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閻家洼子會議？至今公開出版的著述鮮有涉及。為什么在這次會議上要撤銷高崗的政委職務，并且給予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至今仍是個謎。

西華池大捷后，劉志丹率領紅四十二師南下三原、淳化、耀縣等地，高崗、楊琪仍率領二路游擊隊堅守南梁。

1934年5月中旬，敵人借紅軍主力離開南梁之機，再次向南梁根據地發動“圍剿”，高崗和楊琪則率部與敵周旋。敵軍抓不到紅軍，就以瘋狂的仇恨，在占領的區域內毀壞窯洞，焚燒糧食，屠殺牲口，而且還喪心病狂地燒了劉志丹的家，挖了劉志丹家的祖墳。

高崗、楊琪則指揮二路游擊隊避敵鋒芒，轉入敵后，開展游擊戰。高崗在動員部隊堅持戰斗時說：

敵人來進攻，我們就抄他的后路。敵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頭。

果然，二路游擊隊在敵人后方攻城拔寨，迫使敵軍回撤保家，使敵人“圍剿”根據地的計劃再次破產，南梁根據地又勝利收復。

5月下旬，紅四十二師主力又回師南梁。5月28日，師黨委在南梁寨子灣召開會議。會議決定健全中共陜甘邊特委，由張秀山任特委書記;成立陜甘邊軍事委員會，由劉志丹任主席;楊森任紅四十二師師長，高崗復任紅四十二師政委。

在曲折、復雜甚至是慘烈、悲壯的戰爭環境下，部隊領導人的變化經常、頻繁，有時也是出人意料的。高崗從1933年8月擔任陜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委到1934年5月重新接任紅四十二師政委，短短的九個月，已經是四任政委了。但這還僅僅是開始，不足兩個月后，高崗又一次被撤銷了政委的職務。只不過這次被撤職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高崗個人的過錯，而是受“左”傾錯誤打擊的結果。

1934年7月下旬，謝子長、郭洪濤率陜北游擊隊一、二、五支隊來到南梁，與紅四十二師會師。

提到陜北游擊隊，還必須從謝子長和陜北根據地的建立談起。

謝子長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陜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棗樹坪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父親謝標朋以務農為主，兼開柴草店，家中生活尚可。1919年，謝子長考入西安陜西省立第一中學，次年轉入陜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曾擔任校學生會負責人。與高崗和劉志丹由榆林中學而軍校的生涯不同，1922年春，中學尚未畢業的謝子長就抱著教育救國的信念，返回家鄉辦起了一所小學。然而，愿望雖好，辦學卻并非易事。謝子長雖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辦起了學校，窮人家的孩子卻無錢上學。同年秋，謝子長決心投筆從戎，毅然只身赴山西，考入閻錫山辦的太原學兵團學習軍事。1924年，謝子長離開學兵團，先是回到家鄉辦起了民團，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并于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謝子長1926年初，謝子長受黨的委派，回到家鄉，以縣民團團總的身份開展秘密工作。大革命失敗后，謝子長與唐澍等人領導了著名的清澗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隊副總指揮。

清澗起義失敗后，他又受省委的委派，于1928年5月與劉志丹等參與領導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第三大隊隊長。

從渭華起義起，謝子長與劉志丹經常并肩作戰，共同搞兵運，高崗則追隨其中。但從陜甘游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后，謝子長被迫離開了部隊，先到上海中央局“受訓”，后被派往張家口察綏抗日同盟軍工作，一直到1933年11月，才又被派回陜西，被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任命為西北軍事特派員。1934年1月，謝子長輾轉回到了安定縣。當時正值陜北根據地困難時期，主力部隊陜北游擊隊第一支隊已經被打散。謝子長回來后，立即集合失散人員，取出埋藏的槍支，于3月8日正式恢復了紅一支隊。

如何評價閻家洼子會議？至今公開出版的著述鮮有涉及。為什么在這次會議上要撤銷高崗的政委職務，并且給予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至今仍是個謎。

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繼派謝子長回陜后，1933年12月又派郭洪濤、李鐵輪前往陜北工作，并改組了陜北黨、團特委。黨的特委由書記崔田夫、組織部長郭洪濤、宣傳部長馬明方組成，團的特委由書記馬文瑞、組織部長崔田民、宣傳部長李鐵輪組成。1934年1月，陜北特委在佳縣南洼村舉行了黨團聯席會議，決定迅速恢復紅一支隊，加強紅二、三支隊，組建紅四、五支隊，開辟綏、米、佳、吳游擊根據地。會后，一支隊在謝子長的領導下迅速恢復，四、五支隊也逐步建立。

1934年7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在安定縣楊道峁成立，謝子長任總指揮，郭洪濤任政委，賀晉年任參謀長。游擊隊下轄一、二、五三個支隊，300余人。7月18日，謝子長指揮游擊隊一舉攻克安定縣城，開創了陜北紅軍攻占縣城的先例。

7月23日，謝子長率領陜北游擊隊來到南梁閻家洼子，與劉志丹、高崗、楊森率領的紅四十二師會合。25日，中共陜甘邊特委、紅四十二師黨委與中共陜北特委、陜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閻家洼子舉行聯席會議，即著名的閻家洼子會議。

由于當時的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分屬于兩個上級機構領導，陜甘邊特委歸中共陜西省委領導，陜西省委直接歸黨中央領導。而陜北特委歸中共北方局領導，中共北方局歸中央駐北方代表直接領導。所以，閻家洼子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研究陜甘邊與陜北兩個根據地的戰略配合問題。

會議作出了兩項重要決定：一是紅四十二師三團北上陜北，配合陜北游擊隊粉碎敵人對陜北蘇區的第一次“圍剿”;二是撤銷高崗紅四十二師政委職務，給予留黨察看三個月處分。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委職務由謝子長兼任。

會后，陜甘邊特委調撥步槍一百支、銀元數百枚，支援陜北游擊隊。

如何評價閻家洼子會議？至今公開出版的著述鮮有涉及。

為什么在這次會議上要撤銷高崗的政委職務，并且給予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至今仍是個謎。

雖然有的回憶材料說這次會議撤銷高崗的職務是因為他在正寧南邑堡戰斗中違紀，但通過本書的上述材料讀者已經清楚，高崗因違紀而被撤職是在半年以前的藺家砭會議，而且在兩個月以前的寨子灣會議上，高崗已經恢復了政委職務。

果真高崗被撤職是個難解之謎？

實際上又并非如此。雖然在當時的戰斗環境中，無法保存會議記錄，一些新中國成立后的回憶材料又受當事者的記憶力以及各種政治環境的影響，未必準確，但1942年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議，卻為我們了解這次會議的真實情況，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參考材料。

參加閻家洼子會議的有陜甘邊特委和紅四十二師的劉志丹、楊森、高崗、習仲勛、張秀山、王世泰，陜北特委和陜北游擊隊的謝子長、郭洪濤、賀晉年以及紅四十二師連以上和陜北游擊隊支隊長以上的干部。雖然陜甘邊根據地建立得較早，紅軍與游擊隊的實力也比較大，但陜北游擊隊的郭洪濤和謝子長是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來的，他們更了解黨中央的方針和路線。因此，會議首先由謝子長宣讀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給紅二十六軍的兩封指示信。由于當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已經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這兩封信的基本精神也就不可能不受“左”傾錯誤的影響，自然對紅二十六軍的游擊戰爭進行了一些無端的指責。接著，郭洪濤在發言中又批評紅四十二師是“梢山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雖然劉志丹、高崗等在發言中對紅四十二師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開展游擊戰爭的正確選擇進行了辯解，但由于指示信與郭洪濤的發言代表了當時“左”傾中央的基本路線，所以會議還是決定撤銷高崗的政委職務，由謝子長接任。

如何評價閻家洼子會議？至今公開出版的著述鮮有涉及。為什么在這次會議上要撤銷高崗的政委職務，并且給予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至今仍是個謎。

1942年11月11日，參加了這次會議的習仲勛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提到了閻家洼子會議的情況。由于是當時會議的記錄稿，

習仲勛

習仲勛的發言又是即興的，所以有些話未必很恰當。但為了保持歷史原貌，照錄原稿如下：

閻家洼子會議“大概是陽歷七月前后開的，我也是參加那個會議的一個，許多情形都了解。洪濤同志來的時候，就是欽差大臣的派頭，當時我確實也是馬馬虎虎，不知他是中央的代表，還是北方局的代表，介紹信我也沒有看。在那個會上我很拘束，過去我不愛說話，一說話面孔就紅。我在這次會議上講話很少，當時我還是主席團之一，也不知是爭論了一些什么問題，我只把照金蘇區、武子蘇區講了一些意見，講的不很多。在會議后，洪濤同志便根據這個東西，寫了一篇二十六軍長期斗爭的主要經驗教訓一文。他主要批評陜甘邊黨和紅二十六軍主要領導者劉志丹、高崗同志都是右傾機會主義、逃避路線、串山林主義、槍桿主義。我們大家想想在那個時候，誰不愿意在一個大平原上建立一個根據地，省得上坡、下坡(笑聲)，但國民黨不能讓我們這樣干，要存在只有實行梢山主義。甚至在打開延長后，還有一位八十四師的政治部李主任，還批評我是梢山主義。后來劉志丹講，梢山主義不錯呀！沒有梢山主義就不行。誰說不能以南梁堡、二將川、豹子川為中心去開展新的進攻呢？所以我覺得洪濤同志不懂，當時有意識模糊紅二十六軍和陜甘邊黨的當時斗爭的真實事實，而且確實有企圖篡軍。在這次會議上好像洪濤同志勝利了，把大家批評了一頓，高崗同志被打擊了，撤了他政治委員的職。為什么沒有篡軍呢？就是真的把軍隊交給他也不行，自己無能，他手中又沒有這樣的干部。”《習仲勛同志在高干會上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發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現存于陜西省檔案館。

如果說習仲勛的發言還只是他個人的意見，不一定代表絕大多數人的看法，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看看中共中央對這次會議的評價。

1942年12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會議尚未結束之際，中共中央通過了一份黨內秘密文件，題目為《中央關于1935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這份黨內秘密文件雖然沒有專門評價閻家洼子會議，但在提到郭洪濤時，有一個括號，在這個括號中，這樣寫道：

郭是1933年底到達陜北，曾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打擊過陜北特委重要負責同志馬明方。1934年7月在閻家洼子會議上又打擊過劉志丹、高崗，企圖奪取二十六軍及陜甘黨的領導地位，但這種企圖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

雖然說在當時的戰爭時期，部隊領導變換頻繁，并且無論就資歷還是能力，謝子長取代高崗任政委都無可非議，但上述的回憶材料和中央的決定已經清楚地回答了高崗在閻家洼子會議上被撤職的原因。

至于如何評價1942年西北局高干會議和中共中央當時的決定，則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將在后文予以專門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