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紹興十年北伐的影響：

(1).岳飛抗旨繼續北進

宋高宗在紹興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飛收復西京的捷報前后，下詔書班師(因古代交通條件限制，此時岳飛郾城捷奏還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七月十八日，岳飛才收到這份班師詔，而在同一天，張憲戰于臨穎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敗逃，張憲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飛于當天發出一份奏章，“言辭激切”地反對班師。最能說明岳飛態度的是，他的大軍繼續向北挺進。

《金史》卷82《仆散渾坦傳》記載“與宋岳飛相據，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鄢陵”，金國將領仆散渾坦在鄢陵一帶與岳家軍的運糧隊遭遇。事實上，鄢陵在臨穎之北，也在潁昌府的東北方，而這一地帶已經被《金史》確認成岳飛軍的背后。對于輕騎兵來說，40公里也許說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鎮就在鄢陵以北約40公里，則岳飛大軍已經抵達朱仙鎮一帶，絕非虛言。

(2). 河北、河東、京東路的義軍

經營敵后抗金武裝是岳飛北上作戰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紹興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國受限于自己的野蠻落后，不僅無法有效經營所奪取的北宋領土，而且還強行推行奴隸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內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當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復國土這樣正義的事業中來。

金國不止野蠻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問題。紹興十年，為了和岳飛軍作戰，兀術從各地抽調人馬，如河北路的主簽軍完顏賽里就被招至前線，各路鎮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這時候各地義軍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勢。

在京東、京西路，岳家軍的忠義統制都取得重要勝利，并攻克占領了如永安軍、南城軍等地;

在河東路，忠義軍收復了十一州軍;

在河北路，眾多州縣的民眾起義，雖然《宋史》中僅記載了收復慶源府，但據《金史》記載可知，當時河北路的重鎮大名府也已經被忠義軍攻占。

在東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連這樣的基地都丟了，充分說明金兵喪失屬地的控制權，已漸漸日暮途窮的事實和義軍出色的作戰能力。

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后院不僅起火，且火勢熊熊。

而“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義軍英勇奮戰，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

(3).金兀術和黃龍府

雖然南宋有秦檜刪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輕、諱敗揚勝聞名。但是要印證岳飛軍在紹興十年北伐戰果的輝煌程度，最有說服力的直接證據卻是金兀術(即完顏宗弼)在岳飛撤軍這一關鍵時刻的表現。

金兀術(即完顏宗弼)率增援軍隊趕赴順昌，“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輕騎到順昌求救的時間，從東京到順昌的距離是五百多宋里，兀術的主力騎兵趕到的時間應在四五天左右。

岳飛自朱仙鎮后撤，曾“留軍五日”以保護和協助當地百姓向南撤退。而在一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敵軍騎兵追上，顯然是死路一條。

在岳飛撤退之時，兀術(即完顏宗弼)在做什么呢？

須知當時宋金雙方正處于交戰狀態。岳飛在班師南歸之前曾“留軍五日”再加上攜帶數萬百姓后的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只要兀術想追岳飛軍，他的時間是足夠充裕的。

而老于軍旅的兀術，在什么情況下才會不得不放棄這樣巨大的勝機呢？

事實上，不管是無力再戰還是不敢再戰，都說明了兀術所統率的金國軍隊主力嚴重受損的狀況。

另外一種可能則是兀術向北逃得太遠了，趕不上殺個回馬槍。

根據《金史》卷77《宗弼傳》的記載可知，在紹興十年，和岳飛、韓世忠大軍對峙之后，“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須知早在岳飛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術就已親自帶領人馬占領汴京，——在戰事尾聲，再遣將去占領幾個月之前就已經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記載，事實上已經承認了兀術全軍撤出開封一事。

而如果是從開封北逃，跑得太快太遠，同樣說明了兀術的大敗。

郾城和穎昌兩戰之后，岳家軍和兀術所統率的金國軍隊主力之間的強弱顯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書》中寫道：“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震恐”。假如“直搗黃龍”中的黃龍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這個地方已經提前感受到了震驚和恐慌。

在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金國內憂外困：高層經歷了2次血腥的內訌殘殺;由于貪狡無信，不僅連續失去昔日的盟友，還先后和黃頭女真、蒙古部落等開戰，本來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

金國早期試圖通過把契丹人納入猛安謀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而他們在遼國的殘暴統治和掠奪，導致契丹人叛亂、逃亡不斷。當時金國這個窮兵黷武的國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蠻力，再沒有任何憑恃。而這些蠻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術和賽里，已經被岳飛扁得滿地找牙都找不到。黃龍府感到的震恐，其來有自。

金國女真貴族最畏服岳飛，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稱其為“岳爺爺”。當他們得知岳飛死耗，個個歡天喜地，酌酒相慶。被扣押在金國的宋使洪皓，目擊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聲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當南宋使臣洪皓從金國回歸南宋之時岳飛已經遇害，“忠宣(洪皓的謚)還，因奏事，論至公(岳飛)死，不覺為慟”，談到岳飛之死時，洪皓竟然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以致當著宋高宗趙構的面為岳飛遇害而失聲痛哭，可見洪皓對岳飛的深厚感情。事實上，洪皓長期被金國扣留，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見到岳飛，他對岳飛的感情，無疑是來自于金人對岳飛的高度敬畏。正因為這一段屈辱的經歷，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敵人敬畏的愛國將領對于國家的重要意義。

岳飛身后20年，南宋永嘉學派的著名學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原文“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相關記載可參見《浪語集》卷22《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撫養成人。他的伯父薛弼，曾是岳飛的重要幕僚。岳飛之孫岳珂曾經指責薛弼奴事秦檜，并向秦檜暗報岳飛行止，“動息以報”。岳飛的幕僚們后來非死即被貶至荒遠，薛弼卻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檜所提拔，官職屢升，宋史也說，“世以此少之”。薛季宣顯然有所聽聞：金人自己說，如果岳飛不死，大金就滅亡了。

在岳飛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國皇帝在詔書中則直接承認了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

金國泰和六年(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誘南宋大將吳曦叛變的詔書中寫到：“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相關記載可見于《金史》卷98《完顏綱傳》，意思是說，況且你<指吳曦>自己評價一下自己的功勞能否比得上岳飛？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曉;結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誅殺且連累親族，難道這還不可怕么？！

(4).宋高宗趙構態度的變化

事實上，還有一個最強有力的證據，能反映岳飛郾城大捷和穎昌大捷的影響。這就是宋高宗趙構態度的轉變。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趙構表現得十分焦慮。并不斷地以相對隱晦的方式要求岳飛不得北進。如“蔡穎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分兵將屯守防捍”，“事畢”即回朝。

然而，在收到郾城捷奏之后，趙構原本保守的態度卻大為動搖，他連寫了兩份手詔，允許岳飛“擇利進退”、“不妨圖賊”;并且，他下令讓楊沂中“全軍起發”，到宿州、亳州一帶進行牽制。而在半個多月前，張俊正是按趙構的旨意從這兩地撤出，造成“岳飛軍孤”的。再有，趙構此前已經連發手詔，嚴令岳飛班師，此時卻懦弱地說“屢已喻卿，不從中制”，想推卸發出班師詔的責任。

而在收到穎昌大捷的捷奏后，趙構的態度徹底轉變。一方面，他甜言蜜語道：“卻敵興邦，唯卿是賴”，不再限制岳飛行動;最令人驚奇的是，趙構竟然“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并進”！加上未撤軍的劉錡，郾城后派出的楊沂中全軍，這就是說，趙構下決心把所以能動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隊，全部都投入到北伐之中。

南宋的國策至此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紹興八年以來，宋高宗趙構這個“違天逆人”地堅持屈膝求和的昏君，這個“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只要有機會和金國妥協求和，哪怕磕一百個頭哀求也無所謂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樣驚人的大勝才能使他鼓起勇氣？！

宋高宗趙構和他亡國之君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懦，在戰和問題上，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的本性。從他對前面提到的岳飛捷奏的態度可以說明當時他并沒有在猜忌岳飛，但是奸相秦檜會及時提醒他的。

幾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飛反對班師的奏章，宋高宗趙構的態度再次變化：只字不提命令張俊、韓世忠出師，這道命令顯然已經自食其言了;反而強調要岳飛和楊沂中、劉锜同進退——這兩位還遠在戰線的百里千里之外，楊沂中更是剛剛出發。實際上，趙構又已經轉為限制岳飛行動。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諾，早就他拋在了爪哇國，此時趙構一門心思的惦念著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將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飛的班師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趙構更是了無一絲遺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計著怎樣全軍回退，怎樣讓岳飛照應其他宋軍。

紹興七年時，宋高宗趙構已經戲劇性的變卦過，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稱要把全國大部分的兵力交給岳飛，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內取消成命。這次他在短期內決定北伐并再次改變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會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趙構的行為，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羊癲瘋。

我們卻能根據宋高宗趙構在和戰問題上的動搖，來略窺已遭篡毀、已經佚失了的穎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動搖一個最懦弱的懦夫皇帝，這一戰的戰果必然十分輝煌！

(5).岳飛為什么要班師？

這要從岳飛違詔出師說起。自紹興八年底始，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不顧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地向金國稱臣求和，以至“舉朝無人從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趙構，再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紹興十年，這個以巨大屈辱換來的和議在短時間內被金國主戰派兀術撕毀。趙構和秦檜兩人已顏面喪盡，人心喪盡，為了保命，他們不得不派出軍隊迎敵，趙構手忙腳亂，發了好些詔書。在鄂州大營里積極籌備北伐多年的岳飛終于得到機會出兵，于是他揮師北上。

閏六月下旬，岳家軍前鋒已經和金兵交手，朝廷派來的官員李若虛卻輾轉追上岳飛，傳達了宋高宗趙構的真實意圖：

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

這就是宋高宗趙構的“忍棄中原”。他寧可白白跪拜金國、曲膝稱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無所得。對于南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刻。南宋全國的主戰情緒達到了頂點;而敵人金國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穩。

從政治和軍事上來講，這是北宋亡國以來多年才出現的、不容錯失的機會;一旦放棄這樣的機會，南宋“忠憤之氣沮矣”，民心士氣必然遭受重大打擊;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從容經營，不要說之后再進攻必然會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還是個問題……

岳飛拒絕了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廣袤的國土、數以千萬計的百姓，不是某一個獨夫民賊的私產，不是這個獨夫民賊要放棄就可以放棄的。所以，岳飛出兵伊始，就已經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絕班師，豈不是藐視朝廷的權威、甚至是準備公然和朝廷決裂？

岳飛必須考慮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此時岳家軍的后勤供給應該主要還是來自后方;而趙構在秦檜等奸佞的教唆挑撥下，很可能會做出極端愚弱的選擇。趙家皇帝一貫猜忌武將，而且在這一點上趙構長期被秦檜所利用。違詔出師、違詔不班師，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實。當時兩軍對壘，兀術雖大敗，但南宋內部一旦起了變亂，得利的是最終將是金國女真人。岳飛一向以國事為重，絕無可能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來。

從宋金雙方的形勢分析，岳飛北伐顯然是有勝機的。這也是他在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師詔之后卻繼續向北推進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辭嚴厲的“御筆”后，來自岳飛身后的小朝廷出現了重大變數。這些變數使得岳飛被迫撤軍。

這無疑是場悲劇，不僅屬于岳飛個人，也屬于整個南宋。紹興十年以及其后發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戰勝而跪地稱臣、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完敗的紹興和議，完全是在極端條件下發生的極端事件。

討論這件事不能忘記趙構和秦檜這一對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檔。宋高宗趙構為了解除大將兵權而急于向金國求和，而奸相秦檜則“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兩人交相為用而曲相成。

敵國間維持不戰的狀態，絕不會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紙“臣構”的“子孫世代，謹守臣節”的所謂和議，恬墮猥懦，不足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鮮血雖大多空灑，卻仍是南宋這個國家得以繼續維持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