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是中日兩國的天然對手，他們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在談判中嚴辭交鋒。可一離公務、退及幕后，兩人竟惺惺相惜，從而結下了既為敵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淵源。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內閣首相，曾四次組閣。作為明治憲法之父，他還是該國第一位樞密院議長、貴族院院長。

在伊藤組閣期間，日本悍然發動了甲午戰爭，并一舉挫敗大清，自此成為東亞頭號強國。而那一刻，號稱大清“中興名臣”的李鴻章則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

或許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是中日兩國的天然對手，他們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在談判中嚴辭交鋒。可一離公務、退及幕后，兩人竟惺惺相惜，從而結下了既為敵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淵源。

第一次交鋒：1885年4月，中日簽訂《天津條約》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鮮“甲申政變”，作為日本政府的全權代表，來到天津與李鴻章會談。此次談判達成《中日天津條約》，其核心內容是，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今后朝鮮若有變亂等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這其實賦予了日本在朝鮮享有與宗主國中國相同的權利，也為甲午戰爭爆發埋下了伏筆。

時年，李鴻章62歲，伊藤44歲。這是兩人第一次扳手腕。看著比自己年輕18歲的對手，李鴻章多少有些感慨。

為此，他專門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認為伊藤博文“實有治國之才”，“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應該說，李鴻章的眼光是比較敏銳的。當年12月，伊藤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并著手制定憲法。

第二次較量： 1895年3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

一晃又過了10年，當兩人再次見面時，李鴻章已是古稀之齡的老人，伊藤博文也過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會面，兩人尚能相對平等地交鋒，此番早已乾坤倒轉。

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戰爭慘敗后，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

對李鴻章，伊藤給予了尊重；但對清帝國，他卻磨刀霍霍。盡管清庭也知道這一回割地賠款是躲不過了，讓李鴻章該怎么辦就看著辦。李鴻章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經過拉鋸式的較量，在第三次談判后，李鴻章竟在回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為之嘩然，日方的和談條件才稍有收斂。

最終伊藤將中國的賠款金額由原先的3億兩白銀調至2億兩，對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要求則不予讓步，要求李鴻章“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李鴻章發電報請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3月23日，《中日馬關條約》正式簽訂。

但私下里，兩人又是另一種關系。讓我們聽聽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在條約談判期間的聊天吧。

就大清的變法圖強，伊藤說：“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李鴻章惟有嘆息：“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欽佩。且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國之事囿于習俗，未能如愿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漸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愿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為耳！”

雖然各為其國，而且在那個時期，伊藤博文更極大地侵損了中華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與李鴻章卻相當投緣。李鴻章說：“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辦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表示：“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

李鴻章連稱：“貴大臣之所為，皆系本大臣所愿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

伊藤說：“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

他安慰李鴻章，甲午之敗，絕非安徽人的問題（李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國的問題。

第三次見面： 1898年9月，戊戌政變時，救了梁啟超

應該說，隨著《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伊藤博文在戰略層面也不再將大清帝國作為敵人，甚至還希望它藉此變法圖強。

因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雖積極“脫亞入歐”，但國內仍有不少“興亞”主義者。他們認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西方列強是日本的主要敵人，所以應聯合中國，才能對抗白種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責任維護和協助中國，但清政府太腐敗，必須將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結盟。

伊藤博文總體上持這樣的姿態，他甚至說：“中國強，日本才能強。中國好，日本才能好。”事實上，甲午戰爭后的近10年間，清朝知識分子不僅沒有形成強烈的仇日反日情緒，反而興起了向日本學習、借鑒的浪潮，中日關系也曾比較友好。

戊戌變法期間，清政府曾計劃聘請伊藤博文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擔任國策顧問。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20日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變發生，慈禧太后再次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囚。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而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現場的伊藤當即表態：“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與李鴻章見了面。此時的李鴻章垂垂老矣，年屆75歲。而伊藤也已57歲，他特地前來為被捕的張蔭桓求情。張蔭桓由李鴻章一手栽培，甲午戰爭中曾作為清庭代表赴日談判。但李鴻章后來一度失勢，張蔭桓卻自覺翅膀硬了，竟對李有切割之意。戊戌變法時，他調任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屬于維新人士，因此政變后遭株連。伊藤的面子，李鴻章還是要買的，于是他對張蔭桓施以援手。張蔭桓未被斬首，從輕處理后充軍新疆。

當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來“戊戌六君子”應是“戊戌七君子”，張蔭桓將更出名一些。揀了一命的張蔭桓，只不過拖了幾口氣，1900年還是被殺了。

對此次中國之行，伊藤曾談了他的感想：“中國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廣大的國家里，對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徹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死在中國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來到了中國東北，此次他已不能與李鴻章會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 油盡燈枯的李鴻章在代表大清與11國簽訂《辛丑條約》后，“痰咳不支，飲食不進”，最終留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遺愿離世。

但伊藤并沒有忘記這位老對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與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奉天會談中，他又提到了李鴻章：“我于貴國大計，用心籌劃，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緒十一年（1885年），即與李文忠（李鴻章）相見，切告以兩國關系，貴國總須力圖變法自強，方可共保東方之和平。披肝瀝膽，力為陳說，文忠頗以為然。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貴國，晤見北京親貴大老，告以亞東之大勢，兩國之關系，貴國極宜變法圖存，方能有濟。當時諸親貴大老咸以為然，允為變法。不意未嘗實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現在貴國方悟非變法無以圖強，近年來始行新政，我甚愿貴國事事求根基穩固，政府須擔責任，行政機關務求組織完備，萬勿半途中止。竭力前進，猶恐或遲。我兩國利害相關，貴國如能自強，則日本之幸也。”

當然，伊藤的話語并不一定坦露心聲，畢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辭令。聽其言，更需觀其行，但歷史也不再給他以考驗的機會。僅僅過了3天，在戒備森嚴的哈爾濱車站，當伊藤走出專列檢閱清軍和俄軍儀仗隊時，從日本商民隊伍中突然沖出一名朝鮮青年，向伊藤連開三槍。每一顆子彈都精確命中了，伊藤博文就這般氣絕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