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舉制度創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發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謂是歷史悠久，而清朝的科舉依舊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對士人思想的防范。客觀的說，科舉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具有一定歷史優越性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漸暴露，特別是近代以后，科舉制度更是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古代的科舉制度關系到官員的選拔問題和全民族的教育問題，兩者緊密結合，缺一不可。但要命的是，那些讀書人苦讀終身的經史詩文，在行政管理乃至實際生活中都沒有什么用處，更不要說促進近代工業化社會的發展了。洋務運動時期，同文館招生就難以招到合適的優秀人才，因為在當時士人的眼中，同文館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辦的同文館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其它學習西方技藝的學堂了。當年沈葆楨辦福州船政學堂的時候，招的也大都是貧苦子弟，因為讀這些學堂要簽契約保證今后不參加科舉。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舉制度有意無意的指引下，那些優秀的讀書人都重仕途，輕技藝，這導致近代工業化社會當然沒有出路。但是，科舉制度的復雜性在于不僅僅教育內容，而是關系到朝廷官員的選拔機制，。一旦科舉考試的廢除，這將影響到數以百萬讀書人的出身和仕途問題，由此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變法的時候，維新派提出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停止武舉并開設經濟特科等的改革措施，便有讀書人威脅要暗殺康有為;而變法失敗后，科舉一切照舊，武舉考試甚至又搞起了他們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顧當時的世界早已是長槍大炮。

甲午等戰爭的一再失利，使得停止武舉成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詔永遠停考武科，而且鄉試和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題;同時，朝廷決定在考試中增加政治、歷史、地理、軍事等適應時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負責修訂新學制的張之洞、學務大臣張百熙及榮慶上折指出：由于科舉未停，導致新學堂的設立受到阻礙;而新學堂未能普遍設立，又使得科舉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應該確立一個過渡期，使科舉和學堂教育歸于一途。這個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認可。由此，科舉便開始逐漸減少錄取名額而轉向學堂選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歷史的發展有時候往往會超越人們的預期。時隔一年，在日俄戰爭的重大刺激下，國人要求立即廢除科舉的呼聲大為高漲。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會同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與端方等地方督撫大員一起上奏朝廷，稱“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民間更相率觀望”，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慈禧太后在時勢危迫之下，也覺得遞減科舉名額的辦法緩不濟急，終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舉的意見。

清廷隨后發布諭旨，宣布從光緒三十二年(1905年)開始，停止各級科舉考試。由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在清末新政還不到五年便被徹底廢止。對此，美國社會學家羅茲曼在其著作《中國的現代化》中大加贊嘆道：“科舉制度的廢除，代表著中國已與過去一刀兩斷，其意義大致相當于1861年沙俄廢奴和1868年明治維新后不久的廢藩。”應該說，這個評價頗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