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喜歡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歡宋朝，不僅僅喜歡它的不殺文人，還應該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它是個普通人可以通過科舉“高考”，讓自己“朝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擁妓納妾，聲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亂世之中，武人耀武揚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視門第，參政議政須得是門閥貴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壓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費銀子(這一點，文章的后面再談)，讓文人一邊上朝議政一邊擁妓納妾、聲色犬馬地過著“幸福的生活”。

或許，在溫柔鄉里沉浸得太愜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們遂不思進取，忘記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責任。

這一點，羅大經在《鶴林玉露》說：“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艷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于歌舞嘻游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

說的是柳三變的《望海潮》。因為柳永在詞里描寫了富裕繁華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顏亮對宋朝的覬覦。“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當然，把國家的興旺歸結于一首詩詞，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但是，他說的“士夫流連于歌舞嘻游之樂，遂忘中原”，醉生夢死，也卻是不爭事實。

相傳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詩》，開頭幾句這樣寫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滿朝朱紫衣，皆是讀書人。”的確如此，無論從物質還是精神意義上來說，宋朝都堪稱文人士大夫如魚得水的時代。他們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階級寒素之家，全憑個人奮斗才突破逆境，躋身于統治集團成員之列。在這批人之中，固然出現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準這樣的憂國憂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夢死之輩。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跡為例。據說，宋氏兄弟“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庠)謂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祁)乃笑曰：‘冬至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王得臣《塵史》)這是一段把祖傳得寶劍劍鞘上的裹銀拿去換酒過節的故事。這時候他們的這種貧困不能移的執著和灑脫，著實讓人感動。可是，一旦榮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們又如何呢？

來看看錢世昭《錢氏私志》中的記載：“宋庠居政府，上元節至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齏煮飯時否？’ 學士笑曰：‘卻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州學吃齏煮飯是為甚底？’”一語道破，原來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滿足的是口腹聲色之欲，而當年的苦讀當年的吃齏飯(一種煮的很爛的菜粥)，也為的是這個。不過，這話也著實是實在的很。

“宋子京(祁)……多內寵，后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于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東軒筆錄》)“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于本任刊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為尚書修《唐書》，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讀到上面的這些小故事，總給人一種荒唐的感覺。這修史寫書，竟然要美人簇擁方可。不過這個小宋也算是個憐香惜玉之人，他為了不讓十余個“內寵”(婢妾)對自己產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們給自己拿來的“半臂”(馬甲)而忍受著寒冷。

這種“紅袖添香夜讀書”卻一致得到當時文人們的稱贊認同，說明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就是如此。就是蘇軾，不也是納了幾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蘇軾從妓院里領回家的時候，也不過是個13歲的小女孩，年齡比他的長子蘇邁還小……好在蘇軾如現在人們所贊譽的，是個風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還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樓春》的詞中這樣寫道：“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這種“浮生長恨歡娛少”的末世之嘆，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態，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病結。如時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詞里寫道：“蕭娘勸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詞。暮去朝來即老，人生不飲何為？”“蕭娘斂盡雙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這種惋惜時光，年華飛逝，追求享受現實的現象，其實是與當時宋王朝的國運相對應的。

雖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現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這樣關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個社會都蔓延著這種來日無多的悲觀情緒。而宋朝廷的歷代帝王為了鞏固其自身的統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種安逸奢侈，享樂成風的社會氛圍。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為這個社會的精英人物，其行為不可避免地成為整個社會的榜樣。

在《邵氏聞見錄》中記載了呂蒙正的一個故事。說呂蒙正未有功名時，一天在洛城東南的伊水邊，想買瓜而囊中羞澀，看見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來，他做了宰相，富貴了，便不惜重金在那個地方買地建園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敗變味)。還有韓玉汝為相后，每食必須極其精致，以至食鴿辨色。士大夫私家蓄養歌兒舞女盛行，“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葉夢得《避暑錄話》)。可謂紅袖清歌、醉笑人生。

這種春風沉醉不覺醒，與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時的那種充滿野性的豪放不羈，那種略帶進攻性質的放肆，那種“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的保家衛國豪情，已經被一種日落黃昏，暮色蒼茫的哀怨所替代了。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責：“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為蒼生蠹，仍尸諫官位。”

這讓人想到了當初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時，啟發誘導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的話來。于是，士大夫們一邊嘴里大講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讓女人們遵守“三從四德”，一邊自身卻聲色逸樂，“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辰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周輝《清波雜志》)在朝廷之上，剛正嚴謹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紅袖飄拂之中放浪形骸，兩種面目兩樣姿態，讓人詫異。

由于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許(那時，士大夫家里，不僅僅可以蓄養家奴，還可以蓄養歌妓舞妓，更可以多多收編女人來做婢女妻妾)，還有自太祖時就有的“不殺文臣”的條訓，宋朝的士大夫文人們，便可以有理由沉浸在“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之中。所以，現在很多人都特向往宋朝，當代的大才子金庸先生便是一個。

書中自有黃金屋

流傳甚廣影響后世近千年的《勸學詩》，據說出自宋真宗手筆。此詩全文如下：“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黃金屋和顏如玉都可以向書中索要，這讀書為做官，做官為發財，是一條多么吸引人的“光明大道”——現在也如此！

由此看來，在宋代，讀書，然后進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處多多。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宋朝是財取于萬民以施恩于百官。歷經后周入宋的翰林學士李昉，就曾以切身經歷作過如此比較：“昉頃在翰林，前后出處，凡二十有五載。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并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新學士謝恩后，就院賜宴設，雖為舊事，而無此時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異恩，以見圣君待文臣之優厚也。”(《宋詩紀事》)

皇帝有意識的將國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拿出來“賞賜”給每一個士大夫。正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見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五《宋制祿之厚》)。

那么，官員的俸祿是怎樣的呢？拿神宗時期的宰相(平章事)來說，月俸祿300千(錢)，副相即參知政事200千。春冬服各給綾200匹，絹30匹，冬綿100兩，另外還有祿粟每月100石，隨身侍從(70人衣糧)，茶酒廚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200束)，炭(十月至來年二月各100秤)，鹽(7石)，草料(供馬20匹)。可謂名目繁多，加上每臨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等人的生日，還有大量的恩賜，及撥給職田，這實惠實在多多。

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賞賜重。不僅如此，還可以蔭及家人，差科全免，成為社會上享有特權的“官戶”階層。陳襄在他的《仙居勸學文》里這樣寫道：“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茍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休蔭子弟，豈不為盛事？”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餌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緡。”(見朱彧《萍洲可談》)

像這種“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進士們有著良好的發展前途。魏晉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襲的，而宋代對此進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襲。因為不能世襲，加上當時的土地買賣兼并的盛行，實際上官員士大夫這一階層就成為了一個貧富無定勢的階層，他們這種“官戶”常常因為丟掉官職而下降為“鄉戶”，甚至成為無產者。反過來，也就是說，無產者，或工商戶，或鄉戶地主，或自耕農等等都可以通過參加科舉考試改變自己的命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王安石一家，其父王蓋登進士第入仕，才列于官宦人家，至王安石死去，家道衰落，成為默默無聞的“鄉戶”，致使徽宗想尋找他的后代都成為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宋代士大夫們欲通過“因財得仕”與“因仕殖財”的循環，使自己家族成為“耕讀世家”和望族。但是，此類世家望族只要連續幾代未能進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復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見，當時的人把參加科舉而進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