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駕崩，其子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順宗上臺之后，啟用親信王伾、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等人，試圖對積弊深重的朝政進行改革。起初，曾雷厲風行地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僅經歷了一百多天就以慘敗告終。這場短暫的改革，史稱“永貞革新”，也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安史之亂”以后，唐朝的國勢開始走下坡路了，繁華盛世不復存在。唐順宗的父親唐德宗并不是一個昏庸之君，他登上皇位后，實行楊炎的兩稅法，增強了中央政府的經濟實力。又注重中央神策軍的建設，使中央與地方藩鎮(zhèn)的武力保持平衡。但德宗性情急躁，剛愎自用，又善猜忌，還重用宦官，聚斂民眾財富，使百姓怨聲載道。對德宗晚年的新舊弊政，太子李誦深有體會，而其侍讀王叔文、王仁也有革新抱負。

唐順宗李誦18歲時被立為太子，做了26年的儲君。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逝世，李誦即位當上了皇帝。盡管他只當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但還是在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因為在他的支持下發(fā)動了一場政治革新。史書上對順宗多有好評，說他在東宮二十余年，經常關心朝政，了解民間疾苦，頗有閱歷和抱負。贊他知人善斷，曾勸阻德宗用奸佞裴延齡、韋渠牟為相，又曾向德宗進言不宜過分嬉游奢侈等。

王叔文，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出身寒微，頗知民間疾苦，是庶族文人中的優(yōu)秀分子，一位有抱負、有活動能力的政治家。他先得到德宗的賞識，把他從蘇州司功參軍提到朝中任翰林待詔。貞元三年(788年)，又因善于下棋而被德宗選去太子身邊侍讀，陪伴太子近二十年。在太子李誦身邊，王叔文經常對他講敘民間疾苦。有一次太子與諸侍讀等一起議論宮市害民。李誦說：“我正要好好向皇上說這件事。”大家都加以稱贊，唯獨王叔文一言不發(fā)。眾人退下后，李誦問王叔文剛才為何不說話，王叔文說：“太子的職責是侍奉皇上的飲食和請安，不應過問朝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懷疑太子收買人心，你如何解釋？”太子深感王叔文很有辦事經驗和對他的忠心。

王伾，杭州人。以書法見長，為太子侍讀，與王叔文二人頗得太子信任。通常講的“二王八司馬”的“二王”即指王還與王叔文。

與王叔文、王伾一塊兒共商國是的還有韋執(zhí)誼、劉禹錫、柳宗元、韓泰、凌準、韓曄、程異、陳諫等人。此外，還有呂溫、李景儉、陸質等，也與革新集團關系密切。

李誦在太極殿即位后，開始名正言順地行使皇帝權力，進行政治革新。

他上臺僅25天，就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李實是皇族宗室，作惡多端，百姓深受其害。自從任京兆尹，他惡性不改，聚斂財富，又枉殺無辜，百姓對他深惡痛絕。順宗一上臺便將他貶官，使百姓人人拍手稱快。兩天后，順宗又在丹鳳門上宣布：“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免除民間欠稅和一切雜稅，停止地方官對朝廷常貢以外的其他進奉，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革除弊政最有影響力的是整飭宮市和五坊小兒的措施。所謂的“宮市”，是指皇宮的官吏出外采購宮中用物，本來由專設的官吏采辦，德宗貞元末改由宦官掌管。宦官或以低價強買，或索性派一批人，叫“白望”，看中什么就白拿強搶。百姓見了他們猶如見了強盜一般。白居易的《賣炭翁》寫的就是這種情況。五坊即雕、鶻、鷂、鷹、狗五坊。在五坊服務的差役稱“小兒”，均由宦官擔任。他們以打獵為名，把捕鳥的網張在老百姓的家門口或水井上，借機敲詐勒索。禁止宮市與五坊小兒，百姓自然擁護叫好。此外，順宗還放出宮女和女樂九百多人，家人團聚，歡呼萬歲。

其次是控制理財權。任命當時的理財名臣杜佑為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副使，免去李琦的鹽鐵轉運使職務。再者是準備剝奪宦官兵權。任命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zhèn)行營兵馬節(jié)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但這一著棋，沒有落到實處。在任命下達后，執(zhí)掌神策軍實權的大宦官立刻意識到這是“二王”的奪權行動。于是密令神策軍將領不得接受范、韓的命令。此外還打算裁抑藩鎮(zhèn)。這年，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韋皋提出要擁有劍南三川，以擴大自己的地盤。王叔文義正詞嚴地拒絕了他的無理要求，還準備將他的心腹劉辟正法。

由于唐順宗病重不能言語，加上宦官和守舊勢力兇狠反撲，使革新最終只經歷了短短的六個月便告失敗。宦官俱文珍等逼順宗下制讓位給太子李純。不久順宗又被迫下制書令太子即位為皇帝，自稱為太上皇，改元為永貞。順宗的退位，意味著永貞革新的徹底結束。

唐憲宗即位后，二王等人紛紛下臺。憲宗隨即宣布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馬。不久，王伾死于開州，王叔文也于第二年被憲宗賜死。韋執(zhí)誼被貶為崖州司馬，韓泰被貶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陳諫為臺州司馬，凌準為連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馬。至此，因二王而被貶的八人均到地方上任“司馬”，故人們將這一事件稱為“二王八司馬”事件。

對二王八司馬事件，一般今人的史書上認為這是一場革新運動。如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認為當時實行的這些措施，打擊了方鎮(zhèn)割據(jù)勢力、專橫的宦官和守舊復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順應了歷史發(fā)展。一些人認為雖然因具體措施剛實施就停止了，還談不上在打擊藩鎮(zhèn)上起到很大作用，但確實是減輕了人民的痛苦，使德宗以來的腐朽政局為之一新。

也有人指出從順宗即位開始實行新政，到順宗退位，前后共歷時六個月。要在這樣短的時間里消除種種朝廷積弊、解除民間疾苦，是不可能也是辦不到的。這場政治運動觸及到了當時社會的弊政，有的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遠遠還談不上是一次革新，充其量只能說是一次嘗試。有人更進一步說整個事件叫“永貞革新”不妥。王叔文在永貞時期的一些措施是好的，可以叫善政，但不能說是革新，既不能和后來的王安石的新法相提并論，也不能和他的前輩楊炎相比。王叔文實施的一些措施，影響很小，說不上是一場革新。

一些人認為這個事件根本不是革新，二王當政并沒有作出什么革新的措置，以罷宮市等弊端的革除來講，都是貫徹順宗素來的主張，與二王無關，不能說是二王的革新。也有人認為這個事件究其實是庶族地主對士族地主的斗爭。就其政治活動的性質而言，認為王叔文集團的結集和失敗，只是唐代統(tǒng)治階級各個集團內部斗爭的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