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是一場一場的鬧劇。經過西漢末年風風雨雨的王莽改制、農民起義之后，洛陽城上又重新飄揚著大漢的旗幟。歷史好像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劉家的人，又擠滿了這新的都城，擠滿了這新的朝廷。而“茍延殘喘”的農民，放下了他們的武器，垂頭喪氣地走回了自己的故鄉，重新拿起了生銹已久的鋤頭，走向荒蕪的田野。當他們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時候，回憶昔日的場景，真像是一場噩夢。一場噩夢還沒有醒過來，新的噩夢又縈繞在農民心里。不堪重負的農民，在南陽的這個豪強地主還沒有坐穩皇帝位子的時候，就開始了新的反抗斗爭。

光武中興

光武帝劉秀初定天下，中國復歸于統一，但長期積累的社會問題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前朝的遺留的土地問題，哀、平二帝時，已相當嚴重;王莽的新朝，因為沒能解決這一問題，終被推翻;新市、平林軍和赤眉軍先后建立政權，但也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先后覆滅。至東漢初年，土地問題依然是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漢光武帝劉秀本人是個大豪強，他所依靠的統治集團就是一個以南陽豪強為基礎的豪強集團。這個集團一開始就顯示出嚴重的兼并性和割據性，因此東漢前期，作為中央集權體現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礙豪強利益的限度內對他們行使著有限的控制。

為了鞏固東漢政權，為了恢復農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國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為了核實田賦的征收，檢舉有田而不納稅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沒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給無地的士兵和貧苦農民。這一政策，顯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強烈反對，特別是洛陽附近的新貴和南陽的皇親國戚。地方官員自然得罪不起這些豪強，只好袒護他們，把負擔轉嫁給中小地主和貧苦農民身上。

度田不實，中小地主和貧苦農民不滿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見。于是，生活基礎最差、抗風險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貧苦農民發生了普遍的叛亂，地方豪強大族也趁機加入。這次叛亂遍及全國大部分地區，曾是西漢農民起義軍發源地的山東、河北、蘇北等地，反抗尤為劇烈。光武帝劉秀發現問題，果斷解決。當然，他同州郡官一樣，也不敢查問豪強。他嚴查了大司徒歐陽歙任汝南太守時貪贓一千余萬錢、查田不實的罪行，并以同樣罪名處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對貪贓枉法官員懲處的決心;同時，他采用分化農民起義軍的方法，平息了農民起義。從此以后，東漢王朝向豪強勢力完全屈服，不再檢查墾田與戶口的實數。

像度田這樣的調整土地分配關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隱瞞和反隱瞞兩種傾向的斗爭現象也長期存在。但像東漢初年引起的大規模起義者，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它說明在東漢初期，豪強地主的勢力特別強大，他們有與東漢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爭奪人口和土地問題上，中央與豪強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從一開始，東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就是不穩固的，這為以后中國的大分裂埋下了禍根。雖然社會矛盾問題重重，東漢政權還是能夠保持基本穩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亂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拋荒，農民有田可種，暫時緩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義上，光武帝統一了全國。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到處都是孤兒、寡婦和殘疾人等。人口數量和質量比西漢全盛時期已相去甚遠。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連續頒布釋放奴婢和禁止傷害奴婢的詔令。這些詔令的實行，一方面是與地方豪強爭奪人口，另一方面體現出奴婢人身依附關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縛，重新回到土地上去。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但后來，豪強地主蓄養奴婢的情況又有所抬頭，在許多地方，奴婢的人數有增無減。除關注土地和奴婢問題外，光武帝還采取了安定社會、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強對官吏的法律監督、限制外戚勢力、削弱“三公”的權力、提高尚書令的權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經營之下，東漢社會呈現少有的繁榮與安寧，史稱為“光武中興”。

外戚宦官爭權

東漢后期，是多災多難的風雨飄搖時期。歷史舞臺上，輪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亂，演繹著外戚與宦官爭權的一幕幕血雨腥風的斗爭，其間又夾雜著農民生死存亡的掙扎和隨之而來的起義。東漢后期的政治，在統治階級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兩大集團附帶著一個官僚集團的活動、沖突和變化。這三個集團在東漢前期先后發展起來。光武帝、明帝時皇權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還不敢公然橫行做惡。至章帝時改變光武、明帝的“嚴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寬厚優待，開始作起惡來。

章帝死，和帝(十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竇憲總攬大權，是事實上的漢皇帝了。竇家大批徒黨都得到升遷，最小的也是個縣令。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給竇憲送禮報恩。竇家又豢養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滿。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將竇憲及其徒黨悉數下獄治罪。鄭眾因功封侯，宦官從此參與朝政。東漢政治更進入黑暗時期。和帝死，安帝繼位，皇太后鄧氏輔政，鄧氏家族開始執掌實權。鄧騭、鄧悝、鄧弘、鄧閭皆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時，鄧太后從竇家的失敗里取得了一些經驗，并用外戚與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變態的外戚和宦官。他們關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將傾之大廈，而是皇帝的臉色，賄賂的數量和怎樣享受、怎樣魚肉百姓，等等。安帝時，太子因閻皇后進讒言，被貶為濟陰王。安帝死，閻皇后就和其兄閻顯商議，擁立幼小的北鄉侯為少帝，閻太后臨朝，閻顯輔政，盡殺安帝寵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長，少帝病死，宦官孫程等19人發動宮廷政變，殺掉閻顯及其同黨，擁立濟陰王為順帝。孫程等人因為擁立有功而相繼被封為侯，宦官勢力又大進一步。當時有人把他們比喻為西漢的開國功臣韓信、彭越，期盼重揚大漢雄風。但是，他們同樣是一群狗仗人勢的奴才，壓榨百姓，魚肉鄉里。

陽嘉四年(135年)，漢順帝任命皇后的父親梁商為大將軍執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繼任大將軍執政。梁冀，一個不學無術的花花公子，一個無才無德的紈绔子弟，卻世襲了大將軍執政的高位，這又比西漢末年王氏家族的專權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順帝死，年僅兩歲的沖帝繼位，于是梁太后臨朝聽政，其兄梁冀掌握實權。一年后，沖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謀迎立年僅八歲的質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歲的質帝，年幼而聰明，他已經認出梁冀是一個“跋扈將軍”。不到一年，質帝就一命嗚呼了。當然，這是“跋扈將軍”所精心導演的一場把戲。接著，梁太后和梁冀又擁立他們正準備選為妹夫的蠡吾侯，是為桓帝。桓帝繼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個妹妹為皇后。

梁冀權勢熏天，遠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職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見謝恩，然后才敢去官衙報到。吳樹任縣令時，曾拒絕梁冀的囑托，秉公執法，誅殺了轄境內貪殘害民的梁氏賓客。梁冀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機會終于來了。吳樹升任荊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辭行時，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門就死在了車上。梁冀在政治上無法無天，在生活上奢華無度。各地貢獻皇帝的珍異貢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給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宮一樣富麗堂皇，又在都城附近開辟獵場，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邊設置兔苑養兔，周圍綿延數十里，征發吏役修建了幾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門前后有七人封侯，婦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將軍執政，三位皇后，六位貴人，把外戚專權表演到極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嗚呼，這預示著梁冀的末日已為期不遠。漢桓帝把握時機，利用上廁所之際悄悄與宦官唐衡商議，尋求顛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漢桓帝和宦官單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聯手，共同鏟除了梁冀和梁氏徒黨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數十人，斥逐次等徒黨三百余人，朝官幾乎空了。沒收了梁冀及其徒黨的家產，變賣所得，竟相當于東漢政府半年的租稅收入。誅殺了梁冀，單超等五人自然成為有功之臣，他們獲得多方贊譽，得到各種各樣的獎賞。單超被封為新豐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萬戶，侯覽、趙忠等八人被封為鄉侯，他們的宗族親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這些人開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魚肉百姓，同盜賊決無差別。侯覽的哥哥侯參出任益州刺史時，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對轄區內家財富足的人誣陷罪名，抓來殺掉，然后沒收其財產，裝入自己的腰包。這些做法，遭到太尉楊秉的彈劾，在被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殺。

黨錮之禍

宦官和外戚把持著選拔官吏的大權，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門路。當時，民間有這么一種說法：當選才學優秀的卻沒有文化，當選品德高尚的竟不供養父母，當選清貧純潔的反比污泥穢濁，當選勇猛有帥才的竟膽小如雞。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下，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東漢王朝瀕臨危境，一些有識之士深為憂慮。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前途同樣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政局提出尖銳的批評，對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官紳則加以表揚，士人階層逐漸形成“清議”之風--太學生及名士們通過清議表達他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熱情。

在反宦官專權的斗爭中，一批不畏強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懲治不法的宦官權貴，李膺、陳蕃、王暢等“黨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們評議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范圍的政治團體。宦官和他的徒黨無論在宮內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桓帝初年，司隸校尉李膺親自帶人到大宦官張讓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惡極的張朔抓獲，繩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對宦官勢力的打擊，遭遇宦官集團的瘋狂反撲，官僚士大夫、太學生與宦官集團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終釀成“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166年，有個名叫張成的方術士，與宦官往來密切，甚至連漢桓帝也曾經召他去講學。據說他推算到將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兒子殺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將他的兒子抓捕歸案。這時，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應該將罪人釋放，可是張成平素結交宦官，作惡多端。李膺便不顧赦令，毅然將他的兒子處死，遭到宦官集團的誣陷，并進行瘋狂報復。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為黨人，下獄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脫的人亦受到通緝。這種伎倆，遭到了許多正義官僚的斥責和抵制。太尉陳蕃極力反對迫害黨人，他拒絕審理李膺等人，堅決不在判處李膺的公文上簽字，因而被罷免。與此同時，大將軍竇武雖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對迫害黨人，并以辭職相威脅，李膺等人也在獄中展開積極的斗爭。宦官雖然政治上有很大權力，但社會地位極低，精神上卻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獲得士人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因此，當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親眷時，宦官們害怕受到牽連，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竇武的從中出面勸說，桓帝被迫赦免黨人，但規定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

第一次黨錮之禍后，黨人的聲望在全國空前高漲，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托到黨人身上，并且以和黨人結交為榮。像竇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的樣子來接近黨人。雖然黨人的名單還沒有被官府登記在案，而全國各地卻給黨人貫以各種稱號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友”等等。這些人互相激勵，反抗宦官的呼聲再度高漲。168年，桓帝死，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竇武掌朝政，竇武與陳蕃李膺合謀，欲除宦官之禍，不幸事泄。宦官殺竇武陳蕃，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覽在山陽郡的家屬依仗權勢，橫行鄉里，殘害百姓。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便向朝廷告發，要求處置侯覽。侯覽則指使人告發張儉等結黨營私，并且無限上綱上線，擴大打擊面。靈帝依靠宦官，再次大興黨獄，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慘死在獄中，禁錮六七百人。黨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全部免官禁錮，唯有張儉巧妙的躲過了宦官的追捕。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對士人的打擊是慘重的，內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占據了。

靈帝時，宦官的權勢達到頂峰已如前述。在黨錮之禍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節等人。這群殘廢之人，大都沒有什么遠見卓識，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們一旦得勢，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飽私囊，只知道殘害百姓，只知道阿諛奉承。在這幫奴才統治之下，社會一片黑暗。不僅如此，他們看到太學的學生不可靠，一律禁錮不用，而是另設鴻都門學，培養自己的走狗。另外，他們又竊取兵權，組織武裝。從訓練爪牙、訓練武裝來說，靈帝時期的宦官已經比他們的前輩高明了許多。也因為如此，當時的東漢已經成為匪類的天下;當時的洛陽，已經成為匪類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變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斂財富的高手。廣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過著如牛如馬一樣悲慘、下賤的生活，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據史載，在河內、河南這兩個地區，發生了婦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現象。黃巾軍大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

黃巾大起義

黃巾大起義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準備的農民起義，這是它與秦末農民起義最大的不同。起義的另一鮮明特點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發動組織群眾。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約產生在東漢中期。從現存的《太平經》的內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揚宗教唯心主義思想和階級調和理論，中間還夾雜了一些陰陽五行思想和巫術雜語。這些都對封建統治有利，因而傳播太平道被統治者認為是合法的。不過，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揚平等觀念和對封建統治者無限制橫征暴斂的指責，對勞動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這使得在無邊苦海中飽受煎熬的農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農民起義領袖張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積極思想成分，發動組織群眾，從而促成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

張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鄉西)人。他與弟弟張寶、張梁通過傳播太平道，向廣大群眾做了長期的思想動員和組織訓練。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傳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體辦法是，讓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傾吐內心的煩惱，以消除郁悶，解除痛苦;然后喝經過畫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藥的神水。張角用這種近乎神秘的巫醫結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許多人。于是，一傳十，十傳百，張角治病靈驗的消息越傳越廣，越傳越神，人們就從四面八方紛紛投奔張角。

當然，我們要明白，任何時代的農民暴動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來，也不能用幾句咒語咒出來，只有饑餓和殺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喚出來。同樣，黃巾大起義也不是張角用魔術煽動起來的。如果沒有饑餓的流民，如果沒有殺人的政治，那么張角的符水和咒語統統都不會起任何作用。事實是，在張角組織太平教之前，即在東漢社會后期，許多地方的農民都開始了暴動。當然這個時候的暴動都是零散的，他們各不相屬，各自為政，沒有形成太大的氣候。張角明白，沒有組織的農民暴動注定要被政府絞殺。因而，他派出八個得力助手，以傳教為名，組織發動百姓。經過十余年的努力，張角把入教的群體進行統一編制，分為三十六方，聽從他的統一指揮。

張角認為起義的時機逐漸成熟，就宣布了起義的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蒼天”，指的是東漢政權;“黃天”，指的是農民政權;“甲子”，指的是當年的三月初五。張角巧妙地利用民間歷法，在起義口號中，不但隱含了起義的時間和目的，而且比較隱晦，就連東漢政府聽到之后，都沒有起疑心。接著，張角到處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墻壁上，書寫上“甲子”兩個字。為了更加穩妥起見，組織者之一馬元義又常常去都城探聽官府的動靜，并且收買了宦官徐奉等人，讓他們與農民起義軍里應外合，攻打官府。萬事具備，只欠東風--甲子這一天的到來。但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農民起義內部卻出現了一個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義的日期、一些教眾的姓名和里應外合的全部秘密，作為投降的禮物，全部報告給官府。于是，官府把馬元義、宮廷的衛士等張角的同黨，約有1000多人捕殺。張角當即立斷，迅速采取措施。在燈光之下，他一連寫了36封檄文，派人快馬加鞭地送到各個分部，約定于檄文到達之日立即起義。太陽出來了。巨鹿的上空，飄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寫著“天公將軍”(張角)，一面寫著“地公將軍”(張寶)，一面寫著“人公將軍”(張梁)。號角吹起，殺聲震天，黃巾大起義爆發了，并迅速推向全國。這個消息傳到洛陽，京師震動，統治階級慌了手腳，迅速調集五校、三河的騎士，募集新兵四萬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鎮壓農民軍。朱的官軍剛剛進至穎川境內，就被波才的軍隊殺得大敗，急忙撤退到長社(今河南嵩縣東北)與皇甫嵩的軍隊會合。由于農民起義軍缺乏作戰經驗，把軍隊扎到草叢中，被皇甫嵩縱火燒了營地。朱乘機強攻，波才的軍隊招架不住，轉勝為敗。皇甫嵩率軍乘勝向汝南出發;朱的大軍揮師南陽，他們一路屠殺了農民軍十余萬人。同時，盧植、董卓帶領官軍，直接撲向張角的黃巾軍，圍困巨鹿城達數月之久，始終未能攻破城池。其間，張角不幸病逝，黃巾軍由張梁率領，與官軍繼續對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終告破，張梁戰死。不久，張寶也被他們聯合鎮壓，無數農民軍慘遭屠殺。

黃巾軍的主力雖然被消滅了，但是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并沒有被撲滅，許多地區的黃巾軍依舊在堅持斗爭，有冀州黑山軍、西河白波軍、青徐黃巾軍、益州黃巾軍、漢中起義軍等等。

從張角領導發動的黃巾大起義，到后期持續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爭，沉重地打擊了東漢皇朝的統治，橫掃了世家大族。黃巾大起義組織嚴密，口號統一，有明確的政治綱領。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創舉，為以后的農民起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后，并沒有帶來東漢政權的鞏固，倒使地方軍閥割據勢力逐漸坐大，軍閥與外戚、宦官展開權力爭奪，皇室倒成為名存實亡的空架子。

189年，漢靈帝死后，其子劉辯繼位，是為漢少帝，何太后與其兄何進掌權。此時，宦官的勢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擔任上軍都尉的宦官蹇碩控制著朝廷重兵，其權勢在何進之上。何進非常憎恨宦官，在中軍都尉袁紹的幫助下，除掉了蹇碩。趁此時機，他還想誅殺所有的宦官。可是事與愿違，想誅殺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殺。聽到這個消息，袁紹立即率領軍隊攻進皇宮，將兩千余名宦官，殺得一個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陽，逐走袁紹，廢少帝，殺何太后，立漢獻帝。

東漢中期以來禍國殃民的外戚與宦官的斗爭，雖然以雙方的同歸于盡告一段落，但東漢的象征中央集權的朝廷實際上已經消滅，豪強們便公開進行著瘋狂的武裝混戰，割據一方，黑暗的東漢后期開始轉入了社會空前大破壞的分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