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贊譽孔祥熙對抗戰“貢獻為最大”

在民國政客中，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財政部長等職的孔祥熙，其政聲輿論，實可謂“臭名昭著”。然當1967年8月孔氏病逝時，偏據臺灣一隅的蔣介石，卻親撰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贊譽其在“國家環境最為險惡，與軍民生計最感困窘之際”臨危受命，“卒能沉著籌維，屢使革命大業轉危為安，抗戰軍事轉敗為勝。”

《事略》并概括孔氏之歷史功勛有四：“其一、為統一全國幣制。其二、為統一各省財政。其三、為維護教育經費。其四、為充實軍隊餉糧。”

蔣氏尤其感念孔祥熙為抗戰勝利所做之努力。《事略》并分抗戰前、抗戰中兩個階段，分別陳述。前者，蔣氏以交通建設為例，贊譽孔氏在抗戰準備方面，“貢獻為最大”：

“依照當時所定戰略方針與經濟政策，籌撥鐵路公路建設經費為第一，在日本軍閥向我大陸侵略之前，(孔庸之)協同交通等部，將粵漢鐵路、浙贛鐵路、湘桂黔鐵路，以及隴海鐵路——由河南觀音堂至西安之線，如期完成;另并籌建成賓等重要干路，以及西南之粵、桂、湘、贛、黔、滇與西北之豫、陜、甘、晉、綏、寧、青，暨隴新各公路，均依照戰略交通計劃，一一完成，其對于抗戰成敗關系之大，尤足稱道，……當時我政府決策，對日本軍閥之戰略，舍棄由北向南，而決取由東向西之計劃，使敵人在我大陸，不得不深陷泥淖，達八年之久，而無法僥幸得逞，并使我國以時間換空間，積小勝為大勝之戰略，獲得最后勝利者，實當時主持行政與財經責任之庸之先生之貢獻為最大。”

后者，蔣氏高度肯定孔氏在抗戰期間努力維系軍需供給之艱難，譽之為多難至危時刻的“興國”、“治國”之才：

“當日本軍閥侵華之初，沿海各港口皆被敵人封閉，我國陸海交通與貿易與國外完全斷絕，迨至民國三十一年太平洋戰爭既啟之后，國際交通路線仍在封鎖之中，而我前方軍需，后方民生，皆無匱竭之虞，更為其對國家貢獻最堪紀錄之時期，所謂‘興國者必于多難之時，治國者必于至危之地’，先生實足以當之。”

蔣還認為，孔祥熙被迫辭職，是國民黨敗退臺灣的重要原因

對孔祥熙在抗戰結束后，受到輿論鋪天蓋地的攻擊而被迫辭職一事，蔣氏深感遺憾，視之為國民黨丟失大陸的一大重要原因：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企圖推倒我國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財經當局……，于是其(輿論)矛頭乃集中于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無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辭職之一途。……然當其辭職以后，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①

終蔣氏畢生，能獲其親寫悼文之殊榮者，僅孔祥熙與戴笠兩人而已。以孔氏政聲之惡劣，而蔣氏不憚于輿論壓力，公開發表如此盛贊之悼文，且于悼文內質問國人：“其為貪污乎？其為清廉乎？其為無能乎？其為有能乎？”并宣稱：“先生一身之進退，對國家之安危，其關系之重大如此！當此蓋棺論定之際，世人與歷史，自有其公正之論斷。”不難揣見，悼文所寫，句句乃是蔣氏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對孔祥熙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的切實認知。

蔣氏之言，亦確有部分史實基礎，以抗戰期間軍費之籌措為例，1939年全年財政預算，支出需28萬萬元，而收入只有2.9萬萬元，缺額全需由孔祥熙籌措到位，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②因是之故，當傅斯年于1939年攻擊孔祥熙時，胡適卻竭力勸說傅斯年不要如此，理由是搞掉孔祥熙，其他人上臺接手行政院長，國勢會糟糕得多，并以在美爭取貸款頗有成效的陳光甫一干人等為例，認為除孔祥熙外，他人均不能用人如此得心應手。末了，胡適質問傅斯年：

“當此和戰未決之局，若行政院長為精衛，其結果如何？若汪長政院而兼外長，其結果如何？若政院為宋子文，其結果如何？若為孫哲生，其結果又如何？”③

盡管如此，將孔祥熙盛譽為抗戰第一功臣，亦僅系蔣氏個人之看法，并非公論。不過，由此當不難窺見蔣氏去臺后，總結丟失大陸之教訓時的基本思路。

注釋：

①蔣介石：《孔庸之先生事略》，轉引自：郭榮年：《民國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譜》，(臺) 商務印書館1981，P240-245。②諶旭彬：《“極密”報告披露抗戰財政之苦》，《短史記》第52期。③王汎森等/整理：《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