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晚，初掌大權不到一年的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在自己的帥府老虎廳，悍然下令槍決了奉系元老、父親張作霖生前的老臣楊宇霆、常蔭槐。

此舉即使今天來看，也屬于輕率之舉。

時至今日，還頗有論者、網友為張學良開脫，認為楊宇霆當時已淪為漢奸，殺他是罪有應得。那么，楊宇霆真的是漢奸嗎？

楊宇霆親日未投日

在張作霖還健在時，楊宇霆是頭號智囊。對日交涉，在當時是最棘手的問題，都是由楊宇霆輔佐張作霖，或運籌帷幄之中，或折沖于樽俎之間。

事實上，當時凡是奉系與日本的重大交涉事件，楊宇霆無事不與。

楊宇霆肯定是親日的，這一點無庸置疑。但他對日本人的態度，與張作霖是一致的。

而張作霖對日本人的態度，眾所周知：既有依靠，又有矛盾，但依靠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

終其一生，張作霖都是一個親日的軍閥，沒有日本的支持，張作霖是不可能在東三省稱霸的。而作為張作霖的頭號智囊，張作霖稱霸東三省的招兒，都是楊宇霆支的招兒。他不親日誰親日？

事實上，楊宇霆親日的劣跡斑斑：是他，在郭松齡反奉時，到大連勾結日本人，尋求日本關東軍的幫助;是他，在張作霖的委托下，與日本商訂《滿蒙新五路》密約;是他，出頭激烈反對張學良的“東北易幟”反日方針;是他，拉攏、包庇，甚至有意放走與日本有勾結的張宗昌;還是他，個人表態同意日本企圖修筑“滿蒙五路”的侵略要求。

但是，親日并不意味著楊宇霆是漢奸，正如我們不能說張作霖是漢奸一樣。

這是他們這些奉系軍閥在東北黑土地上，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特別是面臨敵強我弱的態勢時，所采取的一種生存策略。

有人主張楊宇霆是漢奸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他出頭激烈反對“東北易幟”。

不錯，楊宇霆激烈反對“東北易幟”，以至于到了宣布易幟的大會上，張學良招呼與會代表合影留念時，他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憤然離去。

但是，楊宇霆反對“東北易幟”的理由，并不是要把東北送給日本人，而是認為蔣介石這個人靠不住，在當前的復雜形勢下，不宜急著表態，奉系繼續經營一個獨立的東北王國難道不好？

而且，楊宇霆還擔心易幟一事會直接刺激日本人，導致日軍出兵干涉。如果那樣，“恐怕中央亦愛莫能助，屆時恐不能出一兵一卒來支援東北，況且因此而引起中日全面戰爭，又絕非中國之福”。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也算老成謀國之言吧？

其實，楊宇霆的上述反對觀點，在奉系元老中也頗有市場，“老一輩的顯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贊成”，很多人把張學良的這種“急劇轉變看作是一種危險”。

很顯然，這只是楊宇霆與張學良個人之間的工作意見分歧，不能因為他反對就給他扣上漢奸的大帽子。

而且，楊宇霆雖然反對，也就是當眾耍耍驢脾氣而已，并沒有嚴重到勾結日本軍隊來直接阻撓易幟之事進行的地步。要知道，以他當時的實力與關系，這一點是做得到的。

有人主張楊宇霆是漢奸的另一條重要理由，就是說“日本官民出入楊公館的人，日漸增多”，認為這也是楊宇霆在張作霖死后有意下水做漢奸的證據。

其實，楊宇霆一直就是奉系對日交涉的代表。他這樣的身份，當然和日本人接觸多。總不能說誰和誰接觸多，就是有勾結吧？而且，如果楊宇霆和日本人有勾結，要下水做漢奸，必然會對日本人做出有關利益的實質性讓步，但迄今為止沒有發現這樣的史料。

反而，我們可以找到中國或日本的史料，來考察楊宇霆對日本人的態度。

在張作霖生前的1927年9月，楊宇霆作為張作霖的代表，與日本駐華公使芳澤進行會談。芳澤提出，希望在中國東北地區允許日本僑民與中國居民混合雜居，不受區域和居住地的限制，以顯示中日親善。

這個條件看似平淡無奇，實則用心險惡，而且后患無窮。

但張作霖當時沒有看到這個后患。他與日本人打交道的原則，一直是無關緊要的條件不妨答應，要害條件就運用“拖”字訣。現在，他把這個條件看成了無關緊要的條件。

就在張作霖為這個看似平淡無奇的條件而猶豫不決之際，楊宇霆向他指出：這是日本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的內容，連當年袁世凱都沒敢答應的事，我們更不能答應。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而在張作霖身后的1928年8月11日，日本東京《朝日新聞》以“狡猾哉楊宇霆”為題發表過一篇社論：“我們過去把楊宇霆看成很誠懇很恭謹孝順的，是我們心目中最理想的養老女婿，實指望他將來對我們養老送終，頂半個兒子使用，不成想，他的良心和心眼一轉間都變了，幸而我們的姑娘還沒有給他，如果真給了他，不但對我們不能養老送終，還把我們的姑娘白白騙走了”。

從這些由日本人說出來的話，我們可以窺見日本人與楊宇霆關系之一斑。

張作霖被日本人謀殺以后，關于他的繼任者，日本人是既統一又分歧的。

統一的是，繼任者最好聽日本人的話，使東北永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分歧則在于具體人選，曾任張作霖顧問的日本陸軍少將松井七夫主張扶植楊宇霆，而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則主張擁護張學良，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恒卻看上了張作相，謀殺張作霖的主謀兇手河本大作則擬定張景惠。

如果我們因為有一部分日本人擁護楊宇霆繼位東北，就說楊宇霆是漢奸的話，那么作為同樣的受擁護者，張學良是不是漢奸？張作相和張景惠呢？

從張學良槍殺楊宇霆之后，事后公開宣布的罪狀——“暗結黨羽，圖謀內亂，勾結共黨，顛覆國府，阻撓和議，把持庶政，侵款瀆職”等等來看，唯獨沒有明文宣布“勾結日本人做漢奸”這一條。

所以，一言以概之，楊宇霆親日是事實，但他親日未投日。在他與日本人交涉的過程中，他并沒有對日本人作出實質性利益讓步，他本人既沒有擔任偽職也沒有收受日本人的錢財，這也是事實。

我們可以批判楊宇霆親日，但絕不能將他與一心一意投靠日本人出賣中國利益的汪精衛之流等同。

楊宇霆固然不是好鳥，但絕不是漢奸。

就是殺他的張學良，也不認為楊宇霆是漢奸，張學良從未說過楊與日本有勾結。恰恰相反，在楊宇霆被殺之后，曾有人在張學良面前說楊宇霆勾結日本，“張即大聲斥之，謂這是厚誣死者”。

殺楊之后，張學良曾寫給楊宇霆在德國留學的長子楊春元，信中說：“我聽信謠言，殺了你父，這與你無關，你要安心學業……”

當時，如果張學良掌握了楊宇霆已淪為漢奸的證據，手中有如此義正辭嚴的理由和證據，張學良在信中絕不會不提。因為只有說清楚了，才能消解楊春元心中的殺父之恨，避免其日后報仇。

同時，張學良也曾給楊宇霆夫人一信，內有：“弟受任半載以來，費盡苦心，百方勸導，倩人轉述，欲其(指楊)稍加收斂，勿過跋扈，公事或私人營業，不必一人包辦壟斷，不期驕亂性成，日甚一日，毫無悔改之心。”

所以，楊宇霆不把領導當干部，才是張學良殺楊宇霆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漢奸也殺得少

在民國，由于種種原因，即使是真正的漢奸，也殺得少。

汪精衛的偽政府垮臺以后，其中的大漢奸，在經過公審宣判之后，至少有周佛海、陳璧君二人，躲過了死刑。

這樣貨真價實的大漢奸，仍然還有躲過死刑懲罰的。更何況，楊宇霆這樣并無漢奸實據的。更過分的是，張學良殺楊宇霆，是完全沒有經過審判程序，而直接槍決處死的。

還有一個大漢奸更為典型。那就是曾經和張學良、楊宇霆二人都共過事，在抗戰結束也沒有被處死的張景惠。

張景惠在九·一八事變后淪為漢奸，曾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1945年東北光復，張景惠被蘇軍逮捕，關押于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但他一直活到了解放后，在1959年才病死于戰犯管理所。

所以，即使楊宇霆是漢奸，張學良也沒有必要一定要殺了他。

實際情況則是，楊宇霆被殺之后，奉系內部人人莫名驚詫，但卻無一人往楊宇霆是漢奸這一原因上去想。

張學良手下的得力干將何柱國，認為張學良此舉是“自毀長城”，“少帥這件事做得太輕率太魯莽了”。東北軍總部秘書長鄭謙當時就曾面責張學良說：“你這事情辦的魯莽”。

當時還有人認為，“老帥”尸骨未寒，卻速殺老臣，致使老帥時代的人物，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說話，不敢多負責了。

后來的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的：奉系內部諸人，對于張學良在大事要事上的考慮不周、遺誤之處，都不再敢于直言相諫，直到坐視張學良一錯再錯。

所以，還是那句話：威斷只是俄頃，蒙蔽則在日后。

如果不殺楊宇霆，張學良應該怎么辦？

必須承認，關于如何妥善處理與楊宇霆之間的關系，張學良是認真思考過的，并且也為之真誠努力過的。

1928年，張作霖6月4日遇害，6月6日張學良就微服到達楊宇霆駐軍的灤州。

擎天柱倒了，張學良自然要跟奉系第二號人物商量如何善后。密談之時，張學良表示，可以把奉天省交給楊宇霆，這是暗示將來安排其為奉天省省長的意思。楊宇霆嫌官小了，明顯不爽地說：“我可以跟你的父親，但不能跟你作事”，于是不歡而散。

張學良的第一次善意，遭拒。

張學良接過東三省權杖之后，又托人征求他關于就任黑龍江省軍務督辦的意見，結果楊宇霆再次拒絕。

張學良的第二次善意，遭拒。

第三次張學良派了夫人于鳳至出面。于鳳至向楊宇霆最為寵愛的三姨太表示，希望與她交換蘭譜，結為姐妹，三姨太當時也答應了。可是，當于鳳至把蘭譜送去以后，卻又被三姨太退了回來，說：“楊督辦認為彼此輩數不同，不能接受。”

張學良+于鳳至的第三次善意，遭拒。

1929年1月7日，楊宇霆為父親做壽，張學良偕夫人于鳳至親自到楊公館壽堂三鞠躬。如此禮遇，仍在楊公館遭到了楊宇霆的冷遇，導致張學良夫婦提前退場。

張學良+于鳳至的第四次善意，遭拒。

連續四次拿熱臉貼過去，連續四次貼到了冷屁股。

不僅如此，日常生活中，楊宇霆視張學良如小兒，口頭筆頭從未將他當作領導，動不動就是“司令官兒”“小伙兒來，我語汝”，一如訓飭兒子。

商量工作時，楊宇霆動輒就以父輩自居，教訓張學良應該這應該那，遇到不同意的事，他就是不同意，而且張學良越忍讓他越來勁兒。

這樣，就沒辦法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從張學良的角度來看，這真的是“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啊。

從楊宇霆的角度看，他實在是沒有守住部下的本份。你和他爹關系再好，輩份再高，功勞再大，現在他已是領導，你已是部下。

領導固然應有領導的風度，但部下也有部下的規矩。

張學良夠意思了，而楊宇霆則太過分了。所以，他雖然沒有應死之罪，但卻有致死之因。他，的確該死。

但是，非得用殺頭來解決問題嗎？所有不尊重和不服從自己領導的人，都要殺嗎？殺得過來嗎？

不殺楊宇霆的話，那張學良應該怎么辦？

第一個招兒是送出國。張學良還真動過這個念頭。他要部下王樹常出面，跟楊宇霆商量，請他到歐美各國考察。

政壇失意就出國暫避，風頭過后再回國，謀求東山再起，對于民國政治人物來講，屬于慣例操作。

汪精衛斗不過蔣介石時，就分別于1926年、1927年兩次通電下野后去法國考察，后來又兩次回國，東山再起;馮玉祥在國內斗不過政敵時，也曾于1926年赴蘇、1946年赴美兩次出國。

這是上策，對張學良好，對楊宇霆好。正所謂，他好我也好。

但是，楊宇霆沒有想通這個道理，他拒絕了張學良的好意。張學良于是也就罷了。

其實，張學良不應該就此罷了，他應該繼續采取措施，甚至是強制性措施，逼其出國，迫其出國。總之，無論楊宇霆最后被逼出國是多么的難堪，總比掉腦袋要好一點兒。

第二個招兒是關起來。

現在是張學良的部下不把他當干部，對他不敬。到了1936年的西安事變，輪到張學良對他自己的領導不敬了。而且不敬的方式，比現在的楊宇霆更危險、更野蠻、更過分。

但是，蔣介石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關了起來。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安事變的另一個發起人楊虎城，蔣介石想都沒想，直接就把他給殺了。

為什么蔣介石對楊虎城和張學良兩個人，因為同一件事，卻一殺一關？

因為被殺的楊虎城，既與蔣交情不深，在全國影響也不大，殺了就殺了。如此不把領導當干部，不殺還行？

而那個被關的張學良，與蔣是把兄弟，而且在全國有著巨大的影響。這樣的人不能殺，只能關。關起來，使之不能再為害即可。如果殺了，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太大。

這就是蔣介石的算盤。這也是張學良從未學會的算盤。

楊宇霆與張家的關系太深，與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親如兄弟，又是奉系的元老重臣，就是在全國、在日本和蘇聯，也有著巨大的影響。這樣的人，怎么能殺？

殺了，當然爽。他爽我也爽，主要是我爽。問題是爽過之后，全是空虛，全是負面影響。既讓仇者快，也讓親者懼。

關起來，主動權隨時還在張學良自己的手上。關個幾年，或者彼此關系緩和了，還可以放出來;或者他個人已被世界遺忘了，影響變小了，到時如果彼此還恨得牙癢癢的，再殺也不遲，負面影響也會降到最低。

惜哉，張學良計不及此。

下策，或者說下下策才是直接殺掉。

殺了，就麻煩了。這善后何其難也？

事實已經證明，張學良手下的東北軍后來軍無斗志、將無戰心，上戰場一觸即潰，打敗仗一泄千里，幾年時間里奉系、東北軍就土崩瓦解，追溯起來，就在這一殺。

張學良殺掉了楊宇霆，其實這也是奉系和東北軍，甚至包括張學良自己的，一次自殺。

到底只是少帥，不是老帥，少了那么一點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