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瑯琊(今山東臨沂)人。出身貴族，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但是他的官位遠不及他的書法名氣大。他自幼愛好書法，苦心研練，博采漢魏諸家之精華，集其大成，超脫魏國書法家鐘繇真書的境界，另辟新徑，使真書完全擺脫隸書遺跡，成為獨立的新體。他兼善隸、草、真、行，“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飄若浮云，矯若驚龍”，有“右軍書在而魏晉之風盡”的稱譽，被尊為“書圣”。

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一日，王羲之和當時的名士謝安、孫統、孫綽、支遁等41人，宴聚于紹興市郊會稽山陰的蘭亭溪畔，26人賦詩41首，并聚詩成集，王羲之于酒酣之際趁興用鼠須筆在蠶繭紙上為詩集寫了一篇序，是為《蘭亭序》。王羲之在這篇序中記下了詩宴盛況和觀感，全文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飄逸，字字精妙，有如神助。如其中的20個“之”字，竟無一雷同，成為書法史上的一絕。以后他多次重寫，皆不如此次酒酣之作，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作品之一。

然而就是這件千古杰作，卻給世世代代的后人，留下了無盡的遺憾。直到如今，《蘭亭序》的下落仍然是一個謎。

比較公認的說法是：《蘭亭序》藏于陜西昭陵唐太宗的棺材里。

唐太宗李世民生前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開創了盛唐的“貞觀之治”。太宗喜愛書法文字，尤其喜愛王羲之的筆墨，吩咐下人在天下廣為搜尋。每每得一真跡，便視若珍寶，馀興來時摹揣度，體會其筆法興意，領略其天然韻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卻。不僅如此，他還倡導王羲之的書風。他親自為《晉書》撰《王羲之傳》，搜集、臨摹王羲之的真跡。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雖然收藏王羲之墨跡不少，其中也有《蘭亭序》，但始終沒有找到王羲之的《蘭亭序》的真本。一國君主，卻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之珍品，太宗每一想到此，便顯得悶悶不樂。

監察御史蕭翼出京調查，打聽到《蘭亭序》傳到王羲之第七代孫智永禪師處，智永臨終把它傳給了他的弟子辨才和尚。于是蕭翼作了精心設計和準備，更名改姓，扮成趕考的舉子出發南下，企圖將《蘭亭序》弄到手。

一天清晨，辨才和尚打開了永興寺門，邁出的腳踩到一個軟軟的東西上，低頭一看，原來地下躺了一人，散發出一股酒氣。辨才自語：“原來是個醉鬼！”誰知此人翻身坐起答道：“醉雖醉了，未必就是鬼呀！”辨才見此人一副飄逸瀟灑之態，便開玩笑地說：“雖不是鬼，亦不像人！”此人脫口應道：“如此便是佛了！”言畢大笑舉步下山。辨才見此人談吐不凡，便問道：“施主從何而來？”此人對曰：“我乃應試舉子，昨夜月光皎潔，在山下旅店對月飲酒，苦無知音，店主說山上師父佛法上乘，且書畫尤佳，便上山拜訪，誰知醉臥山門，有失體統，無顏面佛。”辨才對這書生很是欣賞，便邀他入寺小住讀書候試，雙方談學論禪，十分投緣。

一天扮作趕考書生的蕭翼喝的爛醉如泥，他突然從囊中取出一軸《蘭亭序》摹本，對辨才和尚說到：“這是王羲之真跡，萬金難買，你我是莫逆之交，才拿出來讓你一飽眼福。”為人忠厚的辨才不知是計，對蕭翼說：“你這個不是真跡，真跡在我的閣樓上藏著呢！”蕭翼裝作沒有聽到，昏昏睡去。辨才和尚也知道失言了，趕緊住嘴。蕭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聽見。第二天辨才見蕭翼遲遲未來吃飯，前去催請，發現蕭翼已不辭而別，只見桌上放著一張感謝饋贈的紙條和許多銀兩。

太宗皇帝得到《蘭亭序》后非常高興。因為蕭翼智取《蘭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為員外郎，加五品，并賞賜給他銀瓶、金縷瓶、瑪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又賜給他宮內御馬兩匹，并配有用珠寶裝飾的鞍轡，宅院與莊園各一座。唐太宗初時還生氣辨才大師將《蘭亭序》秘藏起來不奉獻給他這位當朝天子，稍稍平息一會后又考慮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過了幾個月，太宗皇帝又賜給辨才大師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書讓越州都督府衙代為支付。辨才大師得到這些賞賜后，不敢將它們歸為己有。將這此賜物兌換成錢，用這些錢造了一座三層寶塔。塔造得特別精麗，直到現在還在。他本人因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飯，只能喝粥，過了一年多就去世了。得到《蘭亭序》后，太宗皇帝命令侍奉在宮內的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等四人，各拓數本，賞賜給皇太子及諸位王子和近臣。

又一說：隋末，廣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王羲之的《蘭亭序》。這個僧人有三樣寶物，非常珍惜的收藏著。一是王羲之手書《蘭亭序》，二是銅制神龜，三是鐵制如意。唐太宗知道后，他派去一個人，用欺騙的手段，從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蘭亭序》。僧人失去《蘭亭序》后說：“第一寶物沒有了，其余的寶物還有什么會值得可愛收藏的呢？”于是用如意擊石，打斷了扔了;又將銅龜的一只腳摔壞了，從此不能行走。這一種說法可能是第一種說法的誤傳。無論如何，這兩種說法都承認是唐太宗得到了《蘭亭序》。然而，唐太宗千辛萬苦得到的《蘭亭序》是否是王羲之的真跡卻得到了后人的懷疑。

1965年5月22日起，《光明日報》連載了郭沫若寫的長文《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的真偽》，文中的王興之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謝鯤是晉朝宰相謝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隸書寫成，和王羲之用行書寫的《蘭亭序》不一樣，他推斷當時還沒有成熟的楷書、行草，并經多方考證，認為《蘭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觀論調，不符合當時的思想，從而確認《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筆跡，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孫永興寺和尚智永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偽作。他還進一步提出，“現存王羲之的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得進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發表后，引起學術界的震動和極大關注。南京文史館館員、著名書法家高二適寫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認為當時就有楷書、行書的記載、傳說和故事，而且流傳至今的許多碑貼摹本也足以證明楷書字體在當時已經形成，并趨向成熟，認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

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東郊與王羲之同代的東晉名臣高崧墓中，出土了兩件楷體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邊地區先后發現的30多件同時期墓碑上，不僅有隸書，還有行楷、隸楷，說明當時多種書體并存。1999年在南京舉行的關于《蘭亭序》的學術研討會上，依然存在各種不同意見。看來這樣的學術爭論還將繼續下去，只不過在書法界的多數人以及廣大書法愛好者仍持傳統觀點罷了。

雖然后人對于《蘭亭序》存有真偽之爭。可當年唐太宗得到了《蘭亭序》卻是一致的看法。那么，唐太宗死后，《蘭亭序》又流落何處呢？

唐太宗臨死前，他囑咐兒子李治，也就是后來的唐高宗，把《蘭亭序》放進他的棺材。李治遵命，用玉匣裝著《蘭亭序》藏在了唐太宗的墳墓昭陵里。唐末五代的軍閥溫韜在任陜西關中北部節度使期間，史籍記載：“在鎮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難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異常堅固，他讓士兵費盡力氣打通了75丈長的墓道，進入地宮，見其建筑及內部設施之宏麗，簡直跟長安皇城宮殿一樣。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寢，正寢東西兩廂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開石函，內藏鐵匣。鐵匣里盡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貴圖書字畫。其中最貴重的當推三國時大書法家鐘繇和東晉時大書法家王羲之的真跡。打開一看，二百多年前的紙張和墨跡如新。這些稀世珍藏，全被溫韜取了出來，但迄今千余年來下落不明。

對此，有些人認為，史書雖然記載溫韜盜掘了昭陵，發現了王羲之的書法，但是并沒有指明其中包括《蘭亭序》，而且此后亦從未見真跡流傳和收錄的任何記載。溫韜盜掘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細清理，故真跡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隱密之處。

但是，與之相反，也有另一種說法，就是《蘭亭序》沒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唐太宗死時，并沒有提出要將《蘭亭序》隨葬，而是將《蘭亭序》交給了同樣喜愛筆墨丹青李治。李治多病，不久病亡。臨終前，他在病榻上遺詔，把生前喜歡的字畫隨葬。因此，在《蘭亭序》失傳之后，就有人懷疑《蘭亭序》并非隨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

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據說被溫韜挖了十七座。唯獨挖到乾陵時，風雨大作，無功而還。在唐之后，再沒有人見過《蘭亭序》的真跡，這也使更多人相信《蘭亭序》隨葬乾陵的說法。

總之，圍繞《蘭亭序》真跡的下落問題，成為長期以來眾說紛紜、爭論不休的一個歷史文化之謎。究竟如何，看來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發掘之時，才能見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