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墜落與天津崛起

說到民國時期的金融中心，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南上海”“北天津”。其實，上世紀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時期，上海和北京才是一南一北的兩個全國性金融中心。只是到了蔣介石建都南京后，國民政府以南京為政治中心、上海為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才變得一枝獨秀，天津作為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則更加凸顯。

從都城到邊塞：首都南遷后的北平

北京金融中心的溢彩流光，在不斷響起的槍炮聲中漸漸消失，在政權輪替和首都遷移中改變了模樣。

1926年3月18日，一起震驚中外的慘案在首都北京發生。這一天，段祺瑞執政府的軍警野蠻鎮壓請愿隊伍，當場射殺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學生劉和珍等47人、傷200多人，成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魯迅語)。

當北京進入“知識階級恐怖時代”(周作人語)之時，南方革命的烈焰開始燃起。這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北伐，揭開了以數萬兵力橫掃擁兵數十萬之眾的北洋軍閥的序幕。

民國北京景象

“南軍北伐”日漸成為北京知識界關注的焦點。此時，北洋政府在京城的管制和對“赤化”的打擊愈加嚴厲。一向輿論環境相對寬松、對文人學者“敬而言之”的北洋政府，不斷收緊政策。往南方去、尤其是到上海去，成了許多北京知識分子的現實選擇。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政治重心南移，知識分子逐漸向上海匯聚。

多年以后，作家施蟄存憶及1927年(時年22歲)的情景時寫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紛紛南下。許欽文、王魯彥、魏金枝、馮雪峰、丁玲、胡也頻、姚蓬子、沈從文，都是這一段時期中先后來到上海。”

知識分子群體的南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多半陸續北返。眾多高校精英的支撐、文藝知識界的強大存在，北京依然是個不可撼動的文化之城。但是，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則隨著一個政權的崩塌而失去了。

1928年6月，北伐軍占領北京、天津，北洋政權覆滅。南京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北平、天津改為直屬于國民政府的特別市(此后平、津在民國時期均擔任過一段時間的河北省省會)。對北京而言，這無疑是個歷史性的改變。

北京開始以“沉睡中的故都”面貌出現。北平成為“邊城”，由首都一變而為邊塞。邊城的寂寞，一如北平“前線詩人”林庚在詩中所表達：“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嗎/邊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聲/河畔的小草看著花長落/年輕的事到中年才明白”。

周作人在一篇寫于193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稱自己喜愛“邊塞”北平：“歸根結蒂在現今說來還是北平與我最有關系，從前我曾自稱京兆人，蓋非無故也，不過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不但不是國都，而且還變了邊塞，但是我們也能愛邊塞，所以對于北京仍是喜歡。”

不過，對于生活在快節奏中的上海人來說，則會是另一種感受。正如在北京讀過中學和大學的上海籍小說家徐訏在1934年所描述：“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過慣了，或者你有了正確意識、明顯的立場，那對于北平的悠閑緩慢就會覺得可憎。”

民國銀行老照片

銀行總部南移

當首都北京變身為“邊城”北平時，金融格局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

1928年11月1日，是北京金融業徹底衰落的標志性日子。這一天，中國最大的兩家銀行——中國銀行(下稱中行)和交通銀行(下稱交行)總管理處由北平移到上海。

事實上，早在北伐大軍開出廣東之前，京津銀行家便在密切注視著政局的變化。蔣介石的摯友、結拜兄弟張群和黃郛與北方的銀行家們諳熟，與中國銀行的張嘉璈、鹽業銀行的吳鼎昌、金城銀行的周作民等，均為莫逆之交。而這些銀行在上海、廣州、武漢、南昌等地的分支機構，成為就近觀察前沿地帶政治軍事動向，以及與國民革命軍相聯系的據點。

以中行為例，早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前，中行高層即斷定，南北政局將發生重大變化，總裁、副總裁須分駐京滬，就近處理行務。1926年6月，中行副總裁張嘉璈移駐上海辦公。在隨后的北伐軍行進過程中，中行對北伐隊伍多有援助。

張家璈等身居北京的銀行家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前和行進時南下，中行、交行等銀行總部則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后南移。

1928年11月1日，中行新的董事會成立，張嘉璈為總經理，中行總管理處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同一天，交行新的董事會成立，原交行上海分行經理胡祖同出任總經理，交行總管理處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

在中行、交行兩大國家銀行離開北平前后，其他一些銀行總部也紛紛遷離北平或停止營業：

1928年8月，鹽業銀行總行呈準遷往天津(1934年遷往上海)，原址改為北平分行;

1929年4月，總行設于北京(1920年開業)的中美合資銀行——中華懋業銀行停業;11月，總行設于北京(1918年開業)的中日合辦銀行——中華匯業銀行停業;

1929年，中國農工銀行由北平遷往天津(1931年遷往上海);

1931年，新華商業銀行由北平遷往上海。

北平證券市場衰落

政局改變和首都遷移對北京證券市場而言，同樣是毀滅性的打擊，業務急劇衰落。

北京證交所成立之時，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北洋政府為彌補財政虧空，不惜以高利借取內外債，由此刺激了北京金融業的發展。北京證交所買賣興隆，公債投機盛行。北京本身并無發達的產業基礎，銀行業與證券市場發展，與北洋政府的命運息息相關。

1927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證券市場受到劇烈影響。當時的銀行刊物載文描述北京金融現狀時稱：“證券市場因時局影響，大為震動，各種債票無不低落，其中以九六公債跌落尤甚。”

1928年4月出版的《銀行月刊》介紹北京證交所上年營業狀況時稱：“本年上半期營業，自去冬九六債價暴跌，奉部令停市，直至五月四日始行開市。因停頓數月毫無收入，故將經常預算極力核減，以資撙節。唯開市后，雖尚照常交易，而營業之清淡，尤為從來所未有。下半期復因時局未靖，經紀人以買賣稀少，先后陸續告退，取回保證金者不下二十余家。秋間九六債價忽又劇跌，交易市況仍屬蕭條？？”。

此后，北京證交所的境況猶如九斤老太，一年不如一年。從1928年起，北京證交所連年虧損。1933年整個上半年證券成交額僅1677萬元，尚不及上海證交所一天的營業量。證券市場門前冷落，北京證交所陷入停頓狀態。

天津金融中心的崛起

北京全國性財政金融中心地位徹底喪失，隨之而來的是上海作為唯一全國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天津則成為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在眾多天津人的心里，幾乎都有著揮之不去的北方金融中心的輝煌歷史記憶。令現今天津人懷想不已的，正是1930年代為代表的20世紀前半葉。

20世紀二十年代，天津已經成長為區域性的金融中心。當時的《銀行周報》總編輯徐滄水論及當時全國性金融中心——上海和北京時，曾提及緊隨其后的天津。

天津之成為金融中心，是被動開放與主動改革的結果。在改革開放推動下，經濟發展推動金融需求，各式銀行相繼設立。

1860年，天津被迫開埠，成為通商口岸。隨后，英、法、美、俄、德、日、意、比、奧9國建立租界，使天津成為設立租界國別最多的口岸城市。與此同時，憑借地理優勢和開放格局，依托廣闊的國內外市場和相對優越的經濟運行環境，天津的進出口貿易和近代工商業獲得長足發展。

提供金融服務的外資銀行陸續尾隨而來。英國匯豐銀行天津分行1882年正式開業。隨后，1895年另一家英國銀行——麥加利銀行天津分行開業，1896年華俄道勝銀行天津分行開業，1897年德華銀行天津分行開業，1899年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天津分行開業，1901年花旗銀行建立天津分行，1906年華比銀行建立天津分行，1907年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建立天津分行，1920年意大利華義銀行建立天津分行？？

天津九國租界的存在，以及工商貿易的繁盛，使北京城里的遺老遺少、下野軍閥和退職官僚政客，以及周邊地區的地主老財，或遷居、或將資產轉移至天津，成為發起成立銀行的股東和銀行吸納存款的財源。

同時，借助于外國租界的相對獨立，“北四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和中南銀行)中的金城銀行、大陸銀行等，紛紛成立于天津租界。當時的首都北京作為全國財政樞紐，咫尺之遙的這些新型銀行得近水樓臺，經營公債和政府借款。

作為辦理洋務的重鎮，天津是較早向現代轉型的城市。1870年11月，清政府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守天津。在津期間，李鴻章積極籌劃洋務事宜。袁世凱繼任后，著力推進天津的近代化建設，進一步鞏固了天津在北方的經濟地位。

1903年，袁世凱上奏請準官商合辦銀行，總行設在天津的首家銀行——志成銀行開業。襄助袁世凱辦理北洋實業的企業家周學熙，則于1919年在天津創辦了中國實業銀行;另一襄助袁世凱辦理洋務的企業家孫多森，1916年則在天津創辦了中孚銀行。

到1920年代后期，天津逐漸建立起一批中、外資銀行。其中，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素有“銀行街”之稱。洋行、保險公司、輪船公司、工廠、倉庫等，也均躋身于此。街道兩側，一些氣派的銀行大樓陸續建成，像美國花旗銀行大樓(1921年)、英國匯豐銀行大樓(1924年)、麥加利銀行大樓(1925年)、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大樓(1926年)。時至今天，它們依然是天津市的一道風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北京金融業衰落，天津雖然同樣受到影響，一些銀行總部遷往上海，但憑借遼闊的經濟腹地，依據貿易、海港優勢，天津繼續成為北方金融中心。除一些金融機構的總部設于此外，一些銀行的天津分行為北方總部也設立于此。同時，出現一批像卞白眉、資耀華那樣深耕于此的著名銀行家。

京津：順流，逆流

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黯然失色時，天津領北方金融中心之風騷。多年以后，當這兩大城市金融地位再次反轉，并為發展各自金融業、爭當北方金融龍頭地位而明爭暗戰時，鑒于這一時期北京跌落天津依舊繁華的歷史事實，有專家提出，為什么每當北京發達時天津就不發達，天津發達時北京就不發達？一些人認為，天津始終籠罩在首都北京的陰影之下。

京津究竟該怎樣相處？放眼歷史，從天津衛的起源，到天津成為離首都最近的通商口岸，到成為北方的洋務中心，北方工商貿易中心、北方綜合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以及成為首都北京的后花園，均顯示出京津之間一體的關系，發展理路并非以同質競爭為相處之道。

毋庸諱言，目前京津之間在經濟金融發展中處處“暗戰”，相互爭雄，甚至互不對付。其實，如果兩個城市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天津臨近首都的優勢得以發揮，不僅可以成為北方的經濟中心，成為全國性的經濟中心同樣可能。

不過，相較于北京金融業來說，天津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短暫輝煌，是因為國民政府將首都定在南京，從而使天津在工商金融方面全面超越北京。一旦首都回到北京，天津要想在金融業方面超越北京，幾無可能。除非像南京政府那樣，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分置，將后者放在天津——而這同樣幾無可能。比較現實的是，天津在崛起為北方經濟中心的同時，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與作為全國性金融中心的北京一道，相互配合、互相合作，協同發展，繼珠三角和長三角之后，共同撐起中國經濟的第三極。

將視線轉向南方，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這次大變局中，金融城市的真正贏家，其實是上海。正是在這一時期，上海締造出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神話。

上海金融神話

作為外貿中心，上海在外國對華進出口貿易和商業總額中占比超過80%;國內貿易進出口方面，上海一個口岸的貿易值，相當于漢口、天津、廣州、青島、汕頭和重慶6大口岸貿易值的總和;作為工業中心，上海是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城市;作為金融中心，上海擁有外國對華銀行業投資份額的80%，是中國絕大多數重要商業銀行的總部所在地，全國的金融決策中心、監管中心

此時的上海，不只是全國金融中心，也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與時下的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國際金融中心1.0時代”的上海，短暫地感受到了作為金融中心的巔峰體驗。

滬寧雙城：首都與金融之都

1928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在上海開業，財政部長宋子文兼任央行行長。

對此，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家璈感到滿意，因為宋子文曾想把中行改為中央銀行，他沒有答應。新的央行成立，中行不至于消失，自己則可繼續執掌這家“金融老店”。

宋子文也相對滿意，雖然沒有如愿將中行改為央行，但張家璈建議新設央行，北洋政府時期的兩大國家銀行—中國銀行改為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交通銀行改為特許的實業銀行，央行與之三足鼎立、分工合作。同時，行址按宋子文的意愿設在了金融重鎮上海，而不是像立法機構一些人要求的設在首都南京。

當時的金融界對此同樣感到滿意，央行新設，中、交兩行改組，普遍認為是“金融界的新希望”。

中央銀行成立，對上海成為更具號召力的全國金融中心至關重要。作為政府的銀行、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央行享有經理國庫、鑄發國幣、經理內外債和管理其他銀行存放款等權利，不僅可強化上海集散全國資金的能力，而且使上海成為金融決策中心和金融監管中心。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經過審慎考慮，采取了把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金融中心適當分離的方針：政治中心定位于南京，經濟金融中心則定位于上海。南京政府通過廢兩改元、法幣政策等金融改革，進一步推動上海現代金融中心的發展，上海迎來了金融業的勃興時期。

“海”納百川：金融之水匯上海

有足夠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的存在，是金融中心得以強大的基礎。

北洋政權覆滅，加上自身發展所需，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于1928年11月將總行自北平遷至上海。

中行對1928年北平與上海開展金融業務的環境做了如下比較：“北平入春以來，因南北軍事未經解決，交通又復阻滯，以致銀根枯窘，各業均受影響，倒閉時有所聞，迨至首都南遷，市面更形蕭條。(上海)本年春初，時局尚在軍事進展之中，各業咸具戒心，市面因之停頓，迨至夏間，兵戎既戢，交通恢復，商業始呈活潑之象，金融亦漸寬舒。”

交行最初談到遷滬因由時稱：“(交行)總管理處原在北京，茲因國都設寧后，內部公務，諸多不便，特將北平總管理處遷入滬行。”

稍后，交行進一步申說：“北京原非商戰之地，十數年來，滄桑幾變雖一般金融界漸注意工商事業，究未能盡量發揮。本年中央財政、市面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極點。銀行業務，直接受其影響，應付困難，不言而喻上海為我國最大商埠，實南北金融之中心。”

中交兩行是當時中國實力最強、業務輻射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銀行，兩行中樞機構南遷，使中國的金融天平加速傾斜，北方其他多家銀行隨后也紛紛南遷。

1929年，天津墾業銀行改組為中國墾業銀行，總行遷滬。

1930年，中孚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自天津移至上海。

1931年，新華商業銀行和中國農工銀行由北平遷滬。

1933年，東萊銀行從天津搬來上海。

1935年和1936年，資力、規模、影響均頗大的鹽業銀行和金城銀行，也分別將總行從北平和天津移遷上海。幾年后，大陸銀行也將總部從天津遷到上海。

“南三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和“北四行”中的中南銀行，以及中國通商銀行、四明銀行總行原來就在上海，大批外地銀行加盟，金融資源進一步向上海集聚，進一步增強了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集聚與擴散能力。

總行搬到上海的銀行，置身十里洋場，商業氣氛濃厚，競爭激烈，促使銀行業快步成長，誠如上海文化史研究專家葉文心教授對1928年中國銀行總行遷滬后的變化所言：“官場那套排場行不通了，如果要有商務上門，就得改變作風，建立一種節奏明快的企業文化。老師傅們適應不了，銀行行員轉而招聘來自新式大學經濟、法科、外文等系的畢業生，從而建立了一支氣象一新的專業隊伍。”

與帶領中行快步發展的張家璈一樣，陳光甫、李銘、錢新之、周作民、胡筆江等一批通曉現代銀行經營知識和管理制度的著名銀行家，活躍于上海金融界，不斷提升著上海金融中心的品質。

遠東金融中心：Light，Heat，power！

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怪癢癢的。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東流去。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小說《子夜》開篇的“Light，Heat，power”，正是上海這個東方大都會活力四射的寫照。上海，不僅是冒險家的樂園，更是一個堆金積銀的城市。南京政府成立十年，一個無與倫比的全國金融中心呈現在世人面前。

—54家銀行設總行于上海，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其中，中央銀行、中行、交行、中國農民銀行4大行存、放款總額分別達26億元和19億元，占全國各銀行存、放款總額的58%和55%。

—27家外資銀行在上海經營，遠多于天津(14家)、北平(10家)、漢口(10家)等國內其他重要城市。

—在北京證交所衰落之時，上海證券市場一片繁榮。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華商紗布交易所、金業交易所、機制面粉交易所和雜糧油餅交易所等不同標的物的交易所，交投活躍，規模和影響均居全國之首。

—中央、四行、四明、萬國、郵儲5家跨地區的儲蓄會(局)，總部均設在上海;12家信托公司中，中央、中國、生大等10家信托公司總部設于上海;中國、太平、寶豐等國內最著名的保險公司總部也多半設于上海。

—上海是全國最重要的現銀集散地，最大的現銀調劑中心。法幣政策實施后，上海同樣是全國最大的通貨調劑中心。

此時的上海，金融機構云集，金融功能齊全，金融市場活躍，金融的輻射作用和樞紐地位突出，逐步形成了同業拆借市場、貼票市場、內匯市場、外匯市場、標金市場、白銀市場、票據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著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此時的上海，不只是全國金融中心，也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場的脈搏，與倫敦、紐約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的脈搏同跳動。證券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和白銀市場的活躍度和交易量，東京、香港、新加坡等當今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均難望其項背。

6年前，中國首次提出“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與時下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相比，80年前呈現的，正是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1.0時代”。

京派與海派之爭的背后

北洋時期，中央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北京，國家銀行的總部在北京，中行和交行遍及全國的金融網絡，使北京比上海具有更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無怪乎有學者稱當時的全國金融中心就是京津，上海影響全國的能力并不足夠，嚴格說來只是區域性的金融中心。

如今，北平與上海的金融對比，已經判若云泥。發達的金融工商業，改變著上海的城市氣質。文化古城北平與現代都市上海，在城市性格上顯示出更大差異。三十年代的京派與海派之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兩個城市性格的投影。

1933年10月18日，身居北平的沈從文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文學者的態度》一文，目標對準上海的作家。“"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對于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這類人在上海寄生于書店、報館、官辦的雜志，雖附庸風雅，實際上卻與平庸為緣。”

早在1931年，沈從文就在《論中國創作小說》中透露過對文學精神墮落的憂慮，對海派文學或文學商業化提出批評：“從民國十六年(1927)，中國新文學由北平轉到上海以后，一個不可避免的變遷，是在出版業中，為新出版物起了一種商業化競賣。”

一個多月后的12月1日，上海的蘇汶(即杜衡)在《現代》雜志上發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予以反駁。蘇汶譏諷北平的教授兼作家是肚飽者不知肚餓者的恐慌：“文人在上海，上海社會的支持生活的困難，自然不得不影響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種人一樣，要錢。再一層，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業(也許應該說"正業")、不但教授沒份，甚至再起碼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錢。這結果自然是多產，迅速的著書，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沒有閑暇在抽斗里橫一遍豎一遍的修改。這種不幸的情形誠然是有，但我不覺得這是可恥的事情。”

活躍在京津一帶的“京派”作家與主要體現都市文化和商業色彩的“海派”作家，由此展開了京派與海派之爭。

上海與北平的文化人之各不相同，正如上海學者許紀霖所說：民國時期，北京知識分子的核心是學者專家、大學教授，而上海文化精英的主流是出版商、報業大王、記者、編輯、民間教育家以及自由撰稿人。上海知識分子與城市的關系，由于都是在都市的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之中生存和發展，與這個城市有著無法割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血脈的關聯，都深刻地鑲嵌到城市社會之中。

短暫輝煌：戰爭魔鬼的摧毀

就在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心、乃至遠東金融中心而蒸蒸日上之時，戰爭的魔鬼開始改變中國、改變上海的命運。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讓上海的金融業變得面目全非。

抗戰爆發后，1937年8月，國民政府實施《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全國金融步入戰時統制體系。為加強國家行局聯系和協調、集聚金融力量應付危局而成立的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處(四聯總處)，因戰事一路西遷，1938年初遷至重慶。經改組，四聯總處成為戰時中樞決策機構，西南地區成為其業務中心。

1937年8月日軍侵入上海之后，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停業。戰時，一些總部位于上海的中資保險公司轉移到重慶，重慶成為保險業中心。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成為戰時中國金融機構的主要集中地。雖然戰后銀行和保險業中心重新回到上海，上海依然是證券交易市場的中心，但尚未重建金融輝煌，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火又蔓延開來。

上海演繹的金融神話延續不到10年(1927-1937年)，便開始了另一種命運，直至上海金融高地的徹底沉陷。(作者為新華社記者、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