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于1947年2月28日，是臺灣人民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 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軍警在臺北打死請愿減稅的商販。1947年2月28日，臺北市民罷市、游行請愿，又遭國民黨當局的鎮壓，激起了民眾的憤怒，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幾天之內，暴動民眾控制了臺灣省大部分地區。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急電南京求援，國民政府調駐守上海的21軍在基隆登陸，進駐臺北，對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運動最終失敗。

臺灣二二八事件過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消息傳來，臺灣同胞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歡慶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儀式在臺北公會堂(現改稱中山堂)舉行。日本投降代表、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將軍呈遞降書。

陳儀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臺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軍皆已置于中國主權之下。第二天，臺北市學生及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大游行，歡慶祖國收復失土。全省家家戶戶張燈結彩，祭告祖先，通宵歡飲。縱情慶賀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戰爭結束時，整個臺灣工農業生產處于癱瘓狀態，物資缺乏，米荒嚴重，物價飛漲，百業蕭條，人民大量失業，社會治安惡化。更為嚴重的是，臺灣經歷了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剛剛重回祖國，國民黨當局和臺灣人民之間彼此都不大了解，容易產生矛盾，需要一段時間進行磨合。而恰恰是在這一段磨合期，國民黨當局采取了非常錯誤的政策，激化了與臺灣人民的矛盾。

臺灣回歸祖國后，蔣介石在大陸大打內戰，大陸的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臺灣，島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臺灣光復僅一年，臺灣物價漲了100倍。臺灣中小企業在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劫奪下，紛紛破產倒閉。加之農業歉收，致使當時臺灣600多萬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貧困交加，饑寒交迫，人民怨聲載道。

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人民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給臺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老百姓們原以為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可以揚眉吐氣過幾天舒心日子。哪知他們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滅了。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由歡迎變為失望，最后成為仇恨。這種仇恨的情緒，由一件偶然的事情，點燃了全島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臺灣光復一年后，蔣介石來到臺灣，親自參加光復一周年紀念會。雖然臺上眉飛色舞，意氣風發，但臺下卻反應冷淡。臺灣人民歡天喜地迎國軍的熱情早已在一年的親身經歷中灰飛煙滅，跟大陸人民一樣，他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有人在舊總督府門前掛上一幅“狗去肥豬來”的漫畫。

光復一年，臺灣人民的興奮變成了積怨，烏云籠罩在整個臺灣島，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一觸即發，山雨欲來風滿樓。1947年2月27日下午，時近黃昏。臺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中年守寡、帶著一兒一女艱難度日的林江邁守在自己的煙攤旁，招徠顧客。突然，人群開始騷動，等林江邁反應過來時，已來不及跑了，臺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得根帶著另外9名緝私隊員已將煙攤圍住。

林江邁向緝私隊員解釋、哀求，均無濟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緝私隊員用槍托將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憤怒的圍觀群眾與緝私隊員發生沖突，打傷了緝私員趙子健與警員張啟詳，緝私員傅學通向人群開槍，當場打死無辜市民陳文溪。當天晚上，部分群眾擁到臺北市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圍攻了臺灣省專賣局。

下午，約有四、五百名群眾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向行政長官陳儀請愿，竟遭衛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數人。于是事態迅速擴大，游行、示威、請愿很快演化為大規模武裝沖突，一場反獨裁、反專制、反暴行、爭民主、爭自治的運動在全市漫延。陳儀隨即宣布實行戒嚴，派出大批軍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邏。

臺北市民罷工、罷課、罷市，包圍行政長官公署、警察局、日產處理委員會、電臺等機關，放火燒掉臺北專賣分局，甚至開始搶劫軍用倉庫，釋放獄中囚犯，與軍警不斷發生流血沖突。起義民眾還通過電臺向全省廣播，控訴軍警的暴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各地民眾聞風而動，群起響應，圍攻所在地機關、部門。由于當時國民黨剛剛接管臺灣，兵力不足，起義群眾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區，國民黨對整個臺灣省的形勢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臺北市民眾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并隨后在各地成立分會，代表民眾就事件處理和臺灣的政治改革與行政長官公署交涉。陳儀也派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1947年3月8日，委員會通過其宣傳部長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條要求”，包括實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廢除專賣制度、減免苛捐雜稅等條款，基本反映了臺灣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

但是，隨著起義規模的不斷擴大，起義隊伍中也混進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地方紳士和流氓，他們將三十二條擴大為四十二條，增加了一些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主張，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長官公署等，致使陳儀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員會的代表，并加緊部署鎮壓行動。

早在1947年3月2日，陳儀見形勢不妙，就急電南京：“臺灣發生暴亂，已及全省，形勢危急，請速派國軍赴臺救援。”蔣介石接報，經與國民黨要員商量，均認定“二·二八起義”是“暴亂”，為防止事態擴大，必須采取果斷措施，進行鎮壓。蔣介石立即電令駐守上海的21軍火速乘船趕赴臺灣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趕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軍先頭部隊在基隆登陸。遭到起義群眾阻攔后，21軍竟在船上架起機槍向碼頭上的群眾掃射。9日，國民黨主力部隊在血洗基隆后，進駐臺北，與駐守在臺灣南部地區的國民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手，對起義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

經過近半個月的艱苦斗爭，“二·二八起義”最終失敗。大批臺灣市民、學生及社會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醫生遭到屠殺，確鑿死亡人數難以計算，此外，還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蹤。“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被當作非法組織遭取締。3月，國民黨還在臺灣進行了大規模地收繳槍支和肅清“暴亂”分子活動。1947年4月24日，國民黨政府撤消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政府，陳儀被撤職賦閑，魏道明被任命為臺灣省政府主席。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的漠視，一直都有所爭議。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于種種塬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

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并沒有意義。至于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補償案件數不等同于實際傷亡數字，塬因有七項，在二二八基金會官網有詳細說明.....

若干人士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臺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沒有一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后還有戶籍。

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

《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臺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臺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臺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臺灣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列表

以下所列人物為臺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并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于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里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并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幸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云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臺灣人的信任。

莊木火：瑞芳小學校長。

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 被軍人槍殺后踢入河中。

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于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簡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在軍中被殺。盧園：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叁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顧尚泰：西醫。

廖進平：社會運動家。

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郭守義：基隆名醫。黃媽典：日占時代任樸子街長，事變時任臺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李瑞峰：律師。李瑞漢：曾任臺北律師公會會長。李丹修：八堵火車站站長。

林連宗：臺灣前制憲國大代表、臺灣省參議員、臺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林茂生：臺灣歷史上第1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于終戰后協助接收臺灣大學，并創辦《臺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后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藍燈旺：基隆社寮島居民。阮朝日：《臺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叁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于臺北的臺灣神學院、臺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黃阿統：淡水中學訓導主任。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占時期曾任臺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臺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后曾任“臺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臺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宋斐如：臺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臺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臺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后，雙腕被反綁，背后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臺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后，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準許以毛氈覆尸，但尸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宣撫”。白氏來臺后，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臺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燈：日占時期實業家，戰后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中國人張慕陶的憲兵用汽油燒死。

王育霖：日占時期的律師，戰后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處死。

吳金鏈：《臺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占時期曾任《臺灣新民報》臺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并曾任職于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道被害。

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后曾任臺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后，陳尸于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

蕭朝金：日占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后遭槍斃。

許錫謙：花蓮人。戰后參加叁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干事及該團7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后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后為該會重要干部。后走避臺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游說其叔父勸說回鄉，于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臺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后，與其叁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叁口均遭殺身之禍。后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后避居日本。當時，臺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后，指示臺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后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后，林頂立定居中臺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一說他后來返回大陸。

潘木枝：醫生，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公開處決，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后的清鄉掃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