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最為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慶那樣，在短短幾年內登上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矚目的舞臺。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英、蘇四國同盟的出現，中國從近代以來一直飽受列強壓迫的角色，崛起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名義上的“四強”。重慶是這一過程的見證者，她在八年抗戰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烽火記憶。

絕對的最后的守備地帶

1932年1月，日本為了掩護制造所謂“滿洲國”，在上海頻頻制造事端，第十九路軍官兵守土有責，奮起抵抗，史稱一·二八淞滬抗戰。南京距離上海不到300公里，當時的國民政府缺乏對外戰爭準備，情急之下移駐河南洛陽辦公。3月初，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的重要決議。留在南京指導淞滬抗戰的蔣介石稍覺心安：“國都既有根據，則持久抵抗之計劃較易實施。”實際上西北地區貧窮匱乏，地方勢力強大，加上緊鄰晉綏，國防地理毫無優勢可言。河南還是拜1930年中原大戰剪除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所賜，蔣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遷都洛陽，“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問題來了，哪里安全呢？事關“國防中心區”，也就是國家抗擊外敵入侵的戰略總后方。

參謀次長楊杰撰寫《關于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論述戰前可供國防中心區選擇的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等五處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條件最差。武漢位于華中腹地，平漢、粵漢鐵路縱貫南北，長江、漢水匯流，素稱“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過日軍海空力量強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備能與戰爭和可能發生戰爭的前線保持足夠的戰略縱深距離。經過一番論證后，謀國之士一般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點是尚無鐵路，有待開發，但四川周圍崇山峻嶺環繞，不失為“絕對的最后的守備地帶”。

軍事學家蔣百里提出把國防線劃定在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至衡陽線上，“此線以東地區，我宜利用空間換取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力量，加強戰略后方;此線以西，資源豐富，幅員遼闊，足以持久戰”。蔣百里斷言中日之戰必定持久，津浦、平漢兩路及沿海的大片國土將被敵占，戰時大本營宜設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帶。主張中國應充分發揮地大人眾的特點，“不戰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運用‘拖’的哲學”，“把敵人拖倒了而后已”。蔣百里具有高尚的愛國情懷，他大聲疾呼：“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日本講和。”鼓勵國人振奮精神，“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1933年春，日軍進犯長城各口，中國軍隊拼死力戰。蔣介石在南昌舉行“軍事整理會議”，雖然依舊強調“攘外必先安內”，但也闡述了他的對日作戰方針：“現在對于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長期不斷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是年盛夏，內斗不止的四川軍閥再起糾葛，劉湘一舉擊敗劉文輝，大有統一全川之勢。蔣介石開始將眼光轉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記云：“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

顯然，隨著時局發展，蔣介石漸漸有了“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想法。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觀點：“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筑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法氏作為一個外國人，難能可貴之處在于指出了四川工業化為抗戰提供軍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長遠，提醒中國開辟西南國際交通線，獲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為抗日戰爭“戰略總后方”的呼聲很高，如何把四川納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步驟中的一項重要環節。從地緣關系角度出發，現代政治不上軌道，核心“江浙滬”的南京國民政府想要外擴至西南地區，并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

確定四川大后方

四川是中國內陸大省，特殊的盆地環境使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頗具特色的區域空間，人稱“天府之國”。四川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幾乎全為層巒疊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艱難，泛指川中進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條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陸路。回顧華夏歷史，幾次南北對峙都以北方統一南方而告終，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對四川上游的經營。就拿蒙古與南宋之間的戰事來說，蒙古軍每次南下，必攻四川，忽必烈時期雖把重點移至襄樊方向，但并未放棄川省境內的牽制性作戰。成都無疑是四川的重心所在，但前人有言在先，“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據蜀者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方稱穩固。江陵即今日之重慶，重慶四周環山，長江和嘉陵江環繞，只有西部與陸地相連，易守難攻。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漸淪為防區林立，大小軍閥混戰不休的舞臺。1921年初，蔣介石就曾建議孫中山：“四川非導入我勢力范圍不可”。北伐期中，四川的幾支軍閥武裝紛紛易幟為國民革命軍，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變，經過多年營私內耗，最后剩下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互爭雄長。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人公開附和“反蔣”陣營，而據守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則截然不同，號召渝市黨政軍各界“救黨驅汪”。反過來，蔣介石支持劉湘統一四川，僅1931年春即一次性饋贈五千支步槍，外加五百萬發子彈。

劉湘“安川”有術，面對紅軍則束手無策，幾次進攻川陜邊區革命根據地均告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電召劉湘入京商討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辦法，大體決定仍由劉湘負責軍事指揮，南京盡量補助餉款、械彈。12月中旬，行政院決議改組四川省政府，由劉湘任省主席。作為“回報”，劉湘“允許”南昌行營組建參謀團，進入重慶安營扎寨，督導“剿共”。顯而易見，南京向著經營四川大后方的目標跨進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正式成立。3月初，蔣介石從漢口搭機飛渝，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話：“不到夔門、巫峽，不知川路之險也。”蔣介石在重慶明確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的想法。沒過多久，勢力相對較弱的貴州軍閥王家烈知難而退，被迫辭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等職，國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巡視云南后，蔣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線;以洛陽、襄樊、荊(門)宜(昌)、常德為最后之線;而以川黔陜為核心;甘滇為后方。”7月上旬，中央憲兵第5團和炮兵第2、第3營先后入川，劉湘同意讓出重慶，遷移省政府至成都辦公。蔣介石接著又通過設立“委員長行營”、組織峨眉軍官訓練團等措施，大力整頓四川的軍事、財政和交通設施，有效加強了國民政府在川省的影響。

伴隨南京中央勢力在四川、貴州漸漸站穩腳跟，蔣介石變得信心滿滿：“我方軍事與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聲稱“只要川滇黔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復興國家”。“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貴州、云南在我們控制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

平心而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大多數人從持久戰略出發，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的戰略后方和根據地，整個過程用心良苦，實踐證明完全正確。同時不能否認，劉湘在抗日問題上的顧全大局，為在抗戰爆發后建立以四川為中心的后方根據地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誘敵仰攻和遷都重慶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日軍攻占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著平綏、平漢、津浦路向西、向南推進。還在戰前，南京統帥部就認為華北平原有利于日軍機械化部隊及大兵團活動，形勢于我不利。不少人還擔心日軍占領華北后南下平漢路直搗武漢，將會重演蒙古滅南宋的歷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不惜人工泛濫黃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實也是從地勢角度出發，推算中原地區難以阻擋日軍。1936年初，參謀本部擬定相關國防計劃，展示的內容非常清楚，國民政府試圖以長江一線作為未來抗日戰爭的主戰場，“駐江南部隊應集結于京滬線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滬方面之增援，并相機撲滅上海之敵勢力，一面阻止長江內敵艦之侵擾，以維持首都”。

8月13日上午9時許，進入上海的中國軍隊在日軍首先越過對峙線的情況下，奉命發起攻勢，揭開了淞滬會戰的序幕。蔣介石指派陳誠、熊式輝赴滬視察戰況，陳誠向蔣匯報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于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制之。”淞滬會戰的直接目的在于“趕敵下海”和引發英美列強干涉，結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軍兵力、“引敵南下”的戰略作用與意義。鮮為人知的是，實際上陳誠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過類似設想，“日軍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

李宗仁對此有著不同看法，他認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和氣魄雄偉的戰略家。如果日本一開始就派遣三十個師團分途進犯，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并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聯系，夾攻陜西，占領西安。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流域西進夾擊，與其南下的主力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即可輕松占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嶺占成都，穿三峽占重慶，經廣西入貴陽，攻占中國各重要城市。

不管怎么說，日本在初期并無使華東(華中)成為主戰場的計劃，假設沒有上海方面持續三個月的激烈戰斗，日軍主力從華北快速南下武漢，往后的抗日局面確實很難想象。

11月16日，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演講《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說明“國民政府遷移重慶，為三年前預定計劃之實現”，希望黨政軍全體同志“共同一致，克盡本職，來爭取抗戰最后勝利”。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達漢口，隨即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明確揭示了遷都重慶的動機和意義：“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斗。”劉湘當時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漢口萬國醫院靜養，立刻致電林森表示“謹率7000萬人翹首歡迎”，表現極為大度。未料世事無常，兩個月后劉湘突然病重不治，他身前留下遺言，激勵所部將士“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國民政府旋即褒揚劉湘，追贈陸軍一級上將，生平事跡宣付國史。

蔣介石本人及重要軍事指揮機構留駐武漢，統籌正面戰場繼續作戰。1938年5月，日軍攻占徐州，計劃“以主力由徐州沿隴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漢路南下攻打武漢。另以華中方面軍一部由合肥趨信陽，一部溯江而上作為輔攻，準備在武漢地區捕捉并圍殲中國軍隊”。6月初，日軍第14、第16師團逼近鄭州和平漢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等人建議蔣介石“以水代兵”，實施黃河泛濫。11日，鄭州花園口決堤成功，豫皖蘇三省二十余縣頓時一片澤國，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但從抗戰軍事戰略角度分析，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軍進攻武漢的路線，中原戰局趨于穩定，交戰中心轉向有利于中國的長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