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的“拐賣”一詞在中國古代法律里出現得很晚。至少從秦漢至元明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古代法律一直把使用暴力或詐欺手段剝奪他人自由、使之處于被奴役狀態的行為，稱之為“略人”，將出賣略得人口的行為叫做“略賣人”。

一律處死刑的時代

現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有關法律條文，是湖北張家山漢墓出土的西漢初年《盜律》，處刑極其嚴厲：只要有了“略人”的行為，無論是否已經出賣，都要處以“磔刑”（處死并肢解尸體）；知情收買之人“與同罪”；不知情收買及轉賣的，“黥為城旦舂”（毀容后男犯從事筑城、女犯從事舂米苦役），買者后來知情的，也要同樣處罰。另一條《捕律》規定，能夠告發“略人”犯罪的，政府獎賞黃金十兩。

史稱“漢承秦制”，那么西漢初年的這幾條法律，很可能直接來自于秦律，是法家提倡的嚴刑峻法政策的體現。顯然，“略賣人”被認定是極其嚴重侵害社會秩序的重罪。不過，如果“略人”后自己強娶為妻，被認為危害程度要低一些，因此規定于《雜律》，罪犯“斬左趾以為城旦”（砍去罪犯左腳的前腳掌后從事筑城苦役）。

由于古代社會長期存在奴隸制度，人口買賣是一樁公開的生意，存在廣大的“買方市場”，單靠死刑威懾，并不能消滅此類犯罪。

最著名的事例是漢初竇皇后（漢文帝皇后）的小弟弟竇廣國（字少君），他四五歲時就“為人所略賣”，家里到處尋找都找不到，先后被轉賣了十幾家主人。他曾經被賣在宜陽，為主人進山燒作炭，作業現場發生了山崩事故，當時在山坡下有一百多人全都死在了事故中，只有竇少君一個人得以逃脫。大難之后，竇少君又被轉賣，新的主人把他帶到了長安。聽說朝廷新立的竇皇后是觀津人，他還記得自己老家的縣名就是觀津，也還記得自己本姓。于是請人寫了文書，將小時候姐姐采桑時，自己爬到桑樹上摔下來的經歷作為驗證。竇皇后也還記得自己的這個小弟弟，招他進宮盤問，上演一雙姐弟抱頭痛哭相認的悲喜劇。

區分后果的法律規定

漢代以后的法律仍然一直將“略賣人”列于不得赦免的重罪之列，但強調按照“略賣”的行為后果分別處罰，不再采用如秦漢那樣簡單的“一刀切”處死刑的刑事政策，處刑也有所減輕。

最為典型的是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議》。其中的《盜律》“略人略賣人”條，明確“不和為略”（沒有經過雙方合意的就是“略”），而且10歲以下，即使本人表示愿意，也屬于“略”。除了直接的暴力脅迫外，“設方略”拘禁人身也屬于“略”。凡是略人作為奴婢的，處以絞刑；略人作為“部曲”（身份略高于奴婢的賤民）的，處以流三千里；略人作為妻妾子孫者，處以徒刑三年。另外，唐律又規定了“和誘”，就是以欺騙之類的手段獲取對方同意進行的人口買賣，處刑進一步減輕，“和同相賣為奴婢”，處流二千里；尚未售的，再減一等為徒刑三年。

唐律規定“奴婢賤人，律同畜產”，因此如果是“略賣”他人奴婢的，作為強盜罪處罰；“和誘”他人奴婢出賣的，“以竊盜論”，最高處刑流三千里。

如果是家長略賣卑幼為奴婢的，按照毆打卑幼的罪名處罰。卑幼親屬指弟、妹、子女、孫子女、侄子女、外孫、兒媳孫媳、堂兄弟妹，并謂本條殺不至死者。最高刑罰為徒三年。如果是“和誘”的，減一等處罰。

對于買方，唐律也規定得很詳細。如果是明知為“略”或者“和誘”而收買為部曲、奴婢的，比照賣方減罪一等處罰。比如賣方處以絞刑的，知情買方處流三千里。唐律還很細致地明確規定，輾轉轉賣的，買方知情仍然按照初買者一樣處罰。即便是初買者不知情，以后轉買者知情而不聲張的，仍然按照知情收買處罰。但如果明知是祖父母、父母賣子孫而收買的，卻要比照賣方加重一等處罰，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賣方作為家長，處罰已經得到減輕，賣方再減輕處罰，就大大降低了法律的威懾力，所以買方要罪加一等。

進一步減輕刑罰

唐律的有關規定很詳盡，在后世被長期沿用。不過唐律對于案件被害人數沒有什么特別的規定。對這個情節做出規定的，是元代的法律。《元史·刑法志》記載的元代法律，凡是“略賣良人為奴婢”，處杖一百零七下、流放邊遠地區；如果略賣二人以上為奴婢的，就要處死刑。略賣人為自己的妻妾子孫的，處杖一百零七下、徒三年。如果僅略而未出賣的，可以減一等處罰。如果是“和誘”的，還可以再減一等。

另外，元代法律還恢復鼓勵告發的措施，凡是能夠告發“略賣人”罪行的，每告發一個罪犯，告發者“給賞三十貫”，告發“和誘”的二十貫。賞金從罪犯抄家沒收的財產中支出，“略賣人”罪犯沒有財產的，就從知情買受方征收。能夠緝捕略賣人罪犯的政府衙役，也可以得到告發賞金的一半。

明朝建立后，統治者在立法原則上強調繼承唐律，并進一步減輕刑罰。《大明律·刑律·盜賊》規定：“略人”賣為奴婢的不再是死罪，不分首犯、從犯，都處杖一百、流三千里；略人為妻妾子孫的，處杖一百、徒三年。如果采用收養、過房之類名義轉賣良家子女的，按照略賣人罪處罰。如果是“和同相誘”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為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而且規定“被誘之人”也要減一等處罰，但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誘法”。

明代以前的法律都將奴婢定義視同“資財、畜產”，由此來規定略賣、和誘他人奴婢的罪名。但明律沒有這樣的定義，略賣和誘他人奴婢，比略賣、和誘良人減罪一等。

盡管《大明律》沒有沿襲元代法律按照被害人數量來定罪量刑的原則，但在明代后來的條例里，恢復了這一規定——“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略賣良人子女，不分是否巳經賣出，罪犯全部“發邊充軍”，如果略賣至三人以上、或者是再犯略賣人罪的，“用一百斤枷枷號一個月”后發“極邊”永遠充軍（世世代代在當地為軍戶），買方則仍然按照明律規定處罰。有意思的是，這條條例還規定，婦女犯此罪的，處罰其丈夫。丈夫不知情的才處罰婦女本人。另一條條例規定，要是將內地人口略賣到境外，就要處以絞刑，罪行發生地的長官也要處以革職、武官調“煙瘴地面”當差。

再次走向重刑

滿清入關后，全盤繼承了明律。但是在陸續發布的條例中逐漸加重對略賣人罪的處罰，并且開始使用“誘拐”、“拐帶”作為罪名，立法愈加細密而繁瑣。

順治、康熙年間，清朝廷先后頒布，最后在乾隆年間最終定型的條例，將誘拐婦女兒童作為死罪，無論是以“典賣”名義，無論是將被害人作為奴婢還是妻妾子孫，無論被害人本身是奴婢還是良民、無論是否已經成交，首犯都要處“絞監候”（監禁至由中央最高級官員參與的秋審來最終決定是否執行絞刑），從犯一律處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是使用“邪術迷拐”兒童的，首犯絞立決，從犯發極邊四千里充軍。如果是將誘拐的婦女兒童“開窯”（開設妓院）的，無論婦女兒童是良民還是奴婢，首犯處斬立決，從犯發黑龍江給披甲人（邊防軍人）為奴。

奇怪的是，清代條例一方面加重對于“略賣人”罪的處罰，另外又網開一面地允許在貴州進行公開合法的人口買賣。例如，雍正三年首次頒布，乾隆年間定型的條例規定：外省民人可以在貴州收買“窮民子女”，只要經過當地“官媒”的中介，地方官府在契約上蓋印證明，一次購買不超過四五人的，就可以帶往外省，以后允許的范圍擴大至云南。

這樣的政策引發了更多的犯罪，朝廷也就接連立法。比如規定，如果當地有誘拐本地兒童暗中售賣給外地民人的，就要按照誘拐條例處刑。專門結伙“指引捆拐、藏匿遞賣”的，就按照“開窯例”處刑，首犯斬立決，從犯充軍，知情窩藏者一律近邊充軍。如果是通過殺傷劫奪苗族婦女子女進行販賣的，無論是否出境、已賣未賣，按照強盜得贓律，不分首從全部梟首示眾（斬首后將首級懸掛于高處）。

除了地方性的立法外，清代條例還逐漸加重對于地方官府的處罰。地方官府對于收留迷失子女情況不報告、未能及時抓捕誘拐人犯的，當外地抓捕到人犯后，原案發地的官府捕快按照未能及時破獲強盜案件處罰。知情不捕捉誘拐人犯的，捕快按照罪犯處刑減一等處罰。各地方保甲也被賦予職責，見到“外來之人帶有幼童幼女行走、住宿，形跡可疑者”都有權盤問，發現嫌疑的要立刻報官。乾隆年間又規定，發現將內地人口販賣至海外的，不分首從杖一百、流三千里，當地文武官員“稽查不力”也要“交部分別議處”，有受贓的，要按受財枉法贓治罪。至同治光緒年間，再次加重“拐賣威逼”人口出洋罪行的處刑，只要“誘拐”已成，首犯處斬立決，從犯絞立決。

內在的矛盾

從秦漢法律重刑嚴禁、到唐宋元明法律分情節判刑，再到清朝的重新希望以死刑嚴禁，中國古代處罰拐帶罪走過了一個典型的“馬鞍形”。而在清朝法律中最為典型地暴露出這個馬鞍形過程的內在矛盾——在合法存在的人口買賣背景下，要禁絕“略人”、“拐帶”，使用任何一種刑罰力量都是無法做到的。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發生的“黎黃氏案”，就暴露了這個問題。當年，有個在四川任府經歷（正八品）的官員黎廷鈺去世后，其妻子黎黃氏帶了幼子黎炳鐸扶柩回廣東老家。因為黎廷鈺出身于四川經商的富商家庭，頗有財富，黎黃氏一行帶了15名婢女，細軟行李百余件。乘長江班輪途經上海時，在租界碼頭遭巡捕房巡捕拘捕，被認為是“拐匪”，押至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審訊。

會審公堂中方主審官關絅之很快審明黎黃氏并非拐匪，于是擬判暫押公堂的女班房候釋。但是，參加陪審的英國副領事德為門卻認定是“拐匪”案件，硬要將黎黃氏等押入西牢，并與關絅之爭吵，指揮西人巡捕撕破中方官員朝服，毆傷公堂差役，將黎黃氏等強押西牢。關絅之向上海道臺呈報詳情后，宣布“罷審”。此事引發群眾抗議，商民團體發出告同胞書，并通電外務部和商部，發起罷工、罷市，游行示威，遭巡捕房鎮壓，釀成血案。最后中外雙方通過談判達成了協議，黎黃氏被釋放。

這一事件暴露出清朝法律一方面嚴懲拐帶、一方面又允許人口買賣的弊病。第二年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周馥上“禁革買賣人口折”，建議禁止人口買賣。同年修律大臣沈家本又上《禁革買賣人口變通舊律議》。經過幾年的激烈討論，最后在1910年公布的《大清現行刑律》中禁止人口買賣，1911年公布的“新刑律”進一步確認，總算補上了清代以及中國古代法制的一個大漏洞。

總之，歷史經驗說明：第一，單靠死刑無法禁絕人口拐帶。第二，買方市場的存在，是嚴刑無法奏效的最重要因素。盡管采用了買受方同罪的處罰，但是利益驅動力仍然足以逾越刑罰的威懾。因此從買方市場入手，通過社會政策來解決買方市場問題才有刑罰的威懾力。第三，區分情節使用刑罰力量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需要嚴格執法，絕不網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