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既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又是恩怨難解的歷史冤家。中古以來，中日兩國間無論是政府或民間的糾緾就一直沒有消停過。如今，日本公然叫囂要對釣魚島進行所謂“國有化”。我國政府明確表態，這是非法的，釣魚島的中國主權是不容置疑的。在這些歷史的斗爭中，明代徽州績溪龍川的胡宗憲，為中華古國的領土完整，東南沿海百姓的生活安康，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胡宗憲(1512-1565)，字汝貞，號梅林，江南徽州府績溪縣龍川村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授山東益都令，屢決懸案，平反冤獄，獲朝延嘉獎，晉三級。后任杭州知府，修整西湖，擴建岳墳。嘉靖三十二年，歙人汪直、徐海、陳東等據島作亂，煽引倭寇騷擾東南沿海，致使閩、奧、浙、蘇、贛、皖等地百姓慘遭荼毒，民不聊生。嘉靖三十四年，明廷任命胡宗憲擔任浙江巡按御史，隨即提為總督，總制東南七省軍務，領導抗倭滅冠。胡宗憲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征明、鄭若曾等為幕僚，參賛軍務;以俞大猷，戚繼光、盧鏜為大將，制定“攻謀為上，角力為下”，和“剿撫兼施，分化瓦解”策略，轉戰江、浙、閩、贛，每役躬擐甲胄，指授方略。至明嘉靖三十六年，計斬徐海，俘陳東、降汪直，斷倭寇之內應，東征西討，終于彌平倭患，使東南百姓重新過上安定的生活。

胡宗憲以平倭戰功顯著，屢獲殊榮，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并加少保銜。嘉靖四十年，因南京給事中陸風鳳儀彈劾胡宗憲為“嚴(嵩)黨”而入獄。明世宗對群臣說“宗憲非嚴黨，朕拔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為群邪所嫉”。于是獲釋。第二年，御史汪汝正以宗憲付嚴嵩之子嚴世蕃手書中有“自擬圣旨”罪再次彈劾胡宗憲，又重新下獄。在獄中，胡宗憲憤然上書數千言，發出“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云”的慨嘆。世宗憐之，久未定其罪。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瘦死獄中。隆慶六年(1572)宗憲案得以昭雪，并錄平倭功勛。萬歷十七年(1589)胡宗憲孫胡燈奏準，御賜葬故里龍川之天馬山，謚號襄懋，備極哀榮。

胡宗憲本為進士出身，雖系抗倭著名統帥，實乃一代儒將。他在抗倭之戎馬倥傯中，著作甚豐，有《三巡奏議》、《督撫奏議》、《忠敬堂江錄》等，特別是有鑒于當時抗倭斗爭需要和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航海必須，精心組織鄭若曾等一干幕僚，主持編纂的《籌海圖編》一書，對于中國海防史尤其是釣魚島主權的明確標注，意義巨大深遠，成為后代中國海防和主權歷史的圭臬。

關于《籌海圖編》，《明史》和《清史稿》均說是胡宗憲纂輯，績溪縣圖書館藏本明天啟版《籌海圖編》亦注明為胡宗憲纂輯，清康熙朝還有一個重刻版本的《籌海圖編》，主纂者是鄭若曾，亦即胡宗憲的幕僚是也。

鄭若曾(1503-1570)，字伯魯，江蘇昆山人，少師岳父魏校，后從師于明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王守仁，并經常和歸有光、唐順之等人相互切磋學習。明嘉靖十五年(1536)，以貢生入國子監讀書，嘉靖十九年在北京應順天鄉試，未中。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劫掠東南沿海，鄭若曾以《殄倭方略》密陳總督胡宗憲，被招聘入幕，參賛軍務。他偵知倭寇不熟悉地理環境，是通倭的內奸帶領他們劫掠的。于是命人偽裝內奸，擊退倭寇，論功而授世襲錦衣衛官員，但他力辭不受，又薦修國史，也不就。他有感于當時的抗倭將領，經常在不明敵情的情況下，冒然用兵，以致兵敗。于是多方收集資料，詢問熟悉日本國情的人，調查倭寇情況，參互考訂，分別于嘉靖四十年、四十一年纂輯成《日本圖纂》和《籌海圖編》。后又著有《萬里海防圖論》、《江防圖考》、《朝鮮圖說》、《琉球圖說》、《安南圖說》等，為明清研究海防和海外貿易交通的權威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尤以《籌海圖編》對后影響最大，意義殊深。該書共13卷，記載了明代抵御倭寇事跡，以嘉靖時為重點，上溯明和及明以前中日交通情況。首列沿海和日本地圖，日本事略;繼以分省御倭事宜，并列年表、寇蹤圖譜;再次記述重大戰役及遇難者事跡，而終以兵略。對于用兵、城守、剿撫、互市等，均予以詳細記載，還附有沿海布防、形勢、武裝等詳圖。其中《福七·卷十九》圖中左上角明確標出了中國主權島嶼“釣魚嶼”，即釣魚島。并在“福州琉球針路”中明確指出：“從福州外港梅花開船，向東南取小琉球(即臺灣)方向，夸北過雞籠嶼(基隆嶼即基隆島)、彭嘉山后向東取釣魚嶼(即釣魚島)、赤坎嶼方向，再到古朱山，然后抵達大琉球，在那霸泊船”。

鄭若曾在《籌海圖編》自序中說：“壬子以來，倭之變極矣，久乃得今少保梅林(即胡宗憲)公，祇承天威，殫慮紆策，元兇授馘，余黨底平。當變之始作也，蒞事者欲按往跡，便地利，偵鼫技，以圖萬全事功，而記載蔑如，天所從得，僅有日本考略，而掛纖漏巨，無關成敗，咸以為恨。荊州唐公順之謂予宜有所述，毋令后人之恨今也。稿未半，荊州不逮，隴池王公道行，顧予旅舍，困命成之。會少保公征辟賛畫，參與機宜，且獲從幕下諸文武士聞所未聞，越數月而書竣事……是編也，肇意于荊州，玉成于龍池，而少保公實厘正之。其翼而輔之者，則柏泉胡公，晴江杜公拯，中方范公惟一，婁江唐公愛，洋山凌公云翼，二華唐公樞，允齋嚴公中，鹿門茅公坤，翔海載公沖霄，松坡黎公秀，南塘戚公繼光，山南蔡君汝蘭，九河俞君獻可。考核地理，搜羅志史，則吾兒應龍一鸞。傾發宛委，商訂義例，則丹陽邵君芳之力居多，邵君有經濟之負，隱而未試，少保公所器重而賓禮者，因面命而得其相切磋云。”因此，可以認定，《籌海圖編》是一部集眾人之大成的著作，胡宗憲是組織領導并具體進行編審即“厘正”工作，鄭若曾是執行編纂人，這有如現在的執行主編，而胡宗憲則是編輯《籌海圖編》的組織領導人，是編審和出版人。因此，后人說《籌海圖編》為胡宗憲所輯議，似不為過。《籌海圖編》第一次在福建海防備上明確標注釣魚島方位，胡宗憲就是將釣魚島劃歸中國領土的第一人。

而釣魚島，自古以來即是中國領土，我國有關釣魚島的最早文獻出自明永樂元年(1403)的《順風相送》一書，稱該島為“釣魚嶼”。它是我國最東部的島嶼，由11個無人島組成，包括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大北小島、大南小島等。具體地理位置在臺灣省東北，距離基隆港(即前文之雞籠嶼)約190公里，距日本沖繩島西南約420公里。釣魚諸島總面積約5平方公里，島嶼周圍的海域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于5個臺灣本島面積。自明永樂以后，各類文獻及官方輿圖均采用“釣魚嶼”名稱，可見于明嘉十三年(1534)第十一次冊封使陳侃所著《使琉球錄》，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憲、鄭若曾等編纂的《籌海圖編》，乾隆三十二年(1767)欽命繪制的《坤輿全圖》(該圖使用閩語發音，稱為好魚須，即釣魚嶼)。臺灣則沿用“釣魚臺”名稱至今，大陸現在則稱“釣魚島”，有時也用“釣魚臺”名稱。據鞠德源先生《釣魚島正名》記載：“早在春秋戰國時代，”釣魚島列嶼就已被中國先民發現，與海山列島一起稱為“列姑射”。隋朝時，正式給包含在列姑射中的釣魚島一個名字叫“高華嶼”，這是釣魚島最原始的命名。

作為臺灣島的附屬島嶼，歷史上釣魚島還有過其它不少名稱，如“高英嶼、釣魚山、花鳥山、魚嶼、釣魚臺”等。隋、唐、宋、元、明、清六朝，福建與廣東均掌握至琉球和通往日本列島的航海針路，并對我國沿海的海山島嶼完成島名核定，載入各種海防圖籍文獻，繪入海山沙輿圖之內。尤其是元、明、清三朝經營中國東海島嶼主權領土疆域所記錄下來的島嶼名稱，是具有權威性并獨具中華特征的法定的主權領土標志。賈宇先生《國際法視野的中日釣魚島爭端》一文指出，根據國際法，中國通過先占取得了釣魚島的主權。釣魚島在南宋時即由福建泉州管轄。南宋乾道年間，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派駐水師，遣將分屯各島，臺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在軍事上隸屬澎湖統轄，行政上則由福建泉州的管轄。

在光緒十九年(1893)10月，即甲午戰爭前一年，慈禧太后下詔，將釣魚島賞賜給當時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作采藥用地。慈禧的詔書中寫道：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據奏，原料藥材采自臺灣海外釣魚島，靈藥產于海上，功效殊于中土。知悉該卿家世設藥局，施診給藥，救濟貧病，殊堪嘉許。即將釣魚臺、黃尾嶼、赤嶼三島賞給鑒宣懷為產業，供采藥之用。

2010年12月30日，在北京的一場慈善拍賣會上，一件晚清冊封使錢梅溪《冊封琉球國記略》手抄本，以1325萬元的天價拍出，震驚海內外，其主要原因是該手抄本記載了1808年清代文學家沈復經釣魚島赴琉球途中的所見所聞，對釣魚島附近海域的描寫清晰地勾勒出當時中國國界的釣魚島段，比日本宣稱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該島的時間早76年，此件被普遍認為是古代名人親筆記錄釣魚島為中國固有領土的孤本墨跡，是證明中國釣魚島的鐵證。（來自畢青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