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館》，賈夢瑋著，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民國首都南京，除了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外國駐華使節外，只有極少數人有自己的公館，大畫家徐悲鴻是其中之一。徐悲鴻在南京的時間不長，他在南京傅厚崗6號的公館“無楓堂”稱得上是他的傷心之地。

因受聘為中央大學教授，徐悲鴻于1928年舉家由上海遷來南京，先是住在石婆婆巷，后來又搬到丹鳳街52號中央大學宿舍。當時徐悲鴻和夫人蔣碧微還沒什么錢，蓋不起自己的公館。他們的宿舍在一幢老式的兩層樓房里，里面還住有中央大學的另外三位教授。徐悲鴻分得其中的四間，蔣碧微的父母當時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因此顯得特別擁擠。沒有畫室，無法進行大幅創作，徐悲鴻他只好到中央大學藝術系為他準備的的兩間房子里作畫，地點在中大靠東北角的圍墻內，墻外就是成賢街北口，這兩間房子一間開了大玻璃天窗作為畫室，一間作為他的藏書室。好在從丹鳳街去中大的這兩間房子并不遠，途中想必要經過北極閣和雞鳴寺，這條路，徐悲鴻走了四年。當時的中大藝術系集中了一批造詣高深的教授，除了徐悲鴻外，還有呂鳳子、汪采白、張書旗、潘玉良、陳之佛，后來有來了呂斯百、傅抱石等，藝術氣氛好，在那間簡陋的畫室里，徐悲鴻還創作出了特大油畫《田橫五百士》和《蹊我后》等名作。

徐悲鴻太需要自己帶大畫室的公館了。所幸當時他已是頗有名氣的天才藝術家，人們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也較為尊重，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肯出資3000塊現大洋為徐悲鴻買宅基地，客觀上也能說明這一點。民國之前的南京人習慣住在城南，鼓樓一帶在民國之后才發展起來，吳稚暉出資買下的這塊地皮在南京鼓樓坡的北面。這里本是大片的墳地，相當荒涼，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后，隨著“建設新首都”計劃的啟動，房地產業火爆，地價飛漲，3000塊大洋的巨款當時只買到兩畝的墳地。特別的是，在這塊墳地上有兩棵巨大的白楊樹，據說當時全南京城這樣的大白楊樹只有三棵，另外一棵在城南。兩棵白楊樹身高達數丈，京滬路的火車駛近南京將到下關的時候，因為當時還沒有高樓大廈，人們在火車上就可以遠遠地看見它們。

徐悲鴻

地皮買下了，沒錢房子還是蓋不起來。蔣碧微曾回憶其時她多次帶著孩子和女傭到這塊地皮上徘徊，憧憬著起于這片土地上的庭院樓閣。后來到了1932年，還是由吳稚暉發起，許多人捐資湊起一筆錢，徐悲鴻公館終于動工。設計者姓卞，夫人畢業于中央大學藝術系，是徐悲鴻的學生，卞氏的設計想必是盡力的。房子終于在1932年12月建成了，徐悲鴻蔣碧微一家子從擁擠的中大宿舍搬進了新居。

傅厚崗4號徐悲鴻公館，是一座精巧別致的西式兩層小樓，客廳、餐廳、臥室、浴室、衛生間齊全，徐悲鴻的畫室更是氣派，高1、6丈，長3丈，寬2丈。那兩棵白楊已經被圍在院子里，周圍是籬笆筑成的圍墻，徐悲鴻的大畫室正在兩棵白楊的樹陰之下。一進大門就是碧草如茵的前院，女主人當年在公館落成之后就在院子里植上了草皮，點綴了花木，梅竹扶疏，桃柳掩映。房子內部的陳設是法國風格，雍容典雅。女主人還在院中的草地上安上了兩把大的遮陽傘，傘下放上圓桌和藤椅，可以在草地上乘涼消閑。蔣碧微游歷歐多年，也有較好的藝術修養，她的公館布置想來是不俗的。

傅厚崗4號徐悲鴻公館

但是，舒適的住房、美麗的庭院，無法使心緒不好的人心曠神怡，良辰美景、香車寶馬也只能給幸福的人帶來幸福。徐悲鴻一家搬進新家之時，“九 一八”事變發生一年有余，國難當頭，民不聊生，徐悲鴻將新公館名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正如他在《危巢小記》中所說：“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訓，抑于災難喪亂之際，臥薪嘗膽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但蔣碧微認為“危巢”之名不吉利，“危巢”也就未能叫響。在《危巢小記》中，徐悲鴻還以被置于庭院的黃山松自況：“黃山之松生危崖之上，營養不足，而生命力極強，與風霜戰，奇態百出。好事者命石工鑿之，置于庭園，長垣繚繞，灌溉以時，曲者日伸瘦著日肥，奇態盡失，與常松等，悲鴻有居，毋乃類是。”看來，徐悲鴻對精致的公館生活并不滿意。在客廳的墻上，是一副對聯：“獨特偏見，一意孤行”，橫批是“應毋庸議”，字如斗大，是泰山經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畫家黃苗子第一次見徐悲鴻就是在傅厚崗公館，他當時也被“這副氣魄雄健、出語驚人的大對聯鎮住了”。這副對子與徐悲鴻所堅持的“一個藝術家要誠實、要自信”、“人不可有傲態，但不可無傲骨”、“不要為名譽和金錢創作，不要為阿諛世上創作”等是一致的。《蔣碧薇回憶錄》曾多次提到這副對子，她對徐悲鴻的這種脾氣是比較惱火的。。

精致的公館對藝術家徐悲鴻確實并不合適。歌德就說過，奢侈的房間布置“終歸是一種化裝，從長遠觀點看，不會使人舒適”，這種布置“產生于一種空虛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方法，所以他只會加強這種空虛的思想境界”(《歌德談話錄》1827年1月17日)。他甚至認為：“擺著舒適而美觀的家具的環境抵消我的思想，置我于舒適與被動的狀態之中。除非從年輕時就習慣了，華麗的房間和精美的家具只適合沒有思想或不想有思想的人使用。”(《歌德談話錄》1831年3月25日)這種“華麗的房間和精美的家具”對從小過慣了貧寒和動蕩生活的徐悲鴻反而是一種擠壓。“危巢”是真正的“危巢”，“危巢”之“危”不僅指國難當頭，民不聊生，也不幸言中了徐悲鴻和蔣碧微的情感婚姻。

他倆的結合曾是當時的一段佳話。蔣碧微生于宜興的望族，宜興南門大人巷里的蔣宅高墻巍峨，連綿數進，據說是當時宜興城里最大的房子。蔣碧微是蔣家的次女，本名棠珍，1916年其父蔣梅笙在上海復旦大學當教授，蔣碧微隨父在上海讀書。當時徐悲鴻從家鄉宜興到上海發展，經人介紹去拜訪這位前輩鄉賢，徐悲鴻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這位前輩的賞識，也贏得了蔣碧微的芳心。可惜的是，蔣碧微在13歲時就由其堂姐做主，許配給了蘇州的查紫含。但生長在封建大家庭的蔣碧微卻有勇氣與出身寒微而且是喪妻的徐悲鴻悄悄戀愛起來。后來徐悲鴻得到哈同總管姬覺彌的一筆資助去日本留學，這位蔣二小姐跟著偷偷到了日本。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鴻將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蔣棠珍”由此成了“蔣碧微”，時年18歲。女兒和人私奔，對名門望族的蔣家來說是件很不體面的事，況且也不好向已經定親的查家交代。蔣家無奈之下，只得宣稱蔣棠珍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興家中設了靈堂。出殯時，為免起疑心，棺材里放進了石頭。多少年后，宜興城里對此事還是津津樂道。在日本，在歐洲，蔣碧微和徐悲鴻度過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鴻作于法國的油畫《吹蕭》中吹簫的女子不知傾倒了多少人，而這女子的原型就是蔣碧微。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內，徐悲鴻在美術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聲名。

生活安定之后，特別是住進了傅厚崗的公館后，他們之間的矛盾才漸漸顯露出來。他們兩個不但性情不和，生活態度也迥異，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對他們這樣的兩個人來說，能“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與忘恩負儀義無關。“苦”時，為了改變生活狀況，為了一段時期內共同的生活目標，雙方的矛盾被掩蓋。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盡甘來，差異凸現，磨擦、沖突也就不可避免。

2001年9月14日，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播出徐悲鴻專題，徐悲鴻和蔣碧微的女兒談起她對父母的印象，態度非常誠懇。她談話的大意是：父親生活非常簡樸，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長衫，皮鞋實在不能再穿了，就到舊貨攤上去買，而對藝術卻是愛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錢也再所不惜。而母親的穿著卻超過了講究的層次;喜歡請客，一請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龍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來了。徐悲鴻和蔣碧微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生活態度的巨大反差，他們之間的齟齬和情感危機主要發生在傅厚崗4號的公館中。清官難斷家務事，徐、蔣孰是孰非外人恐難評說，大概也只有公館知道了，傅厚崗4號目睹、見證了一切。所謂“家人”，“家”和“人”是連在一塊兒的，人不和，再美的房子也是徒然。不和之人即使住在宮殿里，也避免不了家庭事件的發生。

蔣碧微

徐悲鴻在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授時，對女學生孫多慈的藝術才能頗為欣賞，師生感情甚篤。蔣碧微認為徐悲鴻移情于孫，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是不能容忍，大吵大鬧，弄得滿城風雨。公館落成時，孫多慈以學生身份送來楓苗百棵，以作為點綴新居庭院之用，本也無可厚非，用心也頗為不俗。蔣碧微得知此事，無法容忍，大發雷霆，竟令傭人折苗為薪。作為藝術家的徐悲鴻面對這種事，自然是痛心不已，遂將公館稱為“無楓堂”，稱畫室為“無楓堂畫室”，并刻下“無楓堂”印章一枚作為紀念。這是藝術家徐悲鴻的紀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于公，他將公館命名為“危巢”;于私，他又稱之為“無楓堂”，可見傅厚崗這座公館在他心上留下的傷痛。

兩人政治上也有分野。蔣碧微和張道藩曾勸徐悲鴻為當時中國的一號人物蔣介石畫像，徐悲鴻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鴻還到處奔走，把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的田漢營救出獄，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館中;田漢出獄后繼續進行抗日戲劇運動，徐悲鴻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語的中傷，離家出走，在廣西等地游覽、創作，并且組織義賣，為抗戰籌集資金。他在廣西不但為當時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畫像，還在《廣西日報》上撰文，指責蔣無禮、無義、無廉、無恥。蔣碧微在張道藩的影響下，希望徐改變反蔣態度，并親赴桂林說服徐悲鴻，遭拒絕后，兩人又大吵一場，不歡而散。

1938年，徐悲鴻又曾與孫多慈相聚，但因孫的父親反對，二人無奈地分手，孫后來經人撮合嫁給了當時的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徐、孫從此天各一方，偶爾有書信來往，再以后連音信也斷了。“急雨狂風勢不禁，放舟棄棹匿亭陰。剝蓮認識中心苦，獨自沉沉味苦心。”徐悲鴻在這首詩中表達了自己與孫多慈分手后的苦楚。孫多慈在贈徐悲鴻的詩中有這樣兩首：“極目孤帆遠，無言上小樓。寒江沉落日，黃葉下深秋。風厲防侵體，云行亂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幾人愁。”“一片殘陽柳萬絲，秋風江上掛帆樹。傷心家園無窮恨，紅樹青山總不知。”幽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間。1953年9月26日，徐悲鴻在北京英年早逝，時在臺灣師大藝術系任教的孫多慈得知這一消息，悲痛萬分，為恩師守了三年孝。

抗戰期間，徐悲鴻多次努力和蔣碧微和好，甚至滿面流淚地乞求，但因為蔣碧微正與張道藩愛得如火如荼，對徐悲鴻有的只是嫌惡，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蔣碧微將她在重慶的住室名為“宗蔭室”，“宗”是張道藩給蔣碧微寫情書時專用的名字，“宗蔭室”怎么能接納徐悲鴻呢？后來二人終于在重慶協議離婚，作證律師是大名鼎鼎的沈鈞儒，蔣碧微從徐悲鴻那兒得到了一百萬的贍養費和一百幅畫。徐悲鴻后來還將油畫《琴課》送給了蔣碧微，此畫亦作于法國，畫的是蔣碧微在巴黎練習小提琴的情景，是蔣碧微特別喜歡的一幅畫。

抗戰勝利后，徐悲鴻連到公館憑吊往事的機會都沒有了。傅厚崗公館的房子和地皮當時都是用兒子伯陽的名義在市政府登記的，二人離婚時并未提到房子的事，蔣碧微是兒子的監護人，自認為“有權處理這幢房子”，徐悲鴻也一直沒有提出房子問題，公館因此實際上成了蔣碧微一個人的房產。抗戰勝利后，張道藩先回南京，曾特地為蔣碧微到傅厚崗去查看房子，并將情況寫信告訴了蔣碧薇。蔣碧微從重慶回到南京，與女兒兩人住在公館里，蔣碧微在回憶錄中說：“……兩母女住在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不免感到相當的冷清。尤其回憶前塵往事，當年籌建新屋時的興奮歡欣，一家團聚的和樂融融，仿佛都在眼前，又仿佛距離已遠。如今華屋依舊，人事全非……”蔣碧微后來將公館略加修繕，高價出租給了法國新聞處，自己則在院內的空地上另蓋了一座新樓，與她出雙入對的已經換了國民黨要員張道藩。

徐悲鴻與蔣碧微

我曾從電視上看到徐悲鴻和蔣碧微在傅厚崗公館門前的合影，想想徐悲鴻和蔣碧微之間的歡悲合離，心中不由得隱隱作痛。蔣碧微寫《蔣碧微回憶錄》時說：“我以‘真實’為出發點，懷著虔誠之心，一個字一個字的寫下我半生的際遇，我一心坦蕩，只有衷誠感恩之念，毫無睚眥必報之心，我在我的回憶錄中抒寫我所敬、我所愛、我所感、我所念的一切人與事，我深信我不會損害到任何一位與我相關的人。”睚眥必報，蔣碧微倒是沒有，但“感恩”卻也談不上。蔣碧微總結她與徐悲鴻一起走過的歲月，說：“如此我從18歲跟他浪跡天涯海角，20多年的時間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點照顧，反而受到無窮的痛苦和厄難……”(《蔣碧微回憶錄》)這哪還有對人世的“感恩”？僅從徐悲鴻以蔣碧薇為模特所作的畫像中(大概有七幅，除了上面提到的《蕭聲》、《琴課》外，還有《憑桌》、《裸裎》、《慵》、《靜讀》、《傳真》)，我就能讀到徐悲鴻對蔣碧微的脈脈深情，或者說是曾經有過的脈脈深情。男女感情一旦破裂，心中難免怨恨，但就此否定以往的一切，心未免太恨了一點。從中國古代的怨婦詩一直到如今女作者回憶自己消失了的愛情的散文，我讀到的只有怨恨，沒有感恩。好在從男性作者的同類文章中，我還時常能讀到懺悔和感激，我因此對人世間的男女之情不至于太失望。

1946年，蔣介石召開“國民大會”，蔣碧微以社會賢達身份當上國大代表，這可能與張道藩的舉薦有關。據說每次開會她都要換不同的新裝，而且色彩艷麗，雖然她已是半老徐娘。與張道藩過從甚密，也是許多報紙的花絮新聞。有家報紙在花絮里還寫到她在休息室里和別人唱和，其中有這樣兩聯：一是“秋水長天同碧色，落霞孤騖逐微風。”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兩聯都嵌入了“碧微”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閣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觀詞《滿庭芳》。這個蔣碧微實在不是等閑女子。在傅厚崗公館，蔣碧微時常還是免不了要大宴賓客的，除了張道藩外，胡小石、宗白華、陳之佛、潘公展、傅抱石等都是她家的座上客，這些也都是徐悲鴻的朋友或學生，但是這樣的聚會原來的男主人徐悲鴻是沒法參加了，所謂“圍爐共話少一人”！

徐悲鴻和蔣碧微生有一子一女，離婚后隨蔣碧薇生活，但由于家庭變故，蔣碧薇又與張道藩相戀，兒子伯陽和女兒麗麗先后離家出走，1949年都留在了大陸。解放軍攻克南京時，女兒徐麗麗由共產黨派到南京參加接受工作，三過家門而不入—傅厚崗公館已經人去樓空，蔣碧微只身去了臺灣，此后再也沒有回來過，也從未與徐悲鴻和一雙兒女有過聯系。去臺后，張道藩對她也逐漸冷淡，蔣碧微在孤寂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