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字曹叡即位，是為明帝。消息傳到成都，諸葛亮認為北伐的時機已經(jīng)到來，遂于次年領兵進駐漢中，準備出師伐魏。臨行前，他給后主劉禪上了一道奏章，這就是著名的《出師表》。因為數(shù)年后他還上過一道出師的表章，為區(qū)別起見，故稱為前、后《出師表》。

按《三國演義》的說法，建興六年(228年)秋，魏將曹休在石亭為東吳陸遜所破，東吳遣書蜀中，請派兵伐魏，劉禪使人報知駐漢中的諸葛亮，其時諸葛亮在漢中兵強馬壯，糧草豐足，遂于次年春領兵數(shù)萬再次北伐，臨行前復上表后主，是為后《出師表》。

然而學術界歷來有人認為后《出師表》乃偽作，非諸葛亮之手筆。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前《出師表》見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而后《出師表》僅見于裴松之注引吳人張儼所著《默記》中，《三國志》和《諸葛武侯文集》中都未收錄。其二，該表說趙云死與上表前，而《三國志·趙云傳》說趙云“建興七年卒”，兩者有矛盾之處。其三，后《出師表》與前《出師表》的情緒反差太大，前者低沉，后者高昂，前后判若兩人。

于是有人甚至推測這篇表章實際是諸葛亮的侄子、東吳諸葛恪所作，諸葛恪在孫權臨死時受命為大將軍，輔佐幼主孫亮，為了樹立個人威望，也為了使自己的伐魏主張得到眾人認同，故冒大名鼎鼎的伯父誅葛亮之名“著論諭眾”，以激勵士氣。但若仔細分析，其實上述理由并不能作為后《出師表》一定就是后人偽作的根據(jù)。

首先，司馬光《資治通鑒》全文收錄了此文，《資治通鑒》的編纂工作，其鑒別選擇、考證偽劣很是細致;后來胡三省注《通鑒》，其校勘、考證、辨誤，前后垂三十年之久，對后《出師表》仍然是認同的。而陳壽《三國志》不收后《出師表》可能也有難言之隱，因為后《出師表》開篇即稱“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稱曹魏為“賊”，全文以正統(tǒng)自居，討賊自任，如若《三國志》收錄此文，則與該書宣揚的曹魏正統(tǒng)說相悖，可能遭致時忌，“為尊者諱”，只能付之闕如了。至于趙云的確切死亡年份，據(jù)清人何*推斷，趙云若在第二次北伐時還活著，必然會有關于他的記載，然而史傳上沒有。第二次北伐，蜀漢名將趙云不再出現(xiàn)，所以趙云可能死于建興六年冬之前，《三國志》的記載恐怕有誤，后《出師表》說趙云已死，是對的。

再來談談關于前、后《出師表》感情基調的問題，誠然，兩表所反映的情緒是不一樣的，但如果我們考慮到第一次北伐的失利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就會理解這一變化。首次北伐失利，使蜀漢統(tǒng)治集團中產(chǎn)生一種對前途悲觀失望的情緒，這種情緒又對后主產(chǎn)生影響，使他產(chǎn)生厭惡對魏作戰(zhàn)，不思進取，但求茍安的想法。故而在后〈出師表〉中，諸葛亮確實流露出對北伐前途的擔心，但這是出于對一些人消級悲觀，不思進取的想法的擔憂。經(jīng)過第一次北伐失利，諸葛亮對敵人的強大，任務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但他從未對北伐喪失信心，從未打算放棄過。后《出師表》以有力的事實批駁了悲觀、消極的思想，以深沉的基調向蜀漢群臣敲響了警鐘：不思進取，只會坐以待斃，只會葬送蜀漢的前途，葬送先帝掃除漢賊、興復漢室的大業(yè)。古人云“文以載道”，又云“義理、考據(jù)、辭章”，一篇文章的靈魂在于其字里行間所體現(xiàn)出來的某種精神(或情感)，而文章的具體形式只是作者實現(xiàn)其創(chuàng)作意圖的載體。竊以為，“鞠躬盡力，死而后已”這八個字不正表現(xiàn)了諸葛亮對北伐無比堅定的信心嗎？

綜上，無論是從歷史事實，還是從個人情感的層面出發(fā)，我都毫不懷疑后《出師表》的真實性。諸葛亮在北伐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為遠大理想堅韌不拔的頑強意志以及他公而忘私的獻身精神，也激勵了一代代忠臣良將，志士仁人為百姓疾苦、國家興亡而殫精竭慮，不懈奮斗。最后謹以這首《雙調·蟾宮曲》，對他所代表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聊表千載之下的崇敬之情：

問魏蜀誰雌誰雄？一跨九州，一據(jù)蜀中。以弱攻強，敗亦北征，勝亦北征。橫亙秦嶺入九重，棧道婉蜒若游龍。自強不息，志在復興。阻亦北征，通亦北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