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某專吃清史飯的大作家將作品改編成電視劇以來，清朝入關以來的第三個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們手里牽著的小孫子，都知道咱大清國有一個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來耐不住電視劇的冗長加嘮叨，所以盡管《雍正王朝》幾番熱播，我卻始終沒有看過。不過，雖然眼睛沒看電視，卻依然逃不脫雍正的陰影，因為總是有人來問，雍正到底是個什么東西，是不是像電視劇里說的那樣好。

雍正皇帝

說實在的，雍正是個什么東西，我現在也說不好。此公在歷史上的名聲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夾在兩個名聲過大也過好的皇帝之間，想不灰頭土臉都難。雖然某作家給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過來。此公沒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樣興趣廣泛，也沒有他兒子乾隆那樣詩興泉涌，只有一筆字據說還說得過去（我見過的，無疑比到處題字的乾隆強多了），當政時間不長，又沒有多少可說的事情。不過，在我看來，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來，這個人多少有點怪，讓后人面對他的時候總忍不住想說點什么，卻往往說不出什么來。

正是這個雍正，登基做皇帝，空著正殿乾清宮不住，非要搬到偏殿養心殿忍著，弄得皇宮的政治地理大亂，大家都找不著北。

雍正在位的時候，組成了一個機要的秘書班子——軍機處，在他以后，軍機處取代內閣成為國家的核心決策機關。但是，雍正有秘書卻不愛用，總是自己親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長，口吻就像個愛嘮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勞有多大，讓他抓住點小毛病就嗦個沒完，非讓你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將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長，不見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頓飯都要吐出來好幾次。所以，雍正也有閑功夫看看戲。看戲可是看戲，別的皇帝看過也就罷了，頂多當時一喜或者一悲，高興了賞幾兩銀子給扮戲的太監，不高興了賞他們一頓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這樣，看戲都能看出一段軼事來。說是一次他看《繡襦記·打子》，此劇是明人根據唐代傳奇《李娃傳》改編的，說的是名門公子鄭元和名妓李亞仙的愛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擔任常州刺史的鄭父，看到兒子因迷戀娼家最后流落街頭，靠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兒子的情節。這段戲讓雍正十分高興，尤其喜歡扮演鄭父的小太監（大概更多地是喜歡這種賈政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邊賞飯。在吃飯的時候，小太監一時忘情，順口問了一句，現在的常州刺史是誰？雍正陡然翻轉臉皮，勃然大怒，說你這優伶賤輩，怎么敢問國家的名器？當場下令將小太監杖斃廊下。

雍正不獨性格乖戾，行事還有點天真。從來歷史上輪到爭位的時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殘都是免不了的事。勝利者對付政敵，或殺或坑都是應有之意，別人其實也說不出什么更多的來。君不見，李世民殺了兩個兄弟，逼他父親讓了位，最后還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對付他的兩個爭位的兄弟，也不殺也不坑，卻封他們為“阿其那”（豬）、“塞思黑”（狗）。殊不知，這樣的封法細究起來卻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豬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親呢？

這還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為是的糗事，要算對曾靜案的處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個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靜，是個屢試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遺臣呂留良詩文的影響，銳意反清。一日，不知從哪里聽說現任川陜總督岳鐘琪是岳飛的后代，于是讓他的弟子張熙前去投書，勸說岳反清。結果不問可知，即使岳鐘琪跟曾靜一樣有華夷情結，也斷然不會為了一個岳武穆的遙遠虛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險。于是，這個送上門去的“反革命小集團”被連窩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鐘琪以誘捕曾靜洗清了自己。

無論在哪個朝代，出幾個謀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況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雖然過了百十年，鄉下的迂儒硬是堅持“民族大義”和華夷之辨，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過這次情況大有不同，在查抄出來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傳雍正爭奪皇位的內容，說他如何謀父、逼母、弒兄、屠弟，以及貪財、好殺、淫色，等等，幾乎跟當年的隋煬帝楊廣差不多。

這樣一來，曾靜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對異族統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針對雍正個人的謀反行為，這樣的逆案無疑更容易引起龍顏大怒。曾靜等人被逮到京后，實際上是雍正親自操縱案件的審理，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當時的上諭中，窺見雍正的恨恨連聲之態。按照傳統時代的常理，對于這樣一個策動大臣謀反，并對現任皇帝進行惡毒攻擊的“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凌遲處死并夷之九族本是應有之意，只有這樣，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馬屁的臣子們之氣于萬一。可是，雍正對曾靜案的處理，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將審訊曾靜的記錄整理成冊，并在前面加上了長長的按語（上諭），起名為《大義覺迷錄》。只是這個審訊記錄過于整齊，明顯透著點“做”的意思。盡管雍正對曾靜等人的“謠言”十分惱怒，認為自己連做夢都想不到，屬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會，但在上諭中還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論證自己對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順，對兄弟如何地仁至義盡，總之是將曾靜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對他不利的言語，一一詳加駁斥。而且“審訊記錄”更是采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先由審官按雍正的旨意質問，再由曾靜作答，讓曾靜在稍做一點解釋之后，將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從而反證他散布的有關雍正爭位的種種言語是如何地荒誕不經。《大義覺迷錄》印行之后，發往各個府州縣，每個學宮都備一冊，成為學子們的必讀書。

與此同時，雍正還下令在曾靜的家鄉湖南成立觀風俗使衙門，將曾靜、張熙釋放，派到觀風俗使衙門效力，曾靜倒也是個可人，十分配合，不僅自愿到各地宣講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還寫了一篇《歸仁說》，表達自己誠心懺悔之意。

雍正這么做的意圖，事后看來應該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靜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企圖感化頑愚（像某作家說的那樣）。因為這個案件涉及到那么多攻擊他私德的謠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個辯白的機會，否則心中的惡氣無論如何也出不來，所以就頗費心思地設計了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大義覺迷錄》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辯駁，一種最后將對方徹底而且無條件駁倒的辯駁。讓曾靜等人自己下去痛罵自己，現身說法，對皇帝的清譽而言，顯然比殺了他們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為聰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卻忽視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傳統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說是黑箱政治，上層的事情，既無必要，也無可能昭示于公眾。盡管小道消息可以傳得滿天飛，但一般不允許有關部門出來解釋澄清；時間長了，自然大家對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將信將疑。這種狀況，在多數情況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為了把自己刷洗干凈，將最隱秘的宮廷斗爭抖落出來，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個保密等級，結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許多原來不知道這些謠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過于整齊的“辯駁書”，實際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樣具有說服力，說不定副作用更大。因為雍正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政治黑幕化的傳統，人們還是按照以往的慣例來分析判斷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著字里行間，尋找微言大義，捕風捉影，發揮想像。事情的結果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諸帝中，關于雍正的傳言和非議是最多的。

雍正的兒子乾隆是個聰明人，他上臺之后，馬上下令將曾靜、張熙等人處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義覺迷錄》，加以銷毀，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則嚴加懲處。

如此說來，雍正作為皇帝，倒是有幾分天真之處，只是這種天真并不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