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中華大地上崛起又覆滅過十個一大統王朝，西晉廁身其列，不過它是最不討后人喜歡的一個。

西晉承接三國亂世，但是人們還沒來得及從消彌戰亂的喜悅中回過神來，隨即又落入另一個更大的亂世深淵。西晉覆滅得如此之快，興衰轉換如此之劇烈，讓后人覺得它存在的意義就是過渡亂世，設下鏡花水月般繁華安逸的騙局，然后把人們引向災難與死亡。

西晉皇帝譜系上傳了四任，實質上是二世而亡。西晉從第二任皇帝開始就大權旁落，第三、第四任皇帝都是在天下大亂、國土淪喪的大背景之下倉皇登基，在兵荒馬亂之中度過自已的帝王生涯，然后又都在強敵圍城、糧盡無援的絕境之下黯然出降，最后以俘虜的身份飽受侮辱，凄慘死去。

本來中國歷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鮮見，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與隋末的亂世全都適可而止，時間跨度在十年左右，這些亂世就像社會動了一場大手術，血流遍地，然而傷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漢”與“唐”兩位不可仰視的巨人。

西晉則不然，它亡得不僅快，而且還亡得很徹底;不僅亡了國，而且還亡了天下。西晉末年，胡人的鐵騎在中原大地上往來踐踏，世居于此的華夏子孫在屠刀下呻吟號哭。西晉的都城，也就是東漢的都城洛陽，被匈奴人占領;不久之后，西漢的都城，那個號稱有“百二雄關、金城千里”的天朝上都長安，也落入匈奴人的手中。胡人軍隊從極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徑穿黃河流域，踏過淮河，史上第一次染指長江流域。

兩漢以來的赫赫武功掃地無遺了，世無陳湯霍去病，“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成為笑談癡語。殘存的晉宗王公心驚膽裂，龜縮到江南一隅，依仗長江天險偏安茍活，罔顧江北生靈涂炭家園盡毀。

這個殘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個完整的王朝。其間有多少人受戮于戰場，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斃于顛簸流離？這已經無法計量，但是肯定數不勝數。

晉朝由治轉衰的轉折點就是“八王之亂”。它導致新興的西晉王朝滿目瘡痍，持續的殺戮嚴重削弱了中樞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潛伏在社會表皮之下的各種矛盾。匈奴人劉淵在并州建立政權，羯人石勒往來縱橫于兗、冀、豫、青、徐諸州，巴氐李氏割據了蜀中，流民充斥荊州、司州，叛臣陳敏在揚州發動叛亂......

天下無處不起硝煙，國家瀕臨土崩瓦解，緊隨“八王之亂”而來的是永嘉亂世，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亂世之一，它開啟了五胡亂華三百余年的分裂戰亂之門。

“八王之亂”的悲劇因何而起，如何激化，最終又如何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西晉時統治集團內部歷時16年(291～306)之久的戰亂，晉皇室諸王爭奪中央朝權的作戰。戰亂參與者主要有為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東海王司馬越等八王，史稱“八王之亂”。

西晉初建，晉武帝司馬炎以曹魏亡國之鑒而大封同姓諸侯王。太熙元年(290年)，武帝死，晉惠帝司馬衷繼位。此時同姓諸王的勢力已發展到出則總督一方軍政、入則控制中央朝權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楊氏與惠帝后族賈氏為爭權沖突激烈，皇后賈南風聯合司馬瑋、司馬亮發禁軍圍殺太尉楊駿，廢楊太后，以司馬亮輔政。旋即，賈后矯詔先使司馬瑋率京城洛陽各軍攻殺司馬亮，又借擅殺大臣之罪處死司馬瑋，進而獨攬大權。永康元年(300年)，禁軍將領司馬倫舉兵殺賈后，廢惠帝自立。至此，宮廷政變轉為皇族爭奪朝權，演成“八王之亂”。次年，司馬冏、司馬穎和司馬颙等共同起兵討伐司馬倫，聯軍數十萬向洛陽進攻，司馬倫戰敗被殺，惠帝復位，由司馬同專權輔政。永寧二年(302年)驃騎將軍司馬乂與司馬颙等里應外合攻殺司馬冏，司馬乂掌握朝權。太安二年(303年)，司馬颙與司馬穎不滿司馬乂專權，借口其“論功不平”，聯軍進攻洛陽。司馬颙任張方為都督，率精兵7萬東進;司馬穎也發兵20余萬南下;司馬乂麾下也不下數萬人。交戰各方兵力約在30萬人以上，號稱百萬，為“八王之亂”以來軍隊集結最多的一次。雙方大戰數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馬越發動兵變殺司馬乂，迎司馬穎進占洛陽，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馬越等挾惠帝進攻司馬穎，兵敗東逃。司馬颙乘機出兵攻占洛陽，迫惠帝與司馬穎遷都長安，獨專朝政。永興二年(305年)，司馬越再度起兵，西攻長安，司馬颙戰敗。次年六月，司馬越迎晉惠帝還洛陽，不久，司馬颙與司馬穎相繼被殺。十一月，司馬越毒死惠帝，立晉懷帝司馬熾，至此，這場持續16年的西晉“八王之亂”結束。

點評：八王之亂，嚴重破壞社會經濟，導致北方各少數民族大規模內遷和各地流民起事，加速了西晉王朝的滅亡。

八王之亂

——病態社會的典型發作

西晉原是一個強盛的王朝，它的前身--魏滅了蜀，它自身滅了吳，三國一統，何其雄哉。誰知開國之君剛死，就爆發了宮廷政變，沒幾個月，又來了一次。此后雖安靜了一段時間，但八年后，動亂不可遏止的爆發了。宮廷政變升級為大規模內戰，今天這個王人頭落地，明天那個王人頭落地，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上演了一場驚世駭俗的“八王之亂”。八王酣戰未休，五胡又揭竿而起，遂演成著名的永嘉之亂，西晉王朝從此覆亡。距晉武帝死時僅二十年。

西晉亡于最高權力的爭奪。這種爭奪是歷史上最極端的典型事例。歷代王朝都有最高權力的爭奪，但像西晉這樣沒完沒了，不死不休，卻是絕無僅有的。八王之亂以極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會風氣的畸變，造成了秩序的崩潰，把所有的人推向動亂的深淵，給社會帶來深重而又長久的災難。

誠然，這一歷史事件有眾多的原因，諸如皇位繼承人選擇不當，輔政大臣不得人，分封制造成了王國過于強大，諸王執掌過大的軍政權力，等等。這些原因也確與八王之亂相因果。但都不能說明這個社會為什么會如此頻繁地爆發大規模的戰亂。晉惠帝智商太低，如果有曹操司馬懿那樣的能力，就不會有八王之亂了。可是歷史上確有不少白癡皇帝、嬰幼兒皇帝，大都平安無事，即使有的被篡了權，也不至于爆發大規模戰亂。西漢的王國封疆比西晉大得多，雖然爆發過七國之亂，但也僅此一次。南北朝時宋齊梁各王朝，諸王軍政權力也很大，都沒有鬧到八王之亂的地步。顯然，八王之亂并不僅僅是一個單線的因果鏈條，它是一個病態社會的癥狀，正因為這個社會是病態的，所以八王之亂這種動亂禍端就不斷地被制造出來。

社會難免糾紛和沖突，一個健康或正常的社會可以將糾紛和沖突控制在不使秩序崩潰的限度內，許多禍端就此消弭于無形。病態的社會則常把瑣碎的細務操作成嚴重的事件，把微小的糾紛放大為滔天的巨禍。勸酒本是一件小事，就因為客人不喝酒，石崇就要殺勸酒的人，而王敦故意不喝酒，看他殺人，已經連殺三人了，就是不喝，王導埋怨，他卻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世說新語》)。莫非古人以為殺人只是象摔杯子一樣的一件小事嗎？否，從古到今任何時候，殺人都是一種嚴重事件。因為人性的本能不允許我們這樣做。劉邦入咸陽，與秦人約法三章，首章便是殺人者死。可見古人也認為生命權是第一重要的。一個社會包容這種泯滅人性的事例，一個社會中的人，面不改色地制造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難道是正常的嗎？翊軍校尉李含原是河間王司馬颙長史，與執政的齊王司馬冏的參軍皇甫商、趙驤有隙，就偷偷地跑到司馬颙那里，詐稱受密詔使颙誅冏，結果造成一場是非不分、善惡莫辨的混戰，至此政局一發不可收拾。一個中級官員，因個人爭端假傳圣旨，使全國烽煙四起，動亂不已，真是少見。

病態社會的特征是太多的人的行為嚴重失當。殺人勸酒一事，殺人者殘忍，被勸者也殘忍，而且所有見到聽到此事的人，都有行為失當之處，特別是負有糾察不法責任的人，更是嚴重的失職。社會成員的行為嚴重失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待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如果西晉社會是正常的，李含怎么會想到以假傳圣旨挑起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官場糾紛呢？如果西晉社會是正常的，這種挑動戰端的行為還有人響應嗎？

人的行為是否應當是關系到社會秩序的重大問題。我們每個人做事都要經受一個道德的天平的稱量，當與不當、是與非、善與惡、功與罪，就是這個天平給我們的指示。這個天平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心中。造物何以要為我們植入這個天平呢？其目的就在于形成人類群體的秩序。在漫長的史前時期，人以集體捕獵為主要的生存方式，必須像其他集體捕獵的哺乳動物一樣，以個體間的行為契合來組織整體行為。因而造就了一種特殊的本能，這種本能使得每個人能感知自己的行為對整體行為來說是否適當。這就是倫理道德中“應當”的根源，就其源頭而言，是為井然有序的整體秩序和統一和諧的群體行動服務的。國家將人的自然群體無限度地擴張了，一個人很難感知在國家那樣大的整體中，自己的行為是否適當。因而通常借助于慣例及專門的司職人員來維護國家的整體秩序。顯然人能夠適應國家這樣大的群體生活，可是國家的秩序遠不如自然群體那樣穩定，始終存在著戰爭與和平、動亂與安定的交替。主要原因就是國家中的人對自己行為是否應當的感受，遠不如自然群體。所以慣例和維護必要慣例的司職人員對于支撐國家秩序是極為重要的。

必要的慣例通常由國家頒布為法律，但法律僅是慣例的極小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慣例，其重要性不及法律，卻與國家秩序相關，這部分慣例通常稱之為社會風氣。西晉的社會風氣極其不良，顯示出社會潛伏著紛爭和沖突的高危因素。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有三大特征，奢侈，異類和清談。

西晉奢侈之風是歷史上最極端的例子。石崇與王愷斗富的事，可謂空前絕后，王愷以飴糖洗鍋，石崇就用蠟燭燒飯。王愷作紫絲布步障(女眷出門時用以遮擋行人的視線)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涂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嫉己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資治通鑒》)如此手筆，難怪石崇這個名字被后人視為豪富的代稱。丞相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日食二萬錢。

奢侈的背面其實就是逐利。試想，沒有錢，如何奢侈得起來。西晉社會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魯褒的《錢神論》刻畫了當時的逐利行為，真是入木三分：“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始終。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資治通鑒》)

惟錢而已，嘖嘖，凡今之人，就像錢上的寄生物。

異類就是與傳統道德贊賞的行為方式大相徑庭。竹林七賢可為其代表。這些人以驚世駭俗的行為博得重名，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資治通鑒》)。步兵校尉阮籍與人下棋，報喪人說他媽死了，對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賭個勝負，接著又飲酒二斗;居喪時公然于公開場合大吃酒肉(《資治通鑒》);喜歡喝醉酒駕車出游，卻不按路標走，因而每至窮途輒痛哭而返(《晉書阮籍傳》，王勃《滕王閣序》：“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阮咸與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帶著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當即借客人的驢就追，然后二人共驢而回(《世說新語》)。劉伶嗜酒，常攜一壺酒，使人扛著鐵鍬跟在后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說新語》說：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 如此急智，只用于強詞奪理，可惜。至于王戎，財迷心竅，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談起于漢末，到魏末時漸成風氣。當時清談，懲兩漢儒學尋章摘句、讖緯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轉向了道家老莊之學，老莊之學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談思想上雖有建樹，但已明顯地妨害政事。延至西晉王戎、王衍輩，清談進一步熱門化、官僚化、無聊化了。這時的清談已經談不上什么思想了，純粹是為清談而清談，實際上是為名聲和實利而清談。王戎名列竹林七賢，但與嵇康、阮籍、劉伶等不同。前者有憤世嫉俗的色彩，以隱居不仕為榮;王戎則純屬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發財。王戎位居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屬，輕出游放。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鉆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圣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將無為助詞，無義)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資治通鑒》)。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長得極為標致，又聰明伶俐，名聲極大，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王衍清談并不在乎思想性，他只注重個人形象和在口頭上壓倒對方，耍弄的僅僅是順眼的動作、漂亮的詞句及口鋒而已。談玄論道時，總要手捉玉柄麈尾，白手與白玉同色，相得益彰，號為一絕。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資治通鑒》)。

這真是一個淺薄的時代，連素以深沉見長的思想領域都被如此地淺薄化了，還有什么能保持莊嚴和持重呢。

王衍的清談姿態，迎合了當時浮躁、空虛的社會心理，使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因而累居顯職。遂使后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晉書·王衍傳》)。士族名士，朝廷精英，皆以政事為俗務，宅心事外，成天手持麈尾，談玄論無，并“皆以任放為達，至于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資治通鑒》)。名士精英大都由狂逐醉，因醉而狂，溺酒難拔。如《世說新語》載“畢茂世(畢卓，晉惠帝大興年間為吏部郎)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西晉的史實表明：在國家盛衰、治亂的轉換中，楷模的作用舉足輕重。社會偶像如果是金錢堆積起來的，這個社會就會是一個追逐金錢的社會;社會偶像如果是酒精浸泡出來的，這個社會將是一個盛產酒囊飯袋的社會。

名是支配人們行動的動機之一。所謂名，從心理感受上說就是一種注意、羨慕、尊重的情感。每個人都會給予某些人特別的注意、羨慕和尊重，也希望能引起別人的注意、羨慕和尊重。恭敬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一種人人具備的情感。物種為我們配備產生這種情感的復雜裝置，并非為了豐富我們的感情生活，而是為了實現我們這個物種獨特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方式。其實，這種情感的生物目的就是為了形成一種個體之間指揮與服從的關系，從而實現群體協作的生存方式。因為我們這個物種生存策略的最大特點在于個體間行為的契合，以形成群體對生存相關事件的高效控制力。所以，物種必須在生理上設置一種指揮與服從的行為機制。名，就是一種本能的指揮與服從的機制。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愿意服從我們尊重的人，被人輕視的人，就不能為人信服。自然的服從，銘刻著物種生存策略的印記，即這種服從有利于群體對生存相關事件的高效控制力，這本是我們這個物種從蕓蕓眾生中脫穎而出的絕技。因而對事件進程的支配控制力，是被人尊重的重要行為特征。楷模的作用乃是強化這種控制力，始終堅持既定的生存策略，以便在生存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但是國家興起后，支配控制事件進程的能力物象化了，對人的支配控制物象化為一個專門的機構--國家政權，對物的支配控制物象化為一種特殊物品。于是，人們都鉚足了勁兒往那機構里擠，又費盡心思撈取那物品。物象偷換了真正的支配力，從而成為群體生存的隱憂，一旦物象代表的能力過分偏離了真的，災難就降臨了。

物象化的支配力即為通常所說的利，也是支配人們行動的動機之一，它與另一動機--名有著極為微妙的關系。一般說來，名多少具有制約利的作用。因為名至少還需別人認可，而利則不需要這一程序，以名約束利，可以增強社會的和諧度。但是，病態社會不在此例，西晉的歷史就是如此。高官可以在朝講禮法，退朝論清談，禮法以獲實利，清談以獲名聲。名不再是隱士自詡清高的專利，而成為高官標榜清高的工具，成為追逐實利的工具，二者實際上已合二而一了。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有賴于名對利的制約力度。如果像西晉那樣名混同于利，利等價于名，社會必在爭奪與角逐中走向戰亂。

西晉如何走上這條動亂之路？一個是歷史的原因。兩漢尊儒，但是因董仲舒的短見，把所謂不可懷疑的天命、感應之類東西，塞進了儒家學說中。隨著漢廷統治力的衰落，以天命為根據的儒家禮法--名教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從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學說一落千丈，社會喪失了精神支柱。

另一原因是司馬懿祖孫三代圖謀篡位，不可能秉公執政。他們對政敵殘酷無情，對士族寬容放縱，社會喪失了公正感，陷入道德敗壞腐化墮落的境地。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誰敢不正。”大哉，斯言。政治的目的就是尋求普遍的公正感，最高首領的行為，對于社會行為慣例的形成和改變有著極大的重要性。司馬一家對西晉政局的影響是負面的，西晉就這樣順著道德的斜坡，滑向戰亂的深淵。

八王之亂是一次深重的災難，它引起的永嘉之禍，使經濟發達的北中國陷入無休止的動亂之中，并造成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深層原因是社會道德敗壞。魏晉是一個多事的時代，我們這個民族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從漢末動亂的深重災難中走出，正在探索前面的路究竟如何走。司馬懿全不顧個人名節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祖孫三代一門心思圖謀篡位，遂使整個社會陷于卑鄙齷齪，終于釀成滔天巨禍，致五胡亂華，神州陸沉。真是，獲罪于天，無可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