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當時，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抑或是思想文化觀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與此同時，由于北方異族的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經歷百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視婦女地位、婚姻自由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唐代的婚姻觀念。因此，從唐朝初年開始，在社會輿論、官方立法、倫理道德等方面都對婦女再婚這一問題顯得非常寬容了。

兩漢以來，社會規范中關于婦女再婚的問題已經趨向嚴格，到了南北朝時期，雖然受到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但是貞節烈女的事跡還是被大力地提倡。而唐代時期，這種道德觀念已經被慢慢淡化，處在被社會輿論所忽略的境地。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究其原因，還是要把它和中華文明的空前繁盛，全民族自信心的暴漲聯系起來。政治統治有了空前絕后的寬容，而在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等等各方面的制約，要明顯地低于其后歷代王朝。盛唐時期，婦女地位也得到了顯著的提升。這是前朝及后世封建王朝都無法比擬的。

唐代中前期，女主臨朝，參與政事的事情屢見不鮮。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韋氏、肅宗后張氏，都是掌握實權、炙手可熱的政治女性。尤其是武氏，后來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女皇帝。稱帝后，武則天公開設立“仙鶴閣”，實際和男性皇帝的“三宮六院”性質相同，育有面首三千。

自此，女性的權利被大大地提升了。女性不再是被貶低、被奴役的角色，也不再是被丈夫淫欲的奴隸，單純生孩子的工具，而是在婚姻方面享有空前自由的女性。改嫁、再婚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

據《新唐書·公主傳》的記載，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的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五人甚至有三次改嫁的歷史。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過。皇室如此，達官貴人間的婚姻轉換更是家常便飯了。被世人熟知的韓愈的女兒都曾改嫁。可見當時，“女無再嫁之文”的古訓早已經被人們淡忘了，即使是社會上的那些“主張道德文章”的正統知識分子們也對改嫁一事表默許態度。

據《舊唐書·列女傳》記載：“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王死，服終，諸兄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范。’”這說明當時年輕又無子嗣的孀婦改嫁，是社會的常例，是受到社會道德的寬容的。而“守節”說沒準兒才是不正常的。

以上皆是從“皇親貴族”的角度分析，那么，民間普通百姓是否在婚姻上也可以“享有皇親貴族般的自由呢”？

其實，唐代婦女再婚的現象并不能代表唐代社會的全部，“改嫁、再婚”只是在一部分貴族、皇室間流行的普遍現象。當時社會的主導輿論還是遵行理智的精神，提倡合乎綱常的男女觀念，鼓勵貞節、守節。

據張國剛博士對唐代出土墓志的考證，當時相當多的婦女在丈夫死后都選擇了寡居而不是再婚。

在《唐代墓志匯編》、《續編》收錄的3000多個墓志中，有混合改嫁史的婦女只占10例，而明確記載婦女堅守貞潔者就達264例之多，其中守寡時間最長的婦女甚至守寡達80年之久。而這些寡婦的命運也不像我們想的那樣清閑自在。相反的，大多數的寡居婦女要承擔起撫育子女、侍奉公婆、安排生計、主持家務等等繁重的責任;也有一部分婦女在喪夫后回到娘家，與父母、兄弟相扶相知地度過余生;沒有公婆、子女需要侍奉照料的寡婦，日子也沒有好到哪里去，貧窮的她們可能要依靠兄弟的施舍才能生活。

從史料中，我們可以得出“民間的婦女在喪夫后，選擇改嫁的很少”。完全自由的婚姻選擇只是貴族的游戲，大部分的民間婦女還是受著封建倫理道德的影響很大。

即使民間有少數寡居婦女改嫁，也確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從這些寡居婦女的生活經歷來看，孩子年幼，本人尚且年輕，不具備擔當的能力，所以才選擇改嫁，也是無奈之舉。

與此同時，寡婦再嫁也有生理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比如說有的寡婦無法忍受喪夫后的孤獨而選擇再嫁，不過，一般的寡居婦女即使再婚，能夠允許她們選擇的余地也是比較小的。

為什么要這么說呢？

我們通過對《太平廣記》里的一個故事的閱讀，就可見一斑了。

一個天生生理就有缺陷的58歲老頭兒，因為聽得江湖醫生的勸解，服用了某種藥物。由于此藥藥效驚人，老頭兒“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欲不制，遂娶寡婦曾氏”。只一“遂”字，便向我們透漏出，老頭要想結束光棍兒的生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娶一位寡婦，這從另外一方面反映出一般的寡婦若是選擇再婚，其選擇余地已經沒有多大了的現實。

歷史的車輪是不斷向前轉的，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元氣大傷，開始由盛轉衰，皇帝相繼走馬般上任，思想控制反而更甚于從前。公主改嫁、母后臨朝等情況都趨于絕跡了。因此，盛唐時期對于女子再婚問題的寬容，是中國法制史和社會習慣史中的特例，并不是一個普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