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又稱《國策》，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經典著作。中國歷史上的“春秋”之稱，是從當時魯國編年史《春秋》一書而得名的。“戰國”一詞，雖然在戰國時代已有，但只是用來指稱當時的七大強國。不過漢人也有稱戰國的，如劉向。又因為《戰國策》經過西漢劉向的整理命名之后，“戰國”作為繼春秋之后一個時代的名稱，遂為后代學者所共認。《戰國策》在未經整理校定之前，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名稱。整理校定之前，《戰國策》卷帙頗為混亂，文字錯訛甚多。西漢劉向就中秘所藏之書，以國分別，以時相次，去其重復，校成定本，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合為三十三篇，定名為《戰國策》。

《戰國策》是一部史書，但卻不是一部信史。它雖是分國記事，但不像《左傳》那樣按照編年的次序記載歷史，與其說它是一部國別史，毋寧說它是一部記錄戰國時代縱橫家游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謀智變斗爭故事的匯編。不過，盡管《戰國策》非信史，這部奇書卻為我們描繪出戰國時代縱橫捭闔的時代風貌與瑰麗恣肆的人文精神。

與《左傳》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完全不同的是，《戰國策》展現了縱橫策士全新的、“獨創的”縱橫策士的思想，洋溢著鮮明的時代氣息。

《戰國策》里首先高唱著的是重士貴士的思想，在《齊策四》的《齊宣王見顏斶章》里，顏斶公開亮出了“士貴耳，王者不貴”的口號，對于傳統的“王者貴而士人賤”的觀念給予極大的沖擊。同樣的，策士王斗要見齊宣王，竟要齊宣王親自來迎接。（《齊策四》）“趨勢”還是“趨士”，成為檢驗士人與君王態度的標準。貴士、重士的思想觀念，不但是策士階層本身的存在與追求，也為一些思想敏銳的國君所接受。秦昭王見范睢，又是“屏左右”，又是“虛無人”，一而再地“跪而請”，禮節隆重，態度懇切，完全喪失了君王至高無上的尊嚴和威風（《秦策三》）。至于燕昭王，則筑黃金臺大規模地求士了。作者刻意突出士的重要作用，宣揚貴士重士的思想，體現了戰國時期對知識和士人的尊重。

其次是赤裸裸地宣揚重利輕義的價值觀與鄙視傳統的行為準則。戰國時期的縱橫策士，并非有始終如一的政治主張，當然更談不上信仰。縱橫之術，不過是他們獵取富貴功名的工具。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雖使出渾身解數而惠王不用。在秦國碰了一鼻子灰，蘇秦回到家里又受到家里人的冷落，此時他說的一句話，頗能揭示當時的心態：“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秦策—》）“求取卿相之尊”，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頑強進取的力量。蘇秦感嘆：“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盍可忽乎哉？”“勢位富貴”是他的最高理想。同樣的像張儀，盡管不斷受挫，但“舌在足矣”，支持他的也是要獵取“勢位富貴”。縱橫策士以追求富貴作為自己的理想，以有利可圖作為自己行動的準則，公開打出“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的旗幟。呂不韋以商人賈利的算計立秦異人，秦宣太后甚至以“髀加妾之身”“少有利焉”這樣粗俗的比喻，決定是否出兵救韓。這與儒家的“君子不言利”的價值取向相去甚遠。

與追逐功利思想緊密相聯的，是對禮義誠信的否定。《左傳》有濃厚的崇禮傾向，然而在《戰國策》中，作者鼓吹的是不擇手段追逐功利的人生哲學，什么禮義誠信，忠孝廉恥，都被摧毀得七零八落，絲毫無法規范士人們的行為。在戰國時代，禮義誠信受到冷落與鄙棄，已是很普遍的情況。蘇秦說秦失敗與說趙成功之后家人對他截然不同的態度，已足以說明在當時的一般家庭當中，維系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已不再是虛偽的孝悌禮義，而是功名富貴。戰國策士否定禮義，鄙棄傳統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崇尚的是權謀，是對背信棄義的無所謂。正如劉向所說是“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戰國策序錄》）。張儀以六百里地騙楚懷王之事，大家最為熟悉。同類的例子還不少。真正代表《戰國策》一書的主要傾向的，是以蘇秦、張儀等人為代表的縱橫家的思想。縱橫家的思想，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精神。無怪乎后人驚呼：“《戰國策》，叛經離道之書也。”（李夢陽《刻戰國策序》）

戰國的時代，是眾士如云唱大風的時代。《戰國策》真實地展現縱橫策士的風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蘇秦和張儀。蘇秦起于“草根”，不過“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他曾自稱為“東周之鄙人”。張儀也經歷過失敗的痛苦，和蘇秦一樣，有著堅忍不拔、頑強進取的精神。他們都是由失敗走向成功的縱橫家的英雄。多智善謀，或者說擅于“長短縱橫之術”，是戰國策士們最大的本領。智慧的運用，又轉化為具體的謀略與計策。范睢的“遠交近攻”的策略，馮諼為孟嘗君經營三窟，鄒忌諷齊威王納諫，不能不說是策士智謀的成功。甚至一位女子齊君王后，也能以“引椎擊破玉連環”的智慧擊碎秦王的挑釁。智慧的運用，在于深刻地把握種種矛盾的復雜關系，充分利用諸矛盾之間的交叉點與空隙，把握矛盾沖突中所產生的有利機制，利用矛盾，制裁他人。策士游說諸侯，要洞悉天下大勢，熟知各國的歷史和現狀，把握列國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與恩恩怨怨，還要準確掌握此時此地人主的心態，投其所好，才能成功。戰國是一個崇尚智慧的時代。智謀策略是策士的資本，反映了知識階層的智能與價值。作者大力崇尚智謀策略，與其重士貴士的思想傾向是相一致的，同樣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作者描繪了眾多奇智異策的詭譎多變與成功，無疑為策士這一人物群像增添了異彩。

再者，《戰國策》大量的展示了縱橫策士們鋪張揚厲的游說之詞，所謂“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清人章學誠語），其詞或披肝瀝膽、剖露心跡，或激揚磊落、感人肺腑，或侈陳厲害、危言聳聽，“沉而快，雄而雋”，氣勢充沛，如江河直下；文筆流麗酣暢，美妙動人，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策士們還好以寓言說事，所以《戰國策》多寓言故事，所謂“利口者以寓言為主”（《史通·言語》），這與諸子文章一樣，也是游說的需要。讀策士們的說辭，好像是專以口舌辭說取得成功。其實，他們都是通曉各國政治歷史，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雖然主張不同，但是只要迎合君王的需要，他們是足以充當“智庫”的。這就是在七雄紛爭的時代，縱橫捭闔的政治斗爭的需要和機遇，造就了他們的成功。

戰國的時代精神，還體現在另兩種人身上。一個是當時眼光敏銳的君王，一個是出身草根的行俠之士。在七國爭雄的背景下，君王們需要“智庫”，尋找“智庫”，納士是明智之舉。前面說的齊宣王、秦昭王、燕昭王，迎合了時代的要求。戰國又是一個變革的時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表面上看是一次軍事改革，本質上也是一場重大的政治改革，是一場移風易俗的大變革。趙武靈王改革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為了富國強兵、抵御外國外族的入侵。雖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但他用“時移則勢易”的辯證觀點，批判了那些因循守舊的保守派，向傳統習慣和保守思想宣戰。行俠之士的代表有荊軻、聶政、豫讓。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見義勇為，不畏強暴，重然諾，輕死生，敢于為反抗強暴而赴湯蹈火、壯烈犧牲。荊軻是一位反抗暴秦的英雄。在當時崇尚行俠的文化背景之中，荊軻是這些俠士的典型代表之一。聶政，出于感恩報德的動機，為嚴遂刺殺韓相國韓傀。豫讓則更為慘烈，漆身為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忍辱負重，行刺趙襄子。今天，我們并不提倡這些俠士“士為知己者死”的冒險行刺作風，但這就是戰國俠士的風神，這種為了正義為了報恩而獻身的壯舉，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成為傳統文化的一種精神。

《戰國策》的“叛經離道”，背離了儒家的價值觀和價值取向，一直為儒家正統觀念所鄙棄。宋代的曾鞏重校刊刻《戰國策》，并非為了弘揚這部名著，而是為了作為批判的箭靶。他認為戰國策士只知“論詐”、“言戰”，馳騁辯說，其所作所為完全有悖于先王之道與孔、孟之意，所以終至亡身滅國，“為世之禍”。刊刻是為了“放而絕之”，目的在于“明其說于天下”，“知其說之不可從”。明末的陸隴其，一方面認為“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又認為“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此書有大毒，要“去毒”。另一方面，《戰國策》作為“史料”而言，也的確存在著真贗雜糅、真偽參半而又年代不詳等問題，摻入不少“增飾非實”之辭，影響了后人史著的寫作，包括司馬遷的《史記》，也將錯就錯地引用《戰國策》史料的許多錯誤，因此為后代考文者所詬病。今人繆文遠《戰國策考辨》（中華書局出版）稱，今本《戰國策》中屬于擬托之作，竟有九十八篇之多。繆文遠之作，萃集眾家之說，分析判斷，旁通曲證，求其本真，堪稱辨偽的集大成著作，可以讓我們了解今本《戰國策》的真偽。今天讀者閱讀，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戰國策》（其后附有馬王堆出土帛書）。此外，繆文遠的《戰國策新校注》（巴蜀書社出版），何建章的《戰國策注釋》，在細致考辨的基礎上重新校注，都是值得細讀的著作。另外，一九七三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一種類似《戰國策》的帛書，共二十七章，一萬一千多字，這就是后來人們所稱的《戰國縱橫家書》。在這部《戰國縱橫家書》中，有十章見于《戰國策》，八章見于《史記》，有十六章不見于《戰國策》和《史記》。據考證，這大概是秦漢之際編輯的一種縱橫家言的選本，尤其保存了大量已經散佚的蘇秦游說資料，可以糾正有關蘇秦歷史的許多錯誤，也可以補充戰國時代的一些史料。拿它與《戰國策》對照而讀，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