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爆發(fā)，洛陽、長安失守，唐玄宗倉皇“幸蜀”。從離開長安，到得知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后主動遜位，唐玄宗一直是大唐政府唯一合法的“掌門人”。這期間，太子李亨當了皇帝，說句不好聽的，他的即位像是趁火打劫——篡行，而且經(jīng)過精心包裝。《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詳細記述了大臣裴冕、杜鴻漸等人解釋太子李亨即位的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寇逆亂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國家發(fā)生了叛亂，玄宗皇帝已經(jīng)無法駕馭這種局面，跑到了蜀川避難，他的那把交椅就算讓出來了，作為皇太子，在這個時候即位，替父皇分憂、為社稷排難，是顧全大局、理所當然的選擇。

皇太子李享被點為天下兵馬元帥，全權負責收復兩京、平服叛亂事宜，但替父皇分憂、為社稷排難，就非得自己當皇帝嗎？照這樣的邏輯，其他人不都可以打著這樣的“旗號”另立中央了嗎？

唐玄宗是“移幸蜀川”，并不是“倦勤大位”，而是仍然主持著全國的平叛工作，并盡最大可能履行了大唐政府“掌門人”相應的職責，如對中央和地方的有關人事，進行了調(diào)整，并先后任命了崔圓、房琯、崔渙三人為宰相，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危難時期中央政府的感召力，為收攏人心、凝聚力量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任命太子李亨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tǒng)朔方、河東、河北、平廬等節(jié)度兵馬，收復兩京的同時，分別任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豐王李珙為各路都統(tǒng)節(jié)度使，分守外鎮(zhèn)，為穩(wěn)定局勢、平定叛亂創(chuàng)造了積極的條件。史載，任命詔書一下，“遠近相慶，咸思效忠于興復”，而叛首安祿山則拍胸嘆氣道：“我不得天下矣”。這種理由，難以叫人信服。

第二個理由：江山阻險，奏請路絕，宗社神器，須有所歸。玄宗皇帝“幸蜀”后，因為交通不便，給請示匯報造成了困難，而且，他這一去，大唐江山、國家政權失去了凝聚的核心，在這種情況下，皇太子只有當了皇帝，成為社稷之主，才能放開手腳承擔起平復叛亂、重整社稷的重任，這是時勢使然、迫不得已的選擇。

馬嵬驛分手，唐玄宗通過高力士，表達了自己對太子李亨所寄予的殷切厚望，說了一番話。其中“莫以吾為意”至少包涵兩層意思：一是從父子感情角度，勸慰太子李亨不要擔心；二是從君臣大義角度，提示太子李亨，在這特殊時期不必拘于常禮，一些關乎平叛的大政方針，不必常請示、常匯報，完全可以自行決斷。玄宗對李亨絕對的信任，溢于言表。李亨即便不當皇帝，照樣可以放開手腳承擔起平復叛亂的重任。

交通困難，請示、匯報不方便，就得自己當皇帝嗎？這樣的邏輯說不通。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完全可以隨機應變地處理軍政等有關事宜，與便不便沒關系。唐玄宗已經(jīng)充分地放權，成敗取決于他的能力和責任心，請示、匯報作為外部因素，不是問題的關鍵。國家政權失去了凝聚的核心？玄宗皇帝沒有死，沒有退位，何談失去了凝聚的核心？

第三個理由：萬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違。在這國難時艱的時刻，老百姓都期望著、各種祥瑞也兆示著，能有一個明君，來拯救他們于水火，這個明君不是別人，就是您——太子李亨，這是百姓的意愿、上天的選擇。

玄宗“幸蜀”，老百姓的期望，大打折扣，但這不是不承認玄宗這個皇帝。在靈武即位前，老百姓充滿了期待，但這種期待絕非希望他取玄宗而代之，當他們聽到了李亨治兵河西的消息，說道：“吾太子大軍即至！”和李亨的擁戴者們“萬姓颙颙，思崇明圣”，不對等。

馬嵬驛分手后，“有白云起西北，長數(shù)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為天子之氣”。說太子李亨的即位，與天象有關。后來，又出現(xiàn)好幾次，都是預示真命天子的氣象。

人事鼓吹，天意炒作，三點理由，道出唐肅宗的即位，是一場精心包裝的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