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矯詔篡位“改十為于”，是清史中最廣為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說的是：“圣祖皇帝(指康熙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將十字改為于字。”雍正非法繼位之傳言，以此最具代表性，但很遺憾，早就被爭辯對手輕而易舉地駁倒了。今天我們舊話重提，無意發起又一輪爭辯，而是想借此探討一下，“道理”與“實際”之間，有時會有怎樣的背離。

“于”還是“於”？

辯駁“改十為于”不成立的第一條理由是：“于”字在當時應寫成繁體的“於”，“改十為于”的說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從“道理”上看，這不可謂不充分。“改十為于”內中之義，無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遺詔，那能不能換個問法：康熙帝到底使用“于”還是“於”呢？康熙帝確實使用“於”字，下面是一個例子，在江西巡撫郎廷極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折中，康熙帝有親筆朱批：“凡地方大小事關於民情者，必須奏聞才是。近來南方盜案頗多，不可不細心察訪。”

但康熙帝也寫“于”字的，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折上有朱批：“巡撫宋犖，朕南巡二次，謹慎小心，特賜御草書扇二柄。賜李煦扇一柄。爾即傳于宋犖，不用寫本謝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與爾奏。”應該用“於”的地方，卻分明寫成了“于”。還有“與爾”也是用的今天所謂的簡化字。那么面對著這一不合理的“于”字，臣下如何反應？李煦將皇帝旨意傳達給身為江寧巡撫的宋犖，宋犖上折謝恩，他在奏折中重抄了上述部分朱批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中的“與爾”兩字是用繁體字寫成，但“于”字并沒有使用繁體字的“於”。這充分表明，宋犖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規范”的“于”字的寫法。

宋犖是以這種獨特的抄寫方式，質疑朱批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嗎？根本不是。看看他對于兩把御賜書扇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仰見我皇上詩兼風雅，書駕鐘王(指鐘繇、王羲之)，臣什襲珍藏，世世永寶。”他絲毫不懷疑不“規范”的帶“于”字朱批。其實，這“規范”只是我們今天的規范罷了，實在是替古人瞎操心。曾有人推測，康熙帝有可能寫“于”，現在終于“發現”了實例，一個足矣！我們能夠說，僅就“于”字而言，如果康熙帝真有遺詔，如果雍正帝真的將“傳位十四阿哥(或皇子)”，改為“傳位于四阿哥(或皇子)”并公之于眾，那么，臣下是不會以“一字之差”否認這份詔書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的。因此，以清代詔書中“于”與“於”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改十為于”說，不能成立。

必須稱“皇四子”“皇十四子”嗎？

判定“改十為于”不成立的第二條理由是，傳位詔書這樣的重要文件，清代必須用“皇四子”“皇十四子”此類書寫格式。若“改十為于”，就成了“傳位皇于四子”(此時“于”的繁簡問題不再重要)，這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皇幾子”格式的說法，有強有力的證據，如雍正帝所頒行的康熙帝遺詔中說：“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還有道光帝的親筆秘密立儲詔書：“皇四子奕詝立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為親王。”以上這些原件具在，言之鑿鑿。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一句：那時必須要用“皇幾子”的書寫格式嗎？

順治帝的傳位遺詔是這么寫的：“朕子玄燁……即皇帝位”。康熙時的冊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礽以冊寶，立為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太子允礽時，“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為親王”——這些重要文件都沒有用“皇幾子”的格式。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頒行康熙帝遺詔，四天后即二十日頒行雍正帝登極詔書。登極詔書的原件迄今未見，《清世宗御制文集》收錄的版本說：“……惟我國家受天綏佑，圣祖、神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齡建立，深為圣慈鐘愛……”這里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諭內閣》所收該詔書如是寫道：“……惟我國家受天綏佑，太祖、太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為圣慈鐘愛……”

同一份詔書的不同抄錄版本，“二皇子”寫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來，十一月二十日的詔書，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議定康熙帝的廟號為“圣祖”。如此一來，詔書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后人看了肯定會莫名其妙，以為說的都是康熙帝。后來雍正君臣在編纂以往上諭時，對此做了必要的改動，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時也將“二皇子”改為“皇二子”。乾隆時篡修《清世宗實錄》采用的是改動后的詔書，也成為了最常見、通用的版本。康熙帝傳位遺詔和雍正帝登極詔書，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繼頒布，上述書寫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說明了康熙帝傳位之際，“皇子”的書寫并無固定格式。冊封、傳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幾子”格式用法，應是雍正以后才確定的。

也正是因為當時沒有固定的稱呼格式，才會有更多的傳言。朝鮮人記載說：康熙帝在暢春苑臨終時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后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后來索性有了矯詔篡位的另一種版本：改“十”為“第”。民國時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滿清外史》說：康熙帝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承大統。”雍正帝改“十”字為“第”字。以“皇幾子”的書寫格式為據，反對“改十為于”說，實際上是受到了后世官方文件書寫的影響，以此作為判定較早期的康熙帝傳位書寫的標準，這是時空倒置，不足為憑。

是書面遺詔，還是臨終遺言？

第三種反對意見認為，遺詔這么重要的文件，康熙時不可能只有漢文，也須有滿文，或首先應是滿文；即便漢文改了，滿文的內容也難以篡改，絕不像改漢字“十”為“于”那么簡單。對于“改十為于”說，此乃釜底抽薪的一擊。問題復雜，無法細辯，只是想指出，此說法同上面的一樣，都過于講求“道理”，而忘了“實際”。反對“改十為于”矯詔篡立說的，恰恰與他們的論敵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認為確實存在康熙帝的遺詔。這里所說的遺詔不是指前面引述過的，雍正帝即位后公之于天下的康熙帝遺詔(此遺詔是在康熙帝去世后制作的)，而是指康熙帝臨終前的遺詔，且它必須是書面遺詔，否則何談篡改？

但真有這樣一份遺詔嗎？雍正帝第一次談到他繼位的情況，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儲之時。他說得很簡單：“我圣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在“倉促”“一言”的氛圍中，分明不會有什么書面遺詔。第二年，雍正帝又說：“前歲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后，方宣旨于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說：“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親自頒行的《大義覺迷錄》一書中為自己繼位辯解時，還是如此立場，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臨終遺言，是口頭遺詔，而沒有書面遺詔。

這不是偏聽雍正帝一面之詞。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對于這句話的意思，后世眾說不一，但沒有人否認隆科多是康熙帝臨終皇位授受的見證人。“白帝城受命”與上面雍正帝所說的場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傳位，只有臨終遺言，沒有書面遺詔。“改十為于”只是謠言，乃爭奪皇位失勢的皇子身邊的太監所編造，目的在于泄私忿。而歷來此說的反駁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與被反駁者一樣，從一開始就遠離了“實際”，因為沒有書面遺詔，那些關于詔書的種種“道理”，統統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