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宋之結合，不是“政治聯姻”的結果

自蔣介石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申報》刊登《我們的今日》一文，高調宣布其與宋美齡正式結合，關于二人乃是“政治聯姻”的質疑，就始終沒有停止過，迄于今日，也未有定論。

近年來，否定“政治聯姻論”者漸多，并在蔣介石日記中獲得了頗多支持材料。如早在1927年3月，蔣就曾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思念美妹不已”;5月，蔣日記中又有“今日終日思念美妹不置”之語。9月23日晚，蔣、宋有過一席長談，蔣后來在日記中寫道：“情緒綿綿，相憐相愛，唯此稍得人生之樂”，次日，宋即答應了蔣的求婚。28日，蔣赴日本向宋母請示婚期，與宋美齡辭別，日記寫道：“三妹情緒綿綿，何忍舍諸！不惟外人不知三妹性情，即余亦于今方知也。”這些材料能夠證實，蔣、宋結合，有過一個自由戀愛的階段。

蔣在1927年寧漢分裂時曾短暫下野。期間曾有情書致宋美齡，今日觀之，蔣對自己此番愛情追求，似乎信心并不太足：“余今無意政治活動，惟念生平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粵時，曾使人向令兄姐處示意，均未得要領，當時或因政治關系。顧余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舉世所棄，萬念灰絕，囊日百對戰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幻夢。獨如女士才華榮德，戀戀終不能忘，但不知此舉世所棄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耳？”或許正是因為此種不自信，蔣曾被宋家大姐宋靄齡批評，說他在追求宋美齡的過程中不夠主動積極，“欠準備功夫，全憑臨時應付”。蔣對宋的追求，若夾雜著濃烈的“政治聯姻”一類的現實利益考量，當不至于如此。

新婚當日，蔣有一種被巨大的幸福撞擊的感覺：“今日見吾妻姍姍而出，如云飄霞落，平生未有之愛情，于此一時間并現，不知余身置于何處矣。”次日，蔣、宋二人終日在新房不出，“乃知新婚之甜蜜，非任何事所能比擬也！”12月24日圣誕節前夕，蔣又記道：“十年來未嘗有之歡樂，乃得之于今日！”1928年3月，蔣因北伐軍務，不得不與宋暫別，3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夢中如與夫人同眠，醒后凄涼。嗚呼！征人無家庭之樂，苦矣！”5月，宋到徐州團聚，蔣又記道：“四十六日未得見，今日團聚，樂何如哉！”……此類或述恩愛之情，或訴離別之苦的文字，蔣氏日記中甚多。誠如楊奎松教授所言，“在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蔣和幾位妻妾之間的關系。他對毛、姚記述露骨，例如吵架的過程描寫巨細靡遺。但對宋則全無痕跡，只有美好的情節。”此種“只有美好的情節”，已足以說明蔣氏對宋美齡確有真愛在其中。

但也有一點需要注意。蔣在日記中明言厭惡他人，往往是真厭惡，如對元配毛氏，因系奉母命成婚，毫無感情基礎，蔣曾聲稱聞見其“人影步聲，皆足刺激神經”;但日記中對宋美齡“只有美好的情節”，具體成色尚需持保留意見。因為宋美齡能夠翻閱蔣之日記。蔣之早期日記，曾一度交由宋美齡保管，宋甚至還在日記中夾留過條子，提醒蔣身為統帥，日記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謹慎，不能遺失或給別人看到。另據唐縱日記，曾提到宋美齡“私閱”蔣日記，看到蔣對孔家的批評，一怒之下到孔家公館住了好幾個禮拜。唐縱自1938年起長期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大概此時，蔣的日記已不再交宋美齡保管，故有“私閱”一說。

蔣一直努力鞭策自己與宋經營出一種“純潔至誠之愛”

蔣、宋結合之初，外界雖議論頗多，后世也多有持“政治聯姻論”者，但在蔣個人的角度，則確實希望宋能夠成為自己最真愛的伴侶。在宋之前，蔣已對姚冶誠、陳潔如在自己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深感失望，日記中曾斥責姚冶誠有“妒婦悍妾之險惡陰狠”，也曾批評陳潔如“遷租七十二元大屋”，乃“招搖敗名”之舉。但對宋，蔣在日記中卻呈現出一種迥異的面貌，頻頻稱贊宋乃自己的賢內助，如：“三妹時勉我以勤勞國事，心甚自慚”;“三妹勸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三妹愛余之切，無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業自勉，是誠愧為丈夫矣”;“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氣，而我對下總不能溫和濃愛，使人無親近余地，而且對學生亦如之，切戒之”;“三妹以余性質消極，多懊悔為恥，頗中余之病也。印象頗深，余將何以自勉，存心而已”;“與三妹相談甚樂，其規諫有理，故感之。決自明日起，按時辦事，再不決心墮氣，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氣概，亦有理也”;“結婚以來，每言輒以黨國為重，德業為要。如此情愛，彌可敬也”;……

蔣的這種稱贊，既是對宋的肯定，也是對宋的期盼，同時還兼具對自我修養的磨礪。

蔣氏寫日記的一個重要目的，即通過日記來做自我反省和自我激勵，故其中多有夸張、鼓舞、打氣之語——如咬牙拒絕以蘇俄間諜牛蘭夫婦換回蔣經國后，蔣氏對無后一事耿耿于懷，日記中遂不斷以圣賢道理自我勉勵。就對宋美齡的稱贊而言，其實日記中還隱約流露出痛苦的另一面，如：“彼以作戰勞苦而作規矩，是使我太苦”;又說：古人所謂“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這一俗語，“乃有至理也”。所謂“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顯然是在慨嘆宋家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家教修養，都遠遠超越了蔣家。至于為何會有此種慨嘆，大概與宋美齡對蔣的上述種種“規諫”大有關系。因宋的“規諫”感覺痛苦，但仍時時不忘贊美宋的“規諫”，蔣修身蓄德的努力，不可謂不真誠，不可謂不努力。蔣說自己對宋有一種“敬愛之難制”的感情;也只有放到這樣一種環境中，才能夠理解“敬愛”二字的確切含義。

但“敬愛”之情，終究與尋常夫妻感情有別;當蔣氏遭遇大變故而亟需尋求情感寄托時，“敬愛”便顯露出了她的局限。1949年底，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臺灣。農歷新年剛過，心境惡劣的蔣，忽然強烈思念起30余年前的初戀情人李子青，在日記中寫道：“近日事務較忙。朝夕各課皆覺心神粗浮而不能精微，而且時起報復之意。此乃虛驕之始，又對過去恩怨亦沉浮無定，而對李氏子青之想念為尤，切相離已卅四年，不知其人實在人世否？奈何戀癡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終身不能忘情耳。”

但正如胡適所言，蔣氏在修身功夫上所下之苦功，遠非常人所及，其在情感上的自我克制與自我完善均相當自覺。故早在1934年12月，蔣宋結婚七周年之際，蔣氏就曾在日記中如此勉勵自己努力經營這段蔣、宋感情：“愛是不望報酬，此純潔至誠之愛也，勉之！”而蔣氏在日記中不斷贊頌宋美齡，多少也有自我強化以鍛煉出“純潔至誠之愛”的用心，如1930年12月9日，蔣氏日記寫道：“當今之世，誠意愛我輔我者，惟妻一人”，這當然是夸張之辭，但類似的夸張之辭，蔣在日記中寫了一遍又一遍，自我強化、自我勉勵的味道，是不難體會的。…[詳細]

1941年，重慶戰時兒童保育院里的孤兒。1938年，宋美齡、蔡元培等人在漢口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先后成立20余個分會及數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戰大后方(包括延安保育院)，收容戰爭孤兒28900多名，時人稱做“宋媽媽的孩子”。

終有“夫婦同心救國，協力救民，為人生無上之幸福”

除“規諫”外，宋美齡生活上的體貼，也是蔣日記中贊頌的重點，如：“寓中布置之雅潔，惟吾妻能之”;“吾妻護我病，保我身，無刻不在心，無事不人微。誠賢良夫人也”;“妻侍病護疾，憂勞異甚，其誠切實過于割肉療疾也”;“孔姐與妻念念不忘經兒，其情至矣。吾重違其情，惟以不宜操切也”;……

此種贊頌，大致應該屬實。但與“規諫”相似，此處蔣氏實際上也有意識地弱化了事情的另一面。其實，在贊頌宋美齡生活上的體貼的同時，蔣同樣為“家事”煩躁不已，日記中此類記載頗多，但大多語焉不詳，譬如：“家中意見不洽最為苦悶”;“家事難言，因愛生愁，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家事煩悶，多愛生苦也”;“以家事煩惱，不勝抑郁沉悶，強勉由杭來滬，此身幾無自由之趣，將以他人之喜怒哀樂為哀樂，可悲之至”;……這些傾訴中，并無一字提到宋美齡的“體貼”起到了寬慰作用，這表示，宋大概也是蔣“家事煩悶”的當事人。1937年4月26日，蔣日記中還曾記道：“婦女智慧愈高者，虛榮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婦女之所以歷來不能與男子共同建國之一因乎。”這段批評，除了針對宋美齡，并無第二種解釋，因彼時蔣身邊“高智慧的婦女”，唯宋美齡一人而已。

西安事變時宋美齡親履險境。蔣感嘆：“妻之于夫，不惜犧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為惟一目的，殊為可感。”盡管在日記中記下了這許多“家事煩悶”，但蔣始終不曾明確指明與宋美齡有關。個中苦衷，仍在蔣期望與宋鍛煉出“純潔至誠之愛”，故于日記中處處明白提醒自己宋的種種好，而諱言宋的種種非。而宋在大節處的果敢與擔當，如西安事變不惜以身犯險，淞滬會戰不顧生死赴前線勞軍遇襲身受重傷等，無疑也是對蔣經營此段感情的良苦用心的積極回應。蔣之感嘆：“夫婦同心救國，協力救民，為人生無上之幸福”，并非無的放矢。

1934年，蔣曾寫下一份“家事約記”作為“代遺囑”，已將宋美齡確定為自己的“至愛”：“一、余死后不愿國葬，而愿與愛妻美齡同葬于紫金山霞洞西側山腹之橫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嶺學校以及不屬于豐鎬房者，皆全歸愛妻美齡管理;三、余死后，經國、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西安事變時，蔣立下遺囑給蔣經國、蔣緯國，再度重申：“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后，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

彼時，蔣經國之生母毛氏尚健在，強迫其以宋美齡為“惟一之母”，實在是不近人情強人所難。但這種不近人情強人所難，恰恰也說明蔣、宋之間確有真愛。

至于宋在政治上的作用，無論正面、負面，均不必過分夸大

歌德講：“永恒的女性，引我們飛升”。對蔣介石來說，宋美齡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女性。宋的家世、修養乃至信仰，都對蔣起到了很大的影響。1935年，曾激烈批評過國民黨的胡適，公開站出來刊文承認“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理由并不是因為蔣“最有實力”，而是因為他“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里埋頭苦干，挺起肩膊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并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一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里，這樣一個能跟著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著國人的承認。”

毫無疑問，就蔣的日記來看，蔣的“長進”，與宋美齡是分不開的。蔣在日記中常常罵人，但“他從頭到尾沒有罵過的親近人物，似乎只有宋美齡一人”，這種克制，除了宋美齡自身修養因素外，恐怕也有蔣欲以宋為引領其飛升的“永恒的女性”的心思在其中。

至于宋美齡在政治上的作用，無論是正面——如其訪美對中國抗戰的貢獻，還是負面——如“夫人政治”帶來的腐敗，都不宜過分夸大。前者，早在宋美齡訪美之前，羅斯福政府已經基本確定了援助中國抗戰的基本政策，但這一政策亟需民意支持。為此，在戰時信息辦公室的干預下，好萊塢甚至已經開拍反映中國軍民如何英勇抗日的神劇《Dragon Seed》;宋美齡訪美所產生的最主要的作用，也不出這一范疇，乃是將中國抗日的積極精神面貌傳遞給美國民眾和輿論界，為此，羅斯福曾特意關照美國媒體，在宋的公開演講活動中，不要提不好回答的問題。換言之，宋的1943年訪美，技術難度并不高，乃至訪問過程中的一些不得體，也被美國政府當時的輿論控制消弭掉了。

1943年，《時代》周刊封面上的宋美齡。宋生前不接受口述訪問，也表示未曾留下任何日記類資料，宣稱“把一切交給上帝”，故其所思所想所做所為，因史料缺漏大都難以還原。至于后者，不妨參考曾任蔣介石秘書、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的吳國禎的說法：

“也許在他們婚姻生活的早期，蔣夫人對蔣有較大的影響，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決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蔣夫人受到指責，是因為她是宋子文的妹妹，又是孔祥熙的小姨子，這給外界人士以這樣一種表象，即孔祥熙與宋子文就是因為這種關系，才得到了蔣的寵信。我不認為是這樣的，以孔祥熙而言，孔夫人的影響比蔣夫人大得多。至于宋子文，雖然中國人在感情上總認為親戚要比非親好，但蔣夫人從來不喜歡宋子文。……(蔣夫人)在對外國人，特別是對美國人方面對蔣是有用的。首先蔣需要一個口譯員，在非常機密的談話中，他還能找到比自己妻子更可靠的口譯員？其次，他認為蔣夫人能比他更好地對付美國人。除此之外，我并不認為她有多大影響，特別是在蔣決心將臺灣的權力交給他兒子之后。這也很可能因為夫人已年過60了，她的影響真可謂是太小了。”

吳國楨的說法，能夠得到許多材料的證實。譬如蔣經國上海打虎，打到孔令侃的楊子公司頭上;當年媒體一窩蜂地報道，稱蔣經國之所以辦不了孔令侃，是因為宋美齡在背后撐腰。關于此事，蔣經國在日記中其實有明確說法：“前天發現的楊子公司倉庫里面所囤的貨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則擴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處理，真是頭痛”;“××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現在宣布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總之，我必秉公處理，問心無愧。但是，四處所造成的空氣，確實可怕。”——換言之，楊子公司雖然囤積貨物，但并未觸犯法律，而輿論卻不關心法律正義，僅關心孔令侃的特殊身份;實際上是蔣經國不愿違法懲辦楊子公司，并非宋美齡操弄夫人政治袒護宋家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