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反應，是對外隱瞞汪出走的消息，動用各種途徑勸其懸崖勒馬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叛國投敵，是嚴重打擊中國抗戰的一件大事。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如何應對，將事情的影響降到了最小？

1938年12月21日，蔣介石獲得汪精衛私自飛往昆明的消息，大為意外，“當此困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顧一切，藉口不愿與共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與不顧，豈是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①22日，蔣介石已從龍云的電報中知道，汪精衛計劃前往香港，與日本謀和。

對于汪精衛出走的嚴重性，蔣介石極為清楚，在日記中思考，“汪去后，對黨政軍以及各地之關系應特加審慎”“汪去后，外交與對敵或有影響乎？”“廣東軍人是否受汪影響？”“政府內部受汪影響人幾何？”。蔣介石預計中的這些連鎖反應一旦發生，一貫反蔣的地方軍閥、黨內親日勢力，都將隨汪投敵，導致抗戰陣營分裂。

但直到這時，蔣介石還期望能制止汪精衛的進一步投敵，因此處處留有余地，稱“彼雖有意害余，而余應以善意救彼，對于此種愚詐之徒，只有可憐與可痛而已。”首先，蔣介石一再掩飾汪精衛意圖投敵的真相，免致其騎虎難下。12月26日，蔣介石一面抨擊日本的侵華野心，一面為汪精衛辯白，“汪先生此次離渝轉赴河內，實為轉地療養，純系個人行動，毫無政治意味……外間一切猜測與謠言， 國人必不置信。”蔣介石親自致電張季鸞，希望《大公報》的報道汪時“寬留余地”，“從輿論上造成空氣，防止其萬一失之憾”;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也秘密指示各報“停止討汪肅奸”。②

汪精衛訪問偽“滿洲國”期間，聽取軍事報告

其次，蔣介石指示同汪精衛關系較為密切的外交部長王寵惠、駐英大使郭泰祺、駐美大使胡適、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等勸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歐，不發表任何宣言。一向主和的胡適在信中說，“此時國際形勢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個月之犧牲……今日反對和議，實是為國家百年設想，務乞公垂聽。”長期追隨汪的郭泰祺說，“此時無論如何，請公勿公開主和，免敵人謂我領袖間政見不一而乘機挑撥。”③

另外，蔣介石讓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通知英美大使館，稱汪精衛“并未獲得授權去向任何人談論和平問題;中國不僅不會考慮日本人的和平條件，而且正在積極準備付出更大的努力繼續進行抵抗”，以示中國不會同日本停戰議和。

勸說失敗后，監視汪系人物，拉攏地方軍閥，使響應汪者寥寥無幾

對于各種勸說，汪精衛并不為所動，最終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了主和的《艷電》。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央召開會議，討論“關于汪兆銘違法紀律，危害黨國案”。蔣介石主張溫和辦法，先以個人名義去電勸告，或由中央給予警告，但其他與會者大都要求嚴厲處置，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不過因蔣介石“力加阻止”，沒有同時發布通緝令。在蔣介石看來，對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趨于極端。”

同時，蔣介石又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內，轉告汪精衛“如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旅費50萬元，以后隨時籌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組織，免得為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后果。”④汪精衛拒絕出國后，蔣介石知其已決心叛國。1939年3月21日，軍統奉命暗殺汪精衛，結果誤殺曾仲鳴，反而加快了汪的投敵步伐。

蔣介石勸阻汪精衛投敵失敗，但通過一系列舉措，防止了更多人追隨其投敵。1939年初，軍統奉命監視還留在后方的汪系人物，“(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員之言論行動;(乙)注意中央與地方軍政人員有無與汪勾結情事……(戊)汪系重要分子如彭學沛、陳樹人、陳克文等，均秘予監視，并翻拍照片……”其他，如稱贊汪出走“魄力偉大”的中政會秘書范苑升、暗中“為汪擔任交通職務”中華海員工會委員李凱臣等數十名汪系人物都在被監視的名單上，讓他們沒有機會投汪附逆。⑤

至于地方軍閥勢力，在汪精衛被開除黨籍后，張發奎、薛岳、白崇禧等致電中央，要求懲辦汪的賣國叛黨行為。龍云在汪精衛由昆明赴河內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態度曖昧，是當時最有可能響應汪的地方軍閥。蔣介石遂命多次與汪精衛合作的唐生智赴云南“現身說法”，警告龍云“汪為人善辯多變，生性涼薄，對人毫無誠意，尤喜玩弄軍人”，且戰時“忠奸不兩立”。最終說服龍云發表談話，聲明“擁護抗戰到底，指斥和議”。⑥

在無人響應的尷尬局面下，汪精衛只好于1939年4月從河內赴上海，與日本代表就建立偽政權的問題進行談判。6月8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以汪精衛“不惜自附于漢奸之列”，對汪嚴緝法辦。10月1日，蔣介石在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表示“海可枯，石可爛，而對于引狼入室為虎作倀之漢奸汪逆，則永無寬恕赦免之理。”⑦至此蔣對汪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1940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建立，汪精衛發表講話

同時，利用日方的和談計劃，虛與委蛇，拖延日本對汪偽的承認

投敵后的汪精衛急于建立偽政權，而日本卻不希望因此影響對重慶的招降，這就使蔣介石與國民政府有機會假借日本主動發起的和談，拖延汪偽政權的成立，并使日本遲遲不肯在外交上承認汪偽政權。

1939年11月底，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與假借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名義，實為軍統工作的曾政忠商談“和平條件”，是為所謂“桐工作”。軍統當時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報，阻止汪精衛政權成立。談判開始于1940年3月7日，歷時4天，然后“宋子良”回重慶報告，約定1周內帶回蔣介石的答復。

3月26日是汪偽政權原定的成立日，但日本為等重慶回復，通知周佛海：鈴木等人與“宋子良”的談判，“所談條件已有頭緒，大約二十三、四必有停戰消息，故此間日軍主張組府延至4月15日”。經周佛海力爭，日方答應組府時間最遲不超過3月31日。日方最終沒有收到重慶的答復。3月30日，在“還都”名義下，偽國民政府建立。⑧

偽政權建立后，汪精衛等人期望立即獲得日本的承認。但鑒于汪精衛自身實力有限，日方一直寄希望于實現“蔣、汪合作”，再推動“和平”，“桐工作”并未就此終止。軍統偽造委任狀、蔣介石親筆文件等，繼續與日方假意談判，要求“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或叫汪出國， 或叫汪引退”。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宣告“桐計劃”失敗。對于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蔣介石大為滿意，稱贊說：“你們在香港辦的事很好。”

在“桐工作”后，又有“錢永銘工作”。錢永銘時任香港交通銀行董事長，與蔣介石關系密切，由其奉命出面假裝談判，讓日方頗為重視。1940年10月16日，影佐禎昭與汪精衛見面時說，日方正與重慶交涉和談，因此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日期會有所延遲。對于重慶方面的意圖，周佛海看得極為清楚，稱“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向日本施展陰謀，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壞”活動。事實如其所料，談判毫無進展，日本只得在11月30日正式與汪偽政權“建交”。⑨

由于中國方面對“桐工作”與“錢永銘工作”的成功利用，使日本對汪偽政權的承認拖延了8個月之久。就在日本承認汪偽的同一天，美國方面發表聲明，申明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并給予1億美元貸款。這意味著國際局勢正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注釋：

①《蔣介石日記》，1938年12月21日;②孫彩霞：《蔣介石對汪精衛叛國投敵之處置》，《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③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第217、218頁;④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17頁;⑤唐潤明：《汪精衛出逃后軍統對汪系人物的監視》，《民國春秋》1997年第2期;⑥蔡德金：《汪精衛與龍云》，載于《討逆集》，蘭州大學2005年，第141頁;⑦《嚴斥汪逆兆銘賣國投敵》，《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8，第127頁;⑧楊天石：《“桐工作”辨析》，《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⑨(日)藤井志津枝：《一九四〇年日本對華和平工作：“錢永銘工作”》，《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