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內容。了解名片在歷史上的情況，對于我們研究民俗和社會生活史，均有意義，這里我們就來談談清代的名片。

名片，古稱謁、名剌、名貼、手本等，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如果細細區分，早期的名剌、名帖等，有一些的內容更象今天人們所用“柬”，與后來的名片還是有一些區別的，所以清人說，象后世所用的這種寫著姓名的小片，是從明末開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的片子，都是親筆書寫的，明清以后才開始“刻木印之耳。”以我們現在見到的資料，這一時期，中國人的印刷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了，刻成一個小版來印刷，甚至如今天人們蓋印章一樣，蓋到特定的紙張上，已經非常方便了。至于應用此種小名片的原因，記載中說是始于崇禎時期，因為官方對于互相“請托”，走門子，找關系進行控制，所以人們來往時常常使用這種小名片，投送起來比較方便罷了。但就其大體用途而論，早期名剌與帖子是可以視為名片的源頭的，例如《后漢書?禰衡傳》說禰衡“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剌，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這里的“剌”，就是懷里揣著的一張名片，由于長時間沒能結交到達官貴人，以至于剌上寫的字都掉光了。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漢以后始改用紙。清人趙翼曾考證說：“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剌，漢以后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剌。”《漢書》中講到酈食其見劉邦的故事中，酈手中拿的“謁”，實際上就是竹制的名片，上寫主人的姓名、籍貫、官職等，甚至還寫上要辦的事情，應當說已經具備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

以我們所見到的情況來看，明代名片已經風行，也講究等級，至清則已成為上流社會約定俗成的交往方式與禮節了，廣泛應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日常交往中成為一種常例，如，同治6年著名文人陳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調，有同鄉故友吳昌壽來訪，因旅途匆忙，未帶名片，與陳府下人在門前發生糾葛，陳將下人喊來查問，回報說：有一個武官模樣的人，“衣服弊陋”，要來求見，找他要名片，又沒有，只說與大人是幾十年前的好友，又不肯說姓名。這個穿著有點糟糕的老友，因沒有名片之類的東西，就是進不了門。見面后，吳又向陳解釋，“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仆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這里，老友前來拜會，門人不允進門，索要名帖之類，而老友相見后，也解釋自己何以沒有帶拜帖，可見名帖在清代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必要禮節了。

名片也是清代官場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識》：新點翰林就職后，叫人拿著名片遍投于諸前輩，稱之為“大拜。隨后還要親自拿著三張名片，到前輩府上投遞，叫做“求面”。投剌成為官場繁文縟節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資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內閣中書、軍機章京、吏部、禮部司員，對于同僚之先進者，不論年齒，皆稱前輩。初謁時，必具紅白柬三份，登堂拜見，執禮惟謹”。

京中上流社會年節相賀，亦多用名片，此風起源于宋，但以清代為盛：按照慣例，初一這天，官場中人往往派一輛車子，叫人到官場來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賀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親往，以空車任載一代身，遣仆將當時片子用流行的梅箋紙，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寫明自己的姓名與職司和所住地址，不管平日里認識與否，“各門遍投之。謂之片子。”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賀工具情形。以至于有人戲作小令對此進行嘲諷：“是日也，片子飛，空車四出。”節令時空車往返，片子滿天飛的情況，實際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成為一種虛禮。至親好友則不同，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中說，“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剌，名曰飛片。”而至親好友，往往用大紅名片，對于親尊長輩，還是登門親自拜賀。而且，也不限于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節相賀，如前述陳其元老友相訪之類，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大學士徐乾學曾用名帖向人道歉。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三：徐乾學退休后居鄉，對于鄉間鄰里十分謙下，有一次，他坐轎子出行，有一個老秀才從旁邊經過，徐眼睛不好，一時沒有看見，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門致歉。清人婚喪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喪家開追悼會，到會者使用名片，已成為喪禮中的一個環節：《清稗類鈔》載“賓至時，必先投名柬也”。不過喪事時或喪家使用使用名片，往往加以黑框，與平時所用略加區別。可見，名片在清代社會生活中應用極廣，如拜見、道歉、道謝、請托、婚喪、道賀等均有使用。

名片作為等級社會的一個產物，也必然打上等級的烙印。明代親王的名片，例不稱名，有書王者，有書別號者，用以表現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貴。清代雖未見到此類明確記載，今天我們見到的李鴻章的名片，只印了李鴻章三個大字，別的什么也沒寫，因為他在晚清時期名氣太大了，寫什么都顯得多余。這與明代親王名片的情況多少有些類似。清代名片在等級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學生拜見業師，下級拜見上級，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見，而上級則一般不會給下級名片。有個例子說武將不識上官，是因為從未接到過上官的名片。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三記載了有這么一個故事，嘉慶時，京口參將莊芳機進京覲見皇帝，皇帝問他，“你從江南來的時候可見過蔣攸铦，莊的官職比蔣小，從未直呼過蔣的名字，一時想不起這個蔣攸铦是誰，回答說”沒見過”。皇上連問了三次，他都回答說沒見過，皇上不禁有些怒氣：“你真太糊涂，作為江南武官來京，你難道沒有向江南總督辭行？”莊這才想起這個蔣原來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總督。趕忙連聲回答說“有，有，有。”皇上的臉色這才稍稍緩和了一些。莊芳機從皇上的內庭出來，渾身都已經汗透了。有朋友后來問他為什么會這樣，莊道出了其中緣故：我平常只曉得我只曉得江南總督，或蔣中堂，他從來沒有給過我名片，我也沒請他寫過一聯一扇，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蔣攸先蔣攸后乎？有時候，地位較低的人，要遞一張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也要花費巨額的賄賂。乾隆時福康安征西藏歸京，戶部一書吏求見，遞了一張名牌上去，“賀喜求賞”。雖然這個書吏求見，本來就是別有所圖，但這一張名片遞上去，他前后也花費了十萬兩銀子，“否則談何容易得見一福公哉！”由此亦可概見當時官場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