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協定》不存在的說法為何不對

從法律形式言，何應欽并未在“高橋覺書”上簽字，故北平軍分會與華北駐屯軍間，確實沒有一紙如“塘沽停戰協定”這樣明顯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書，何應欽自始至終否認“何梅協定”的存在，1977年甚且透過國防部史政局正式發函臺灣各史政學術機構澄清其事。二次大戰后梅津美治郎在遠東軍事法庭受審時，也稱何梅協定是一項“君子協定”，并未形諸文字。河北事件發生時參與談判的磯谷廉介(時任日本使館少將武官，駐上海)，于戰后病危時，也坦承“何梅協定”是日本方面故意宣傳，造成真有其事之錯誤印象。這些說法，都是針對何、梅之間并無法律性協議文書而言的。

然而，何、梅之間卻有一封“便函”存在。根據國際法慣例，條約的形式與名稱甚多。但在國際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樣。何應欽這一“便函”雖不合條約的形式，但與“通知”類似，是一種“類似條約的文件”;而且，何應欽致函梅津雖屬于“單方行為”，但在國際法上，類似條約的文件與單方行為，也具有法律效果。

“類似條約的文件”常因用語不精確，而導致內容與法律效力之爭議。何應欽“便函”中，很機智地將承諾對象針對為“6月9日酒井所提各事項”，而未明白列舉，因用語甚不精確，以致引發歧義。所謂“酒井所提各事項”指的是什么？據后來整理的“口頭交涉全卷”所載，6月9日酒井等三度訪何應欽時，曾“留下”一份三頁的書面文字，從當時雙方以“口頭交涉”為主的情況分析，這三頁文字當系類似便條紙上的任意書寫(因此文字用語并不順暢明白)，作為雙方交談時的佐助，并非正式“文件”。此所以何應欽當天兩度發電報報告蔣、汪有關酒井提出最后四點要求經過時，并未提及酒井留有書面文件;軍分會輯錄當時雙方交涉經過的“河北事件概述及有關文電抄件”中，也沒有所謂“酒井文書”，酒井在6月11日向軍部報告其6月9日與何應欽會見經過之電文中，也無一語提及留下書面文字;6月10日汪精衛致孔祥熙密電中說明酒井6月9日提出要求四項內容時，更明言系“口頭聲述，未具書面”。因此，這三頁的“酒井文書”，事實上等于不存在。

6月11日高橋自擬的“高橋覺書”，才是交涉過程中第一次出現的正式書面文字，若將“酒井文書”與“高橋覺書”對照，可以發現兩者內容完全相同。但前者文意雜亂，字句不全，后者則列舉條目，文字清楚明白。何應欽“便函”中刻意回避了高橋覺書，籠統以“酒井所提各事項”為對象進行承諾，原因應在于酒井所提乃“口頭”內容，而且依何應飲上蔣、汪佳未電所示，“酒井所提”，重點在最后四項(取消黨部、撤軍、禁止排日等)，而非“酒井文書”或“高橋覺書”之全部內容。當時的外交部官員甚至認為，何應欽所“承諾”的“酒井所提各事項”，僅指(二)五十一軍之移防及(三)第二師、廿五師之移防兩項而已，其余(一)河北省內黨部之撤退，(四)全國排外排日行為之禁止，為軍分會權限所不及，何應欽無權表示諾否。

所謂“酒井三款”，亦即“高橋覺書”中的“附筆事項”三條，能否算在“酒井所提各事項”中，是水遠無法澄清的。主要的問題出在“口頭交涉”上，雙方交涉均以口頭方式，結論只能靠共識與默契，由于沒有雙方認可的文字紀錄(高橋覺書文字清楚。何應欽拒不簽字，便函所指又語焉不詳)，因此中國所“承諾”者如何界定。中日雙方就各說各話。

中國可以強調“便函”所應允的是酒井所提四事，而且系中國“自主的”加以實行，既是“自主”的將黨部、軍隊撤出華北，而非在承諾日方要求下所為，將來自可重新進入，更不用談“酒井三款”或高橋覺書中“附筆事項”所要求的干涉中國在華北的用人內政。日方則可以提出辯駁：該“協定”雖僅系口頭性質，但條約與協定之締結，原不必盡以書面行之，何況“協定”之部分內容，早經中國加以實行，故可視為“默認”協定成立之事實;何況日方提出要求，系以河北事件違反塘沽協定為由，中國既應允日方要求。則中日之間的“口頭”協定可視為塘沽協定之續訂條款，既為續汀條款。則具有條約約束力。仍可對中國提出要求。總之，由于“協定”缺乏完備的法律形式，而實質內容雙方又各基于立場，無法取得一致看法，爭議自然沒有盡頭。

1936年2月。公法學家譚紹華針對“何梅協定”能否成立及其法律效力、對中國影響如何，曾作過專文分析并呈外交當局參考。他認為根據國際慣例，何應欽信函在法律上“似已構成承諾”，且中國亦難以稱該函未經批準。不生效力;信函中所謂“酒井所提各事項”，若日本方面照6月9日酒井所提書面文件之內容加以解釋，則對中國十分不利;中國方面若欲減低協定的影響。只能在所“承諾”之事項上作嚴格解釋，且“自主的期其遂行”是指撤退軍隊及更換地方官員等事項系“自動之措置”，并非“被動的”履行承諾之舉。換言之，中國將來有何舉措，不受日方束縛。

從當時公法學家的分析看，就實質而言，何、梅之間確有一時的協定，并且已經由中國予以履行。此一“協定”之有效性，在6月10日前后中國應允酒井最后四項要求，且立即加以實施后，已告結束。但協定精神(即國民黨組織及中央軍退出河北)，將來是否仍對中國具有持續的約束力，則中日雙方理解不同。中國方面自然持否定態度，蔣、何在抗戰前一再否認何梅協定，用意之一就是阻止協定繼續產生作用;就日方立場，何梅協定內容不明，正好方便于故意曲解，擴大適用范圍，以達到侵略目的。

本來，雙方各有解釋，但從史實上看，河北事件結束后，日方即將何梅協定精神推廣及河北以外的其他華北各省，中國雖然否認何梅協定，但華北各省黨部繼河北省黨部之后也相繼退出，排日運動更是在嚴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應欽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身分返北平時，即招致日方絕對反對，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代何應欽主政華北。這無異是《何梅協定》中“南京中央勢力不得再進入華北”的持續作用。

總之，就日本而言，強調何梅協定可以作為其侵略行為之合理掩飾，且在武力作后盾下，推衍協定的應用范圍;而中國方面，即使不斷否認何梅協定，但處于日方高壓之下，實際作為卻又符合《何梅協定》精神。《何梅協定》無名有實，在實質上存在，這點不用為國民政府辯護。《何梅協定》的簽署，是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忍辱發展策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