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統治者足利義滿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見其貢書里未提“稱臣”一事，因此拒絕收其貢物，但允許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兒子來南京學習，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關系至今依然處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遼東、山東、海南三省。此時明王朝經過10多年休養生息，國力漸漸強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開國名將湯和與周德興在浙江、福建沿海鑄“備倭城”59座，屯兵8萬人，繼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兩次挫敗竄犯東南沿海的倭寇，“斬俘甚眾”，至洪武末期，明朝從北至遼東，南至廣東的海岸線上，修筑各類衛所200多所，置“備倭軍”近30萬人，精銳兵艦3000多艘，構筑起一條海上長城。因此從洪武二十年開始至朱元璋過世，倭患暫稀。這其間，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懷良又送來書信，措辭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討日本，但終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勸阻。為防前元征倭失敗覆轍，朱元璋在其留給子孫的《皇明祖訓》中，將日本定為“不征之國”，稱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不軌，故絕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戰爭里，萬歷皇帝雖調集精銳水師云集天津，意欲直搗日本本土，終因丁應泰等大臣以“祖制”勸阻而作罷。

在朱元璋過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統治者足利義滿已經平滅南朝，完成國家統一。這之間他屢派使者來華朝見，皆被朱元璋拒絕。朱元璋過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義滿又派使者前來朝見，在國書中自稱自己是“臣日本國王源道義”，正式向大明稱臣。建文帝欣然接納，熱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國使前腳剛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帶明朝的“備倭軍”北上參加“靖難之役”之機，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連續擄掠溫州、寧波、紹興等地，給風雨飄搖的建文王朝，來了次“雪上加霜”。

朱棣奪取皇位一年后，永樂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義滿再派使者來華朝見，朱棣甚為高興，給予日本“永樂堪和”，兩國正式建立了“朝貢貿易”。但次年四月，山東、遼東等地接連發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為惱火，恰好日本使臣前來祝賀朱棣冊封皇太子，朱棣便嚴厲申斥，要日本打擊海盜。足利義滿聞訊后，在國內大力“嚴打”，并派重兵全殲了對馬島上的倭寇“大本營”。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將倭寇頭領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處”。日本使臣在寧波海邊設鐵鍋，點火將這些倭寇“蒸殺之”，獲朱棣賞賜。從此時起至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中國沿海暫時風平浪靜。兩國之間官方的“朝貢貿易”也迅速發展，堪稱是明朝中日關系的“蜜月期”。

轉折從足利義滿病逝開始，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義滿病逝，繼任的室町幕府統治者足利義恃被朱棣冊封為“日本國王”，其后日本對倭寇的約束漸松，沿海地區倭患再起。永樂八年二月，倭寇擄掠浙江清南縣，朱棣譴使責問，足利義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國請罪。一年后，明朝使節王進出使日本，與室町幕府官員發生糾紛，險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絕日本前來“朝貢”，繼而倭患又生，永樂十三年倭寇犯山東，永樂十五年倭寇犯遼東，永樂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東南沿海守備森嚴，才未造成大禍。朱棣本人的態度也很寬容，經常將捕獲的倭寇放回，堅持要“懷之以德”，并于永樂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呂淵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義恃，命其“悔過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團來華道歉，聲稱倭寇是“無賴鼠竊，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許日本“朝貢”，但限令嚴格。

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領足利義教被明宣宗冊封為“日本國王”，再次在國內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寬了對日本朝貢的限制，從此時開始至嘉靖朝，兩國之間的官方貿易絡繹不絕，倭寇進犯雖時有發生，但一則明朝海防森嚴，二來日本國內此時打擊倭寇甚嚴，因此和平終是主流。

說到明朝初年，乃至終明一世的倭患，有個關鍵詞不得不提--朝貢貿易。

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幾次在明朝的壓力下主動捕殺倭寇，甚至送倭寇頭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僅僅是懼于大明強盛的國力，更有對“朝貢貿易”巨大利潤的垂涎。每次“朝貢”，大明不僅有豐厚的賞賜和回贈，而且其在中國購買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物品，倒賣到東南亞地區，轉眼就是10倍的利潤。朱棣時期，明朝屢屢以取消“朝貢貿易”相要挾，加上彼時明朝國力強盛，對朝貢的管制限令森嚴，沿海更囤積重兵，因此但凡大明“發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決”倭患問題，幾十年來屢試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卻起了變化。

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明政府對日本朝貢使團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時期，日本每次朝貢的人數、規模、攜帶貨物，都有嚴格的限制，但從宣德年間開始，管制逐漸松弛，日本使節經常夾帶私貨到中國販賣，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違禁品“武士刀”。有時候，使臣私自夾帶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貿易的貨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來也非常跋扈，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即發生過日本使臣在南京毆死平民的事，當時刑部要求嚴懲，朱棣最終“從寬”，只是讓日本方面賠償死者家屬千兩白銀。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發生了兩次日本使臣毆死中國商人的事，明宣宗僅發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臨清當地的指揮使譚敏，因勸解日本使臣莫要搶掠商旅，差點被日本使團圍毆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嚴令”，皆不敢管。事情報到明景泰皇帝處，景泰皇帝卻下旨寬大，最終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驛站因對飯菜不滿，竟當眾鞭打驛站官員。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濟寧鬧事，當場殺死商人3名。諸多“外交糾紛”，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開始，日本使團開始違反朱棣時代規定的每次朝貢“船不過三條，人數不過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團常攜帶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國軍隊，則出示“勘合”與之貿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則大肆搶掠，燒殺之后揚長而去。在與中國民間商人貿易時，更是強買強賣，有時甚至明搶。官方貿易時更張口要中國高價收購，一旦中國官員有所猶豫，他們立刻威脅說“若買賣不成，到時候大批倭寇殺到，搶掠貴國沿海，你負得了責嗎”？所以，大數時候，明朝方面選擇忍氣吞聲，花錢買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舊時常有倭寇騷擾，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明朝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襲浙江地區、攻破臺州、寧波、定海三衛，一路荼毒平民無數，尤其令人發指的是，他們抓到孕婦，皆用武士刀剖開孕婦肚腹，取出嬰孩挑在刺刀上為樂。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貢貿易”的100多年間，日本侵擾中國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這類日本“經貿代表團”。

明朝中前期雖有倭患，但終未如后來嘉靖朝那般釀成曠日持久的戰火。論原因，一則彼時日本還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其政府對于本國海盜尚能控制，為了中日貿易的經濟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國剿滅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中國東南沿海軍民們長久以來的浴血奮戰。

與明朝中期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將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將領們的聲名相比之下遜色很多，這主要是因為彼時明朝最大邊患不在海邊。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蘇州指揮副使王湛率軍“斬倭寇二百人”，是為大明抗倭戰爭的第一個勝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湯和屬下千戶李鼎率“輕舟三十條”，在浙江定海擊破倭寇水師，“奪大船三條，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擊敗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規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軍擊潰5次。之后的整個15世紀100年里，倭寇的大規模入侵有歷史記錄的達14次，被大明擊潰有10次，正是諸多官兵的浴血奮戰，保衛了彼時中國海疆邊民的平安。而這期間最著名的勝利，當屬發生在明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渦大捷。

，朱棣任命早年跟隨他南征北戰的親信劉江為遼東左都督，鎮守遼東廣寧衛備倭。

劉江，江蘇宿遷人，是早年跟隨朱棣參加“靖難之役”的親兵，朱棣北征阿魯臺時，曾親率騎兵沖擊阿魯臺后陣，“手刃敵人十余”，迫使阿魯臺大潰，可謂勇將。劉江到任后經過勘察，認定離金州70里的望海渦乃“咽喉之地”，遂在當地駐兵，嚴陣以待。他還“發動群眾”，招當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邊海域一帶乘小船布控偵查，嚴防倭寇入侵。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偵查到東南海域有火光，確認倭寇即將來襲，立刻調遣精兵在當地設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陸攻擊，劉江不為所動，派屬下徐剛埋伏于望海渦山下，另派百戶江隆率領他精心挑選的“健銳勇士”繞道敵后，約定“旗舉而伏起，聞炮鳴而奮擊”。不久倭寇進入伏擊圈，劉江命令鳴炮，繼而身先士卒奮勇沖殺，明軍伏兵大起，艱苦的戰斗從清晨打到黃昏 ，倭寇倉皇逃命到山下櫻桃堡內，企圖負隅頑抗，劉江嚴令部將不許攻擊？故意露出一個缺口，引誘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時截擊，終將倭寇大部殲滅，少數逃到海邊的倭寇，也被劉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師活捉，是役斬首1900余級，生擒數百人，2600名倭寇無一漏網。這是倭寇侵擾中國沿海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全軍覆沒”。捷報傳來，朱棣大為高興，封劉江為“廣寧伯”，賜名為劉榮。當地鄉民也自發為劉江修筑“真武廟”以表紀念。次年四月，劉江病逝，朱棣甚為悲痛，賜謚號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園南邊廣寧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遺址。

望海渦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戰爭里有重要意義，此戰后100年間，除了日本“經貿代表團”的貿易糾紛外，大規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規模大肆侵擾，應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