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前的世界：歐美列強咄咄逼人，瘋狂搶奪殖民地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世界資本主義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這一過渡正如列寧所說，“是同分割世界的斗爭的尖銳化聯系著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頂點大約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在這個時期以后，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領土的斗爭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這樣一種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大氣候必然影響著太平洋地區和東亞的形勢。

從各國在世界工業產量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看，1870年，英、美、德、法四國分別為32%、23%、13%和10%，但30年后的1890年，分別變為18%、31%、16%和7%。美國取代了英國的工業霸主地位，德國進一步緊逼英國。各國在世界經濟中作用和比重的改變使得列強爭奪市場的矛盾日益尖銳，瓜分市場和原料產地的斗爭越來越激烈。

從1860到1880年，英國加緊奪取殖民地。在這20年間，它占有的殖民地面積從250萬平方英里猛增至770萬平方英里;法國由20萬平方英里增至70萬平方英里，而德國則幾乎是空白。正如列寧所說：“在19世紀末，特別是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各資本主義國家拼命爭奪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對外政策交上眾所周知的事實”。

甲午戰前的東亞：日本抓住機遇躋身刀俎，其他國家慘遭魚肉

19世紀是歐美列強主宰世界的時代，在這些殖民國家和廣大的殖民地國家之間還存在著許多半殖民地國家。19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均屬于此類。當時，兩國幾乎同時走到了一個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十字路口上，既可能進—步沉淪下去，變為殖民地，也可能趕上歷史潮流，搭上近代化的末班車。日本近代化的起步與中國幾乎同時(大約在19世紀60年代)。在此之前，它也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封建國家，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入侵的威脅，面臨著兩種文明、兩種制度的撞擊，所處的地位與中國差不多。但當時西方列強的侵略矛頭主要不是指向它，而是指向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西方列強幾乎沒有對日本發動什么大規模入侵。1853年美、俄艦隊的“叩關”之舉和1854年“日美神奈川條約”的簽訂，雖然都是在軍事威脅下完成的，卻都沒有經歷一次真正的戰爭。1864年9月，英、美、荷、法四國聯合艦隊炮擊下關，史稱“下關戰爭”，但聯軍登陸后，長州藩迅即屈服求和，戰爭規模很小。再從整個東亞的形勢看，19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爆發了震動亞洲和世界的太平天國運動，分散了歐美列強給日本的壓力。正如英國駐日公使發回本國的報告中所說：“我們對日本的綱領必須慎重行事。這就是說，我們在中國已從太平天國人民革命中吃過苦頭……這一切必須銘刻在心”。此外，列強在東亞的利害沖突使英美都感到扶植和利用日本來牽制沙俄，為自己火中取栗是劃算的。顯然，歷史的機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而日本則及時抓住了這個機遇，通過開展“明治維新”，使自己走上了一條富強之路。相反，中國慘遭歐美列強的入侵、瓜分、掠奪、奴役。同時，位于中國周邊的國家，例如尼泊爾、緬甸、越南、琉球和朝鮮，均與中國有著悠久的經濟、文化聯系，在資本主義勢力入侵之前.它們與清政府都保持著宗藩關系。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嚴重威脅時，朝貢體系土崩瓦解，各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

甲午戰前的美國：迫切要求海外擴張，積極參與東亞爭奪

內戰結束之后，美國經濟迅猛發展，對海外市場的需求與日俱增。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擴大海外市場，同時也為了解決國內社會矛盾，竭力推行海外擴張政策。

以此同時，“新天定命運”擴張思潮在美國甚囂塵上。其內容流派紛繁蕪雜，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優越論、邊疆學說、海上實力論等等。各種“學者型”擴張主義理論家從不同的“學術”角度，論證美國應該向外擴張。以約翰·菲斯克為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為美國壟斷資本及其擴張主義政策張目。“邊疆學說”代表人物特納認為，國內邊疆既然已不復存在，從而宣告“美國歷史的第一階段已經結束”。美國歷史的新的一頁應該是向海外擴張，尋求海外邊疆，這是美國西進運動的必然結果。艾爾弗雷德·馬漢指出，一個國家的強大仰仗于一支有效的強大的海軍。要發展海軍，就得有海上加油站和海軍基地，因此，美國還需獲得殖民地。在馬漢眼里，殖民地是“國內產品的銷售地和商業與海運的苗床”。所以，馬漢認為，不論美國人“愿意與否”，美國“現在必須‘向外看’。這個國家的日益增長的產品要求它這樣做。”

內政特別是經濟因素決定了美國要向海外擴張，擴張主義理論家又適時地提供了重要的宣傳依據，19世紀末美國義無返顧地加入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競技場。

美國的如意算盤：慫恿日本為自己火中取栗，坐收漁翁之利

甲午戰爭之前，美國力圖在東亞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到19世紀90年代，美國已躍居世界工業強國的頭把交椅，但它的經濟實力與在東亞獲得的殖民利益份額卻不相稱，作為一桌筵席上遲到的客人，在東亞特別是中國分一杯羹的急迫心情顯而易見。但是因為當時各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已經大致瓜分完畢，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不求獨占，只求分羹，同時極力慫恿日本出頭向中國、俄國、英國發難，為自己火中取栗，從而坐收漁翁之利。

首先，承認日本崛起，化解日本東進對美國產生的壓力。

1850年，加利福尼亞成為美國的第31個州，美國從單純的大陸國家變為陸海兼備的國家，因而更加重視太平洋方向的海外擴張。隨著上海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日本對于美國的重要性逐步上升，中美航線上的日本列島成為美國艦船的必經之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要橫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與夏威夷一起成為美國覬覦的對象。

1854年美國人佩里打開了日本大門，迫使日本先后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和《日美友好通商條約》，開放江戶等多個港口，給予美國治外法權。此后，日本與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簽訂了類似條約，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淵。但是1868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走上了帝國主義擴張道路。

夏威夷位于太平洋中部，地理位置十分獨特，東西方的文化和南北半球的文明交匯于此，享有“世界十字路口”的美譽。作為太平洋上的中繼站和補給基地，夏威夷引起了美日兩國的激烈爭奪。1842年，美國承認夏威夷王國。1849年，兩國締結通商條約。隨后美國開始謀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在暫時無力吞并的情況下希望夏威夷保持獨立，雙方矛盾上升。1871年，日本與夏威夷王國建立外交關系，締結友好條約。1884年，日本政府批準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達12360人，占夏威夷總人口的13%。同期美國移民僅1928人。兩年后的1893年，日本移民達到10萬人，是同期美國移民的10倍。1893年1月，在美國駐夏威夷公使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參與下，當地美國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請求并入美國。2月，日本即派“浪速”艦抵檀香山與日本“金剛”艦會合以表達對美國的不滿，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艦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不承認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這場夏威夷危機隨著甲午戰爭爆發暫時緩解，但也迫使美國直到1898年才正式吞并夏威夷。

面對日本的崛起，美國開始考慮對日關系。要想化解并利用與日本在東太平洋夏威夷問題上的這種深刻矛盾，就要考慮用其他利益與日本進行交換。為此，美國的東亞政策在19世紀70年代發生了歷史性轉折，美國拋棄歐洲伙伴，單獨奉行親日政策。1878年，美國不顧歐洲國家的反對，與日本簽訂一項條約，允許日本享有很大程度的關稅自主權。1880年，美國再次不顧英國反對，表示有意在日本取消治外法權。這樣，通過逐步給日本松綁，日本逐漸成為與其他列強平起平坐的正常國家。同時，美國極力慫恿日本向南和向西擴張，犧牲英國和中國、俄國的利益，從而減輕日本在夏威夷問題上對美國的壓力。另外，1899年美國占領菲律賓之前，美國在亞洲沒有一個像樣的基地，再加上當時美國海軍的實力仍在發展之中，因此這一時期美國的對日政策就是縱容日本“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縱容和利用日本為美國充當東亞戰略“清道夫”，這是美國對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點，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因此，在1894年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之前，美國表面宣稱中立，但實質上偏袒日本。不但拒絕干涉日本，還有意向日本派出軍事顧問，甚至利用駐華使館的外交特權，窩藏包庇日本間謀，提供軍事情報等。

進入19世紀，美國的亞洲政策建立在使用武力和與其他大國合作這兩個原則基礎上，但隨著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在東亞的崛起，美國一改所奉行的東亞政策，轉而采取親日政策，試圖通過美日合作削弱英俄等國在東亞的影響力。美國的東亞政策“看好的是日本的未來，而不是中國或朝鮮的前途”。因此，當中日圍繞朝鮮問題的矛盾升級以后，美國一再拒絕英國的聯合調停建議。

1891年俄國宣布開始興建從莫斯科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亞鐵路，美國、英國這些試圖擴大在華勢力的國家如坐針氈。時任海軍助理部長西奧多·羅斯福向麥金萊總統匯報時警告“俄國對美國的亞洲利益的威脅日甚一日”。美國對日政策是遏制日本向東太平洋擴張，支持日本戰勝中國后再從俄國那里獲取利益。其要義在于把日本改造為美國在亞洲的打手，同時又是美國阻擋亞洲強國力量進入東太平洋的“防波堤”。另外，據蘇聯學者研究，19世紀90年代，美國在中國滿洲市場上就已經取得統治地位，在主要商品輸入方面將其他競爭者拋在后面。例如1891-1892年，美國輸入滿洲的主要紡織品品種就比英國多9倍，美國輸入滿洲的煤油比俄國多1.5倍。因此，為抵制俄國勢力在中國東北的擴張，美國國務卿在調停中日甲午戰爭過程中就曾勸說清政府放棄親俄的外交政策，提醒清政府俄國是中國的主要威脅，建議中國實行親日政策，指出：“清國暗中委托歐洲諸國、尤其俄國，使其對日清間之談判進行干涉，借以削減日本之要求。依據本官之淺見，俄國并非得以作為清國之友邦而向之求教之國家。清國可懼怕之國家，并非日本而是俄國”。同時，美國國務卿也一再建議日本警惕俄國的野心，不要與俄國進行交易，指出：“如日本與俄國達成協議，雖當前無何危害，但俄國野心甚大，令人難以相信”。

再次，期冀假手日本，徹底廢除中朝宗藩關系，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

美國始終認為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系阻礙了美國向東亞的擴張。1882年，美方代表薛斐爾與李鴻章商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時，拒絕將有關中朝宗藩關系內容寫入條約。1883年，美國新任駐華公使楊約翰與李鴻章會談時，也反對中國繼續維持與朝鮮的宗藩關系。截至1886年，朝鮮先后與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簽訂條約，歐洲列強都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由他們駐北京的外交代表同時負責朝鮮事務。而美國出于對中朝宗藩關系的反感，選派的駐朝公使與駐華公使同級。總之，在判斷是朝鮮獨立還是保留中國宗主權兩者之間哪一種情況最符合美國利益問題上，當時的美國政府誠如丹涅特在《美國人在東亞》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顯然傾向朝鮮獨立，認為：“在中國庇蔭下的朝鮮，料定會拒阻而不會鼓勵對外貿易和內政改革”。甲午戰爭爆發后，恭親王曾請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調解停戰，田貝公開對清政府維持與朝鮮的宗藩關系表達強烈不滿，認為這是中日爆發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把清政府書面同意承認朝鮮完全獨立作為他同意調停的條件。

同時，美國希望通過假日本之手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盡管自鴉片戰爭以來，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獲得了開放通商口岸、傳教、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但中國大門并沒有完全洞開，清朝政府仍未允許外國完全自由貿易和在華進行投資。因此，美國政府認為有必要通過日本之手，進一步削弱清朝政府，為美國擴大對華貿易和投資掃除障礙。1894年10月23日，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建議美國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和談請求，明確表示在中國軍隊被日本逐出朝鮮之后即結束戰爭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應讓戰爭繼續進行，直到中國敗北再進行干涉。為實現在中國開礦、修建鐵路等投資活動，擔任李鴻章英文秘書的美國人畢德格和美國商人威爾遜在甲午戰爭爆發后，甚至直接運動美國前國務卿科士達、美國駐日參贊史蒂芬斯和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等鼓動日本政府攻占北京，推翻清朝政府，日、美聯手擁戴李鴻章為中國新的統治者，他們的一個重要理由便是清朝政府拒絕改革，妨礙中國市場的發展，阻止修建鐵路，允許歐洲人控制中國，影響美國的商業利益和影響力。當時美國國內輿論也公開表示，希望借日本之手，進一步打開中國的門戶，指出中日戰爭“一旦結束，東方貿易對于美國將具有日益增長的重大意義”。此外，美國人認為中國被日本打敗還可為擴大美國在華傳教事業提供方便。《世界傳教評論》雜志中的一篇文章就認為，中國戰敗將會“為基督教勢力進入中國開辟了一條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