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學界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明朝歷史確實出現過“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時期(1368—1398年)曾經有過一段盛世。由于明太祖統治期間以洪武作為年號，朱元璋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學家稱其為“洪武之治”。

另種觀點認為，朱元璋為人殘忍忮刻，疑心太重，殺人過濫，幾乎應了元代鄭廷玉的詞所寫那般：“閑時故把忠臣慢，差時不聽忠臣諫，危時卻要忠臣干。”導致了君臣心不齊、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從亂到治”絕非易事，畢竟朱元璋雖為中央集權之需，但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壞程度不僅當時震驚朝野，也為后世之不齒。文官系統和武將系統被清洗，宰相遭罷，中央政府破壞不堪，在應對地方藩王所發起的“靖難之變”的能力都沒有的情況下，我們在此妄談“洪武之治”，顯然其客觀性現實性很是存疑。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就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也并非毫無道理之說。

下面我們先分析一下兩種說法的理由，再談談筆者的分析意見。

認為有“洪武之治”，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實行改革吏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著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廢除行中書省，設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別擔負行中書省的職責，三者分立又互相牽制，防止了地方權力過重。二是大力發展經濟。朱元璋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實行了一系列休養生息、發展農業和工商業生產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戶達1605萬戶，人口達6054萬人，墾地面積達850萬頃，為明朝后世的經濟發展打下極為牢固的基礎。

三是重視文化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詔令天下立社學，府、州、縣每五十50家要設社學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歲的民間兒童入學。兒童入學后先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學習經、史、歷、算等知識，同時必須兼讀《御制大誥》、明朝律令，另外還要講習社會之禮。但是由于太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而將許多自己所厭惡的語句(如“民貴君輕”)一一刪去。而明科舉之八股文亦是呆板之至。整體而言，洪武年間文化教育雖不若唐宋之風，但對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朱元璋之功亦不可小覷。

四是強化對外軍事。為了徹底解決蒙元貴族的殘余勢力，洪武帝從明朝建立開始就不斷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軍追擊北元殘余勢力，俘虜丞相脫火赤以下一萬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幾百里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軍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軍主力王保保，俘虜文濟王以及國公閻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韓扎兒等十萬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軍越過長城，輕騎雪夜奔馳，偷襲元軍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魚兒海大敗元軍，俘虜北元殘余勢力八萬人。蒙古從此一蹶不振，分裂為韃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正是這些舉措，使得明朝伊始就步入了良性發展軌道，呈現一派欣欣向榮景象。

認為“洪武之治”根本不存在的觀點，理由主要是：第一，朱元璋的出身經歷及胸懷眼界所限。出身寒微、放過牛、當過和尚的朱元璋，確實在元末農民起義中縱橫捭闔，力挫群雄，終于平定四海，統一宇內。但也正因為他出身草根緣故，雞腸狗肚，心胸狹窄。故天下底定后，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那些跟著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將自然都爵高位顯，權尊勢重。朱元璋害怕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計劃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趕盡殺絕決不停手之勢。宰相胡惟庸“謀反”一案，先后有3萬余人罹難被殺;藍玉“謀反”一案，又有1.5萬人丟了性命。平心而論，胡惟庸身為宰輔，已位極人臣，他怎敢覬覦天子寶座？藍玉不過一赳赳武夫，恃勢凌人則有之，要奪大明江山，證據顯然不足。更何況他們不在干戈紛擾時謀反，卻在天下一統之后篡逆，天下豈有如此笨伯哉？朱元璋簡直殺紅了眼睛，甚至他的親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幕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連性命都難以保全，誰還肯為天子盡忠？！

第二，朱元璋采取極端手段控制官為民意。對于手無寸鐵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為了偵察別人隱私，他設立了特務機構錦衣衛。莘莘士子的舉手投足，都在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博士錢宰奉調赴南京編纂《孟子節文》，公余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詩。不料隔墻有耳，早已被特務錄在紙上，報告給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時，朱元璋指著詩中的“嫌”字說，你的詩寫得不錯，只是朕并沒有“嫌”你，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手足無措，連忙叩頭謝罪。國子祭酒宋訥一天因小事悶悶不樂，特務在門縫里覷得明白，照實畫了下來。次日朱元璋問他因何生氣，宋訥如實回答，并問皇帝何以知曉。朱元璋莞爾一笑，拿出了畫像，宋訥不由得大驚失色。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老實木訥，卻直言敢諫，只因他原是陳友諒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親自到他家查看。見他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才放下心來，夸獎他恪守官箴，一塵不染，又命人給他換了一套大房子。當然，這種曠古恩典只是例外。試想，僅依靠壓服制服管服的局勢，焉能是可以高枕無憂的環境？深陷疑心疑慮疑忌的心理，豈能是放心用人的氛圍？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當時，朱元璋連起碼信任都不存，何以換來將臣學士的精忠報國？單憑朱元璋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真正建起宏偉基業并大治天下的。

兩種說法，筆者看來，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實是都對也都不對。說對，是指無論哪種說法都擺出了事實，都言明了真相。說不對，是指二者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面，忽視或忘記了另一面。譬如說，朱元璋即位之初，確實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并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重視軍事，關注民生，使得整個明洪武時期(1368—1398年)，“百姓充實，府庫衍溢。蓋是時，劭農務墾辟，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大興屯田，“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明史·食貨志》)。后來能得到清康熙帝嘉其“治隆唐宋”，也是實至名歸，不屬謬贊。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朱元璋在治國期間，也確實出現了許多政策失誤、決策失敗之處，一定程度傷害或破壞了大好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的局面，讓期望中的“洪武之治”遲遲未能真正到來。

有成就未必就是已經實現大治;有失誤未必就不能談論功績。多樣性復雜化的人格特點，才是真實的歷史的朱元璋。沒有他的雄才大略與盡力實踐，就不可能有大明王朝兩百多年歷史的堅實基礎;同樣，不看到他自身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就無法真正了解和看透明朝成敗興衰的歷史。倘若，非要說明朝初年出現的盛世局面，就是“洪武之治”，筆者也無話可說。畢竟，我們今人探討歷史、研究事件，都只能基于史料、源于分析，無法穿越明朝去探個究竟、鬧個明白。只是在我們心中會產生些許遺憾----若真屬大治的年代，似乎朱元璋的所作所為有些毀譽參半了，根本不如我們想象的那般輝煌燦爛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