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習慣說帝國主義靠“堅船利炮”的強勢使西風東漸，這只是問題的一面。西方列強的侵入加重了中國的苦難，那只是外因。假如沒有西方文明到來，儒教政治也會自行坍塌，因為人地危機始終擺在那里，且愈演愈烈。體制外的“太平天國”和泛濫的幫會、教門都是縫隙，西方人的到來不過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語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是縫，一個是蒼蠅;中國社會內(nèi)部不出現(xiàn)人地危機和制度縫隙，西方蒼蠅便無機可乘。其實，西方列強早就對中國垂涎欲滴，從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顛英帝國，早已環(huán)伺幾個世紀，就等雞蛋出現(xiàn)裂縫。這裂縫，他們并不知道是什么，國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們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機。

按照人口增長趨勢，19世紀后中國大地業(yè)已人滿為患，儒教制度根本無法管理，天限已經(jīng)來臨。清代學者汪士鐸于1855年在《乙丙日記》中痛苦地記載：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yǎng)，天地之力窮矣。汪士鐸道出了“裂縫”：到處都是莊稼，還不足以人民果腹，餓殍遍野。正此時，覬覦已久的西方豪強破門闖入，瘋狂掠奪，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過程的慘烈性，就像一群餓獅子撲向一頭老羚羊，加重了中國人的死亡和苦難。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數(shù)十億兩黃金白銀的賠款掏空了中國社會的財富，極大阻礙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人口過剩的歷史細節(jié)，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記載。人滿為患態(tài)勢逼近，耕地緊缺，下層民眾無法守著宗族村落安居，無奈之下只有遠走他鄉(xiāng)，尋求生機。結果，定居生活支撐的社會模式宗族、宗法、綱常、禮俗開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漸被拋棄。

其實，并非到1800年，中國人才開始游離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開始闖蕩天下，經(jīng)商、勞務、做海盜、下南洋……往前說，并非1500年后中國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來，中國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長途販運，他們是中國移民的先驅。商人之外，更多游俠、旅行家、方士、郎中、戲班……往來遷徙，歷朝絡繹不絕。兵荒馬亂時，還有綠林、響馬、胡子、匪盜、秘密結社……所有這些人群，都為后來的中國的移民社會模式也就是“江湖”，做過“貢獻”。這個自發(fā)的移民模式，逐漸演變?yōu)橹袊慕鐣５牵?500年前，流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極低，如果不計戰(zhàn)亂時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這些人在人口規(guī)模里比重極小，還不能動搖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時被統(tǒng)治者打壓。

1500年后，耕地接近飽和，局部人口過剩導致游民比例開始攀升，至1800年全國人口接近飽和，游民如洪水般散開，逃荒求生，全國蔓延，數(shù)量經(jīng)常占總人口半數(shù)以上，嚴重動搖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tài)。1800年以后的整個19世紀，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產(chǎn)。從此，中國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須考慮用新模式解決迫切的人口增長問題，重組社會組織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從而提高生產(chǎn)力。至此時，中國古典性已經(jīng)終結。然而，現(xiàn)代性尚未產(chǎn)生。

從反面來看，古代社會也有人口制約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長的因素非常少。實際主要消極因素有三：(1)醫(yī)療條件限制，嬰兒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稅賦負擔沉重，尤其以人頭為征稅對象，多一人多一稅，人口生產(chǎn)成本增加，時常導致溺女嬰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歷代制約人口數(shù)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說是三個主要的負調節(jié)。

稅賦抑制人口的機制，來自古代獨特的稅賦形式。古代中國政府以人口為征稅對象，稱為“丁”，開征丁稅。“丁”實際上不指人頭，而是符合一定性別年齡條件的納稅單位。有此一稅，多一人即多一負擔，稅賦成為人口再生產(chǎn)的成本，呈線性遞增之勢，制約人口增長。若一家一戶承擔不起大量生育的代價，只好選擇少生，或者即便生下來，也無力撫養(yǎng)而餓死、病死。在舊中國，嬰兒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對夫婦一生通常生育十幾胎，最后存活往往只有幾胎。朝廷既鼓勵人口滋生，又以人頭稅限制滋生，客觀上屬于一種動力平衡。

人頭稅制一旦確立，客觀上成為人口控制的一個負面參數(shù)，對人口控制平衡未嘗不是好事。人頭稅對人口增長的抑制作用有多大？歷史有一明證。清朝初年，朝廷為安撫異族國民實施一系列減稅政策，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稅”的養(yǎng)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頭稅，并將其并入土地稅。始料未及，人頭稅一減，百年間全國人口數(shù)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億增至三億，這也從反面說明人頭稅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積的限制對中國來說也是對人口的限制。恒定的國土面積肯定是這個民族生育夢想的最后邊際。但面對這一嚴酷事實，古人一時看不清真相，以為天圓地方，地大物博，遂產(chǎn)生擴張永無止境的幻覺。以上因素綜合下來，明以前各項正反因素相抵，中國人口僅以緩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變動不過在千萬之間，來回波動。明以前地廣人稀，耕地資源尚可謂綽綽有余，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時，人民生活空間寬松，不比今天這般擁擠無奈。

此時，各省人均擁有耕地資源雖厚薄不勻，但最少都在人均四畝之上，多則達到幾十畝。以當時的生產(chǎn)力來說，維持一家數(shù)口溫飽，應付捐稅徭役大抵無虞。各省相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狀況相對最緊迫，境內(nèi)多為丘陵、坡地和鹽灘，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閩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僅占土地面積一成。即便如此，根據(jù)明初洪武年間人口普查資料，福建人均擁有耕地仍在四畝左右，尚能維持自給自足，略感緊張。輕度緊張的結果，就是零星人群闖臺灣，下南洋，走東洋，討生活。

綜觀秦漢至明清人口趨勢，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價值觀激勵下自然增長，另一方面是在稅賦、醫(yī)療以及戰(zhàn)亂、災荒制約下暫時減少。總的來說，人口凈值呈螺旋式上升，進三步退兩步，人口壓力時松時緊，一切尚處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內(nèi)，還不至于動搖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對的，增長是絕對的。不管人口總量如何波動，大勢總在增長，長此以往，總有一日它會與有限的耕地資源發(fā)生不可協(xié)調的嚴重沖突，人滿為患。

以下三個因素，決定了在古代社會制度框架下不可調和的內(nèi)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價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興旺)驅動下，中國人口始終增長，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數(shù)量，無法實施計劃生育。

第二，古代中國儒教文化導致農(nóng)業(yè)技術和生產(chǎn)力發(fā)展緩慢，總體水平停滯不前，在傳統(tǒng)制度框架內(nèi)不可能依靠提高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譬如，“雜交育種”、化肥和機械耕作)，來消化人口壓力。

第三，全國耕地資源是恒定數(shù)，它是有限的。適于農(nóng)業(yè)耕作(即農(nóng)耕文明)的區(qū)域如下：東南以太平洋(601099，股吧)(601099，股吧)黃海、東海和南海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線為界(基本上與長城沿線吻合)，二者之間的區(qū)域便是適宜耕作區(qū)。向北越過長城即進入游牧文化區(qū)，草原氣候無法從事耕作。

局部人滿為患肇始于明朝中葉約1500年前后。當時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畝以下，剩余人口開始外流，離開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這一趨勢，對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壞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進入制度真空，蒸發(fā)了。隨著人口繼續(xù)增多，過剩人口和游民也越來越多，形勢愈益緊迫。儒教政治又茍延殘喘約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慶交際，清算終于來臨。此時，全國合計人均占有耕地資源已不足四畝底線。人均四畝的底線屬于古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承載力天限，是古代農(nóng)業(yè)無法逾越的技術極限。低于底線，人民就會大量餓死，政治制度隨之失去合法性。至此，從理論上說，傳統(tǒng)社會的經(jīng)濟體系已不能自給自足，建立在農(nóng)耕經(jīng)濟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無法維持，結局唯有崩潰。崩潰的過程，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直到國共內(nèi)戰(zhàn)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