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最搶人眼球的新聞無疑是ISIS肆虐造成的中東難民潮。這些難民不斷涌向西方的歐洲，搞得歐洲各國焦頭爛額、疲憊不堪。

但是歐洲并非是中東難民唯一的逃難目的地。在唐朝，有一位波斯王，在國家滅亡成為難民后，歷經(jīng)種種波折率領部眾前來中國，并最終于長安辭世。

薩珊波斯的滅亡

今天提起波斯，人們往往直接和現(xiàn)在的伊朗畫上等號。當代的伊朗和中國并非鄰國，兩國之間的交往也很難說得上有多么密切。在中國的伊朗人數(shù)量屈指可數(shù)，很難想象今天如果有伊朗人蒙難，會把地處遙遠、語言不通、文化迥異的中國當作是一個理想的逃難之地——伊朗人要想進入中國，要么得穿過動蕩不安的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要么得繞路中亞，和諸多斯坦國打交道。就算僥幸混入中國，高鼻深目又多信奉什葉派伊斯蘭教的伊朗人也和中國社會格格不入，適應起來困難重重。

那么，當年的波斯王又是為何選擇來中國呢？

如今不少人會哀嘆中國領土在近代屢遭削減，先后丟了外東北、外蒙古、新疆伊犁以西、江心坡等地。不過比起伊朗來說，中國人可說是太幸運了。

歷史上的伊朗諸帝國比現(xiàn)今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領土要廣袤得多。兩河地區(qū)、高加索山區(qū)、阿富汗和中亞地區(qū)都曾經(jīng)為伊朗所有。而文化上受到伊朗影響的區(qū)域就更大了。這些地方構成了所謂大伊朗地區(qū)。

也就是說，在古代，大伊朗地區(qū)的范圍直接抵達中國邊境，尤其在唐朝初期，屬于薩珊波斯的吐火羅斯坦(今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部分地區(qū))與唐朝的安西都護府(轄境在今新疆)地理位置上極為接近。同時，唐朝也積極參與中亞事務。

在公元7世紀前，薩珊波斯是西亞和中亞地區(qū)無可爭議的一霸。在羅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后，薩珊波斯更是長期與東羅馬戰(zhàn)戰(zhàn)和和，爭取西亞地區(qū)的統(tǒng)治權。

但是，隨著阿拉伯半島上的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的感召下開始對外進行軍事擴張，薩珊波斯碰上了一個更加強大、更加有威脅的敵人。此時薩珊波斯剛經(jīng)歷過一段爭位的混亂時期，國力大大削弱，國王伊嗣俟三世無力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從632年開始，薩珊波斯逐漸為阿拉伯軍隊蠶食，伊嗣俟三世無計可施，不斷東逃，最終在位于中亞的木祿城(今土庫曼斯坦馬雷附近)被殺。

波斯王子卑路斯

伊嗣俟三世被殺對波斯流亡者來說是個重大打擊，但是他的兩個兒子卑路斯和巴赫拉姆當時依然健在。在緊追不舍的阿拉伯人的壓力下，他們想出了向東方中國尋求援助的招數(shù)。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國力的高峰，碰上波斯王子請求幫忙的事，唐朝皇帝會如何處理呢？最終波斯王子的復國夢能否成功？

現(xiàn)在能看到的關于波斯王子落難中國的記錄主要來源于兩部官修正史《舊唐書》與《新唐書》。但是兩書的記載可是有相當差距的。

根據(jù)《舊唐書》，伊嗣候被突厥大首領驅逐到吐火羅，還沒到就被大食(阿拉伯)所殺。兒子卑路斯成功逃到吐火羅獲得庇護，并在龍朔元年請求唐朝出兵救援。唐朝派王名遠出使西域，分置州縣，將其所在的疾陵城設為波斯都督府，卑路斯為都督。咸亨年間，卑路斯親自來朝，高宗封其為右武衛(wèi)將軍。

儀鳳三年，高宗令裴行儉護送卑路斯回國為波斯王。但裴到了碎葉就返回了。卑路斯長期滯留吐火羅，并不斷受到大食侵擾，部眾逐漸離散。終于在景龍二年再次入朝，官拜左威衛(wèi)將軍，不久后在長安病逝。

而《新唐書》對于卑路斯的記載是這樣的：伊嗣俟智力不當，被大首領驅逐，出奔吐火羅并于半路被大食擊殺。卑路斯成功抵達吐火羅并遣使唐朝求援。高宗認為過遠無法援救拒絕出兵。卑路斯于龍朔初年再次求援，唐高宗派使者到西域分封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卑路斯為都督，很快被大食所滅。卑路斯于咸亨年間入朝，官拜右武衛(wèi)將軍，然后病逝。

之前他的兒子泥涅師在朝中當質子。調(diào)露元年，高宗下詔裴行儉護送泥涅師返回波斯為王，但裴行儉于碎葉返回。泥涅師因此滯留吐火羅二十年，部眾離散。在景龍初年再次來朝，授左威衛(wèi)將軍，隨后病死。波斯只留下了西部地區(qū)。

可以看出，雖然薩珊波斯是當時世界上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國，但并不為中國史家所重視。《舊唐書》和《新唐書》中甚至連薩珊波斯末王的名字都未能統(tǒng)一——《舊唐書》是伊嗣候，《新唐書》為伊嗣俟。以中古波斯語這個名字的實際發(fā)音Yazdākird來看，恐怕后者的轉寫相對準確，前者的“候”大約是由于謄抄較為生僻的“俟”字時形近致訛了。

關于波斯王子卑路斯國破家亡后的經(jīng)歷，《新唐書》和《舊唐書》的經(jīng)歷更有頗多抵牾之處。

《舊唐書》中，卑路斯先后兩次被高宗授職，第一次是右武衛(wèi)將軍，第二次是左威衛(wèi)將軍。《新唐書》中，卑路斯并沒有先后被授予右武衛(wèi)將軍和左威衛(wèi)將軍，當上左威衛(wèi)將軍的是他在唐朝宮廷當了質子的兒子泥涅師。同樣，客居吐火羅二十年的也是他兒子。以卑路斯的年齡推斷，《新唐書》的說法更加可信一些。

《新唐書》中“西部獨存”的說法更是荒唐不合常理——阿拉伯人正是從薩珊波斯的西面打來，將其吞沒的。波斯王子都被迫一路流落東土，所謂西部獨存顯然是不可能的。而作為卑路斯來華前最后落腳點的疾陵城，即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蘭季，也并非處在薩珊波斯的西部。

但無論如何，卑路斯在亡國后前來中國，并最終病卒于此是可以肯定的。

漫漫復國路

雖然唐高宗對前來求援的波斯使節(jié)頗多禮遇，但是畢竟波斯路遠，加之應付西突厥和吐蕃才是唐朝皇帝最關心的問題，因此所謂援助也多為象征性的。如卑路斯在疾陵城期間，唐朝封其為波斯都督，但并未對其提供任何軍事保護。以至于在公元674年，卑路斯由于大食的不斷侵逼被迫逃離中亞，身入中國。

然而卑路斯前來中國并非自愿，而是國家政權被篡奪后的無奈之舉，因此他在中國始終積極尋求復國。請援不利，卑路斯在中國也不會坐以待斃，唐高宗儀鳳二年(677年)，他就請求高宗皇帝在長安醴泉坊建起一座“波斯胡寺”。

波斯寺的建立可謂是卑路斯團結一切波斯流亡力量的一項嘗試。

薩珊波斯主要信仰祆教，即俗稱所謂拜火教。卑路斯作為王室成員和正統(tǒng)繼承人當然也不例外。但是波斯寺卻并非祆教的宗教場所。

所謂波斯寺雖然冠名波斯，但在初唐時主要是指作為基督教一支的景教的活動地點。這并非是中國人分不清景教和祆教——彼時中國主要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甚多，中國人對祆教較為熟悉，而祆教的活動場所被稱為祆祠。景教在中國反而是個新事物，因此雖然景教徒并非薩珊波斯主流，不過由于大多數(shù)中國景教徒仍然來自薩珊波斯地區(qū)，景教在中國人眼里仍然是一種波斯宗教，其活動場所也就叫波斯寺了。

隨同卑路斯來華的波斯貴族們雖然以祆教徒為主，但也不乏景教徒，而當時長安本就有旅居中國的波斯景教社團。甚至有說法認為卑路斯的夫人也是景教徒，也無怪乎卑路斯作為祆教徒要奏請建立波斯胡寺了。

只是卑路斯的諸多努力并沒有取得太多的成效。隨著卑路斯在長安辭世，復興波斯的角色轉移到了他兒子泥涅師頭上。

大概令波斯王子更加無奈的是，雖然在679年，唐朝任命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護送波斯王子回國復位，但實際上真實打算是攻打吐蕃和西突厥。也因此，當裴行儉行軍至碎葉城，成功平定西突厥后，就立碑凱旋，把波斯王子扔在了吐火羅。泥涅師靠著部眾在吐火羅斯坦死死撐了二十多年后，終于在708年逃回長安，自此波斯王子們的復國企圖徹底失敗。

盡管復國夢破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停留在中國的薩珊波斯貴族一方面逐漸和中國人融合，如改姓“李”等漢族大姓并積極入仕;另一方面又和中國人始終維持著區(qū)別。

根據(jù)西安出土的《蘇諒妻馬氏墓志》，一直到薩珊波斯入華兩百年后的晚唐咸通十五年(874年)，薩珊波斯遺民仍舊保留祆教信仰，甚至還能使用中古波斯文字婆羅缽文，所謂“蘇諒”和“馬氏”乍看像是中國人的名字，實際是對Sūrēn和Msī這樣的波斯名的巧妙翻譯。在整整兩個世紀后，波斯人仍然堅持使用自己的語言和名字。

今人恐怕很難揣摩當年在華薩珊波斯遺民的心態(tài)，在遙遠的異國他鄉(xiāng)，他們作為一個孤獨的小群體居住了很多代，適應了當?shù)氐?a href="http://m.hk-expo.cn/sh/"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生活，卻始終懷有波斯情結，沒有徹底融入中國。而后來來華經(jīng)商的波斯同胞不少卻已經(jīng)皈依了他們的敵人帶來的伊斯蘭教，更是與他們格格不入。大概最能與他們?nèi)〉霉缠Q的，還是印度的帕西人或者以色列建立前的猶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