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蔣介石還陶醉在北伐勝利、“統一”的歡呼中，認為溥儀毫無實力可言，對他極不重視，但迫于輿論壓力，蔣介石還是下令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查辦此事，處理善后事宜，孫殿英派到北平來的一個師長也被扣押審查。溥儀滿以為很快就會破案并懲辦兇手，但是很長時間沒有下文。原來盜墓之后孫殿英也覺得事態嚴重，為了逃脫罪責，他四處打點，通過戴笠的關系，孫殿英將所盜物品中最為寶貴的九龍寶劍、夜明珠、翡翠西瓜、各色寶石等分送給了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等黨國要人。于是乎蔣介石表面聲言嚴辦，但并未認真處理，溥儀的發誓抗議、設靈祭祀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此案最終不了了之，孫殿英未受任何懲處。

蔣介石與溥儀，這兩位近現代史上的風云人物，雖然長期在政治舞臺上“同臺演出”，極盡呼風喚雨之能，現實中兩人卻是從未謀面、形同陌路，翻看各種史籍，即便是稗官野史，也從無半點兩人直接交往的蛛絲馬跡可尋。

倒是美國的《時代周刊》別開生面，在1936年2月24日的刊物上，將蔣介石與溥儀兩人的肖像并列于封面之上，再加上日本天皇和蘇聯的斯大林，稱之為遠東四大“元首”，認為這四個人是解決當時所謂遠東危機的關鍵人物，給歷史留下了有趣的一筆。事實上，蔣介石對溥儀這位末代皇帝的態度，有一個微妙的轉變過程，從不聞不問到敷衍搪塞，以至于欲拉攏利用，可謂一波三折，相當耐人尋味。

東陵盜墓事件，蔣介石不聞不問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廢止了《清室優待條件》，將剛滿19歲的溥儀逐出了紫禁城。在日本的策動下，溥儀輾轉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內的張園居住，掛起了“清室駐天津辦事處”的招牌，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小朝廷，用的還是宣統的年號。在張園，溥儀頻頻與一些別具野心的遺老遺少、軍閥政客密謀策劃，爭取恢復《清室優待條件》、重返紫禁城，企圖通過“復號還宮”進而實現復辟大清王朝的大計，而此時37歲的蔣介石正奉孫中山之命在廣州籌組黃埔軍官學校，在政治舞臺上僅僅算是嶄露頭角而已。

由于溥儀被逐出宮后，曾以“清室內務府”的名義致函孫中山，申訴“大清”“讓出政權”的作用，申訴《清室優待條件》的法律性，想讓孫先生說句話，恢復清室優待條件，遭到了孫中山嚴厲的駁斥，因此溥儀對當時勢力尚在廣東一隅的國民黨毫無好感可言。然而出乎溥儀的意料，僅僅不到4年的時間，蔣介石就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率軍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成為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正當溥儀被日本人“保護”在天津日租界里，淡出人們的視野之際，震驚中外的東陵盜墓事件發生了，使得溥儀被迫與他極不喜歡的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打了一次交道。

1928年7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的孫殿英以軍事演習為借口，對清東陵中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進行了盜掘，墓內大量的隨葬珠寶被洗劫一空。由于當時時局混亂、信息不暢，東陵被盜一個多月，一直不被外界所知。直到南京《中央日報》8月13日報道了“匪軍掘盜東陵的慘狀”，此事才轟動全國，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特大新聞。消息傳到張園，溥儀所受的刺激比當年被馮玉祥逼出紫禁城還要嚴重。他嚎啕大哭，立刻在張園為乾隆和慈禧搭起了靈堂，進行祭祀。溥儀跪在靈堂前，滿臉淚水向靈牌磕頭發誓：“列祖列宗在上，我發誓，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守靈期間溥儀席地而眠，還親自派載澤等皇族前往東陵重殮。眾人眼目所及，原來富麗堂皇的皇陵地宮內早已空空如也，殘破的棺木和碎衣爛衫扔滿一地，慈禧的尸體被扔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槨蓋上。當翻轉尸身時，遍體長滿白毛，口角處還有殘破。見此慘狀，載澤等無不痛心疾首，將慈禧及裕陵內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殮葬后掩埋了洞口，而后返回天津，向溥儀稟報東陵實情。悲痛過后，溥儀做出決定，以清室和遺老的名義向蔣介石和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以及各報館發出通電，要求懲辦孫殿英，要求當局賠修陵墓。

此時的蔣介石還陶醉在北伐勝利、“統一”的歡呼中，認為溥儀毫無實力可言，對他極不重視，但迫于輿論壓力，蔣介石還是下令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查辦此事，處理善后事宜，孫殿英派到北平來的一個師長也被扣押審查。溥儀滿以為很快就會破案并懲辦兇手，但是很長時間沒有下文。原來盜墓之后孫殿英也覺得事態嚴重，為了逃脫罪責，他四處打點，通過戴笠的關系，孫殿英將所盜物品中最為寶貴的九龍寶劍、夜明珠、翡翠西瓜、各色寶石等分送給了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等黨國要人。于是乎蔣介石表面聲言嚴辦，但并未認真處理，溥儀的發誓抗議、設靈祭祀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此案最終不了了之，孫殿英未受任何懲處。

不知道蔣介石后來是否意識到，他對東陵盜墓事件的處理方式，使得他失去了最好的一次爭取溥儀的機會。孫殿英盜掘了清皇陵卻可以逍遙法外，使得溥儀在震驚和羞愧之余，復辟、復仇的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同時溥儀也意識到蔣介石的勢力和地位已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軍閥，在這樣一個野心人物的統治下，自己的安全都難以確保，因此溥儀進一步加深了對日本人的幻想與依賴，為他以后叛國投敵的行為深深地埋下了伏筆。

九一八事變后，試圖勸阻溥儀出關

1931年日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占領了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3000萬同胞陷于日寇鐵蹄的蹂躪之下。由于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日本政府為了平息輿論，盡快實行殖民統治，急于在東北建立傀儡政權。為此，關東軍先后起草了《滿蒙問題解決方案》《中國問題處理方針綱要》等計劃，策劃在東北建立以溥儀為首的滿蒙“五族共和”體制的傀儡政權，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親自趕赴天津面見溥儀進行游說。

溥儀在自傳中曾回憶道，土肥原賢二“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說是只對付張學良一個人，說什么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又說什么，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土肥原賢二的這碗迷魂湯令溥儀興奮不止，開始秘密籌劃潛往東北的行動。

此時蔣介石也從各種公開及秘密渠道了解到溥儀的動向，為了挽留溥儀，蔣介石授意高友唐專程到天津進行勸阻。高友唐曾當過清朝官員，以遺老自居，是溥儀在天津張園的座上客，后來到南京投靠了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監察院委員。高友唐這次銜命而來，一見到溥儀就開出了國民政府條件：蔣介石愿意恢復《清室優待條件》，恢復溥儀帝號，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一筆整數，可由外國銀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希望選擇上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出洋也可以。總之，可以在東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選擇住居”。

然而溥儀早已不對國民政府抱任何信心，他覺得“蔣介石根本不講信義，專門欺軟怕硬，因為怕日本人，現在看見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條件都答應下來，等我離開了日本人，大概就該收拾我了……蔣介石再對我好，他能把江山讓給我嗎”。他寧愿相信了日本人的所謂“諾言”，決定回到“祖宗發祥的地方”，“領導”那個日本人即將為他建立的“國家”，對高友唐帶來的這些條件，包括他一度極力要求的恢復《清室優待條件》，現在溥儀也通通不屑一顧地加以拒絕，他甚至氣哼哼地表示，“國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瀆犯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現在是怕我出去丟蔣介石他們的人吧，這才想起來優待，我這個人是不受什么優待的”。高友唐碰了一鼻子灰，不死心又到北平向溥儀的七叔載濤進行游說，仍然是毫無結果。

除了高友唐以外，國民政府還試圖通過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做溥儀的游說工作。九一八事變后，莊士敦代表英國外交部來中國辦理歸還威海衛等遺留問題，在離華回國途中，分別受到張學良、宋子文的接見，他們希望莊士敦說服溥儀放棄滿洲的計劃，但莊士敦同樣對國民政府持不信任態度，直接拒絕幫忙。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軍人的武裝護衛下，溥儀離開天津潛往東北，到長春就任偽滿洲國“執政”，走上了叛國之路。據此，1932年3月12日，中華民國正式發布了對溥儀的逮捕令。

蔣介石眼中溥儀的“剩余價值”

1934年溥儀又從偽滿“執政”搖身一變，當上了所謂“滿洲帝國”的皇帝，改年號為“康德”，在叛國投敵道路上越走越遠，與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禮，蔣介石此時似乎對溥儀開始另眼相看了，在設計的對日方案中給溥儀留了一席之地，現存臺灣“國史館”的蔣介石特交檔案中就有這樣的一組記錄。

1940年夏，法國在歐洲已經敗降、英倫三島保衛戰戰事正酣，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推行“南進”政策，準備策劃更大的軍事冒險，因此想盡快解決中國問題，故而通過各種渠道向重慶的蔣介石提出愿意撤兵議和的信息。由于此時中國獲取國際援助的印支通道和滇緬路陸續被切斷，中國抗戰處于困難時期，蔣介石便動了一試和議的念頭，派遣時任《大公報》總編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張季鸞赴香港活動，準備與日方進行接觸，在為張季鸞準備的各種材料中，有一份《處理敵我關系之基本綱領》尤為重要，其中提到了將日本人和溥儀區別對待，扶助溥儀的偽滿政權擺脫日本控制的設想。《綱領》甚至還設計出一個分兩步走的方案：“第一步使取得滿洲內政自治之政權，使該地漢滿蒙人民先脫離被占領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與溥儀直接協商，先求得一過渡的解決辦法，而最后完全復歸于中國”。蔣介石為解決東北問題，竟然打起了毫無自由、形同木偶的溥儀的主意，在今天看來實在匪夷所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8月17日，溥儀在沈陽準備逃亡時被蘇聯紅軍俘虜，作為戰犯被帶到蘇聯。溥儀在蘇聯西伯利亞拘留期間，在生活上享受優待，還配有醫生、護士，為他檢查身體和治病。在溥儀看來，蘇聯主要是要嚴懲日本戰犯，不會對他怎么樣，同時溥儀也擔心以后會落到蔣介石政府手中，遭到陳公博、周佛海那樣的下場，因此便萌生了一個計劃，先設法在蘇聯留下來，再伺機從蘇聯逃往英美去做寓公。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溥儀除了多次口頭向蘇方提出申請以外，還給蘇聯政府與斯大林寫信，申請準許他永遠留在蘇聯。

1946年，溥儀存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出庭作證，偽滿洲國的“皇帝”出庭，一時間成為世界各主要媒體的頭條新聞，蔣介石似乎又看到了溥儀的一點“剩余價值”，南京國民政府官員奉命發表談話稱，溥儀在東京出庭作證后將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審。1946年至1948年間，南京國民政府五次照會蘇聯政府，要求交還溥儀，“以便對他繩之以法”。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吳國禎也很樂觀地向記者表示：“偽滿傀儡溥儀，已被蘇聯當局拘捕，即將移交中國方面，因彼為戰爭罪犯也。”

南京的《中央日報》同期曾以“傀儡溥儀將交我國”為題做了報道。爾后還曾有一條短訊報道說：“中國希望引渡溥儀，蘇方并已一度允諾。然目前復予保留，這顯然是作為討價還價的依據。”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在日記中也記載了1946年3月7日蘇聯駐華大使來訪，想以溥儀作為當時蘇聯撤兵東北和中蘇經濟合作會談中的一個籌碼。面對國民政府的引渡請求，蘇聯考慮自身利益，未置可否，西方的一些人士據此揣測認為，蘇聯拒絕引渡溥儀，是準備將來把他送回東北，用于成立親蘇的“緩沖國”，就像日本人利用溥儀一樣，以“避免美國人和中國人利用溥儀來搞反對蘇聯的挑撥離間活動”。

時間到了1949年，蔣介石在解放戰爭中損兵折將、節節敗退，早已焦頭爛額，再也沒有精力去“關心”關押在蘇聯西伯利亞的末代皇帝溥儀了。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再拘留溥儀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了，經最高當局批準，蘇聯內務部于1950年8月1日將溥儀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處理，后于1959年獲得特赦，至此溥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也結束了他與蔣介石二十多年的恩怨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