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代，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五大書局都集中在上海。其中商務、中華、世界三大書局的出版物冊數占全國出版物總冊數的60%以上。

上海自清季以來就一直是中國現代出版業的最大基地，“這里不僅擁有全國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進的印刷設備和最健全的發行網絡，而且匯聚著大批出版、印刷和發行方面的優秀人才，由上海出版、發行的圖書和期刊，占全國出版總量的半數以上，是名副其實的全國最大的出版中心，被譽為出版之城。”

去年適逢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上海遠東出版社推出由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首席專家周武研究員主編的《二戰中的上海》，試圖全景式地深入考察上海這座國際都市在二戰中的命運，其中一章就講述了戰時上海出版業的艱難時日。

為什么說戰前的上海書業是“黃金時代”？上海出版業在戰時采取了哪些措施減少損失？日本怎樣通過控制出版業而引導輿論？民國時期著名的商務印書館命運如何？近日，早報記者對《二戰中的上海》主編周武進行了專訪，請他講述戰時上海出版業的烽火歲月。

戰前上海出版業

處于“黃金時代”

東方早報：“八一三”事變之前，上海出版業的總體情況如何？

周武：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可以說戰前是上海出版業的“黃金時代”。開埠以后，上海就開始逐漸建立自己的出版優勢，并取代雕版時代的出版中心，一躍而為新書業的中心。1905年科舉停廢之后，上海作為全國出版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到了1920-1930年代，上海已發展成為亞洲最國際化、最繁華的都市，上海出版業在此前累積的優勢基礎上更迎來它的鼎盛時代。什么叫鼎盛，去當年的文化街看一下就明白了。曾親歷這個時代的老出版人朱聯保先生在《近現代上海出版印象記》一書中為我們記錄了他的親眼所見。

更重要的是，當年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五大書局，即所謂“商中世大開”，全都集中在上海。“商”即1897年創辦的商務印書館，“中”就是1912年創辦的中華書局，“世”即1917年創辦的世界書局，“大”即1916年創辦的大東書局，“開”就是1926年創辦的開明書店。這五大書局，特別是商務、中華、世界三大書局，它們的出版物冊數就占全國出版物總冊數的60%以上。

說戰前是中國出版業的“黃金時代”，還有一個重要的標志，那就是創造了一大批品牌出版物，譬如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萬有文庫》《漢譯世界名著》和《辭源》，中華書局的《四庫備要》《辭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開明書局的《活頁文選》和《開明青年叢書》，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學叢刊》，良友公司的《良友畫報》等等，這些大型叢書、期刊不但在當時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至今仍被奉為經典，備受推崇。

戰事影響

出版業遭受巨大沖擊

東方早報：隨著戰事展開，上海的出版業和圖書市場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周武：戰前上海的繁榮和上海出版業的“黃金時代”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創造的。

但“八一三”事變后，情況就不同了。當年上海大多數編輯印刷機關均設在華界閘北、寶山、楊樹浦一帶，來不及遷往內地或轉移租界的，多毀于戰火，損失慘重。沒有毀于戰火的工廠、倉庫等建筑，以及機械、器具等物品，華界淪陷之后，不是被日軍視為敵產予以軍管或查封，就是被他們以各種名義強行占用或征用，如曾經是“中國三大工廠之一”的上海大連灣路的世界書局印刷廠即被日本商社華中印會社侵占使用。商務、中華等五大書局被憲兵隊以“有害讀物”為名扣押的圖書總數多達1918萬余冊。

對上海出版業而言，更致命的沖擊來自兩個方面：一、隨著東北、華北及東南各省的相繼淪陷，由于侵華日軍和敵偽勢力的封鎖和統制，上海先前構建的通達全國各地乃至東南亞的圖書發行網絡(包括郵購網絡)和全國性的圖書市場不復存在;二、戰前上海出版業的繁榮是靠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精英支撐起來的，戰后聚集在上海的文化人紛紛撤離，轉往內地。他們的撤離，使上海出版業失去了支撐力量，“停滯”乃成必然。

孤島出版勉力經營

“共產”讀物快速遞增

東方早報：在日軍侵入上海公共租界之前的孤島時期，出版界為減少戰時損失采取過哪些措施？

周武：跟“一·二八”事變有所不同，“八一三”事變是預料之中的事，因此，上海出版業對于戰禍多少有所防備，大批書局遷往內地，最后遷到陪都重慶。如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先遷長沙，再遷重慶。其他如中華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局、上海龍門聯合書局、上海雜志公司、上海印刷有限公司、教育書店等書局總部也都先遷武漢或桂林等地，然后再遷到重慶，桂林、武漢、重慶因此而一度成為戰時中國的出版中心。

孤島時期的上海出版業在巨大的壓力下仍維持一定的出版能力，如生活上海分店在孤島出版的書籍，有據可查的即有156種;世界書局則自1939年起恢復戰前大規模出版新書的傳統，據朱聯保記述，該局1939年、1940年、1941年出版新書分別為105種、111種、100種。但無論是出版物的品種、規模，還是圖書市場，都已遠遠無法跟戰前的盛況相比，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版業越來越舉步維艱。

東方早報：戰時上海的出版物主要有哪些種類？抗戰讀物是否成為重要的出版對象？

周武：抗戰初期出版的這些讀物有兩種傾向：一是以通俗小冊子為主，二是聚焦某一具體事件，如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當時推出的相關新聞記事體小冊子、詩歌戲劇等單行本就有十幾種。華界淪陷后，盡管孤島的出版發行隨時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警告和日偽勢力的追殺，但抗戰讀物的出版仍很活躍，書局、書店往往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如掛洋旗或書刊出版地址造假等，與日偽勢力周旋，并通過秘密渠道將抗戰讀物輸送到敵后抗日根據地，或通過香港轉運到內地。這類出版活動即使到了孤島淪陷后也未完全停止，只不過采取的方式更隱蔽罷了。正因為如此，上海被視為中國抗戰文化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說法就是，孤島是敵后抗戰的總司令部，日偽勢力急欲除之而后快。

第二種類型是“共產”讀物。抗戰爆發后，基于國共合作的大背景和孤島相對自由的出版環境，“過去被視為神秘主義的共產黨，八路軍的種種小冊子，也翻印出版有幾十種”，不過，抗戰初期此類書很少有新的著述，大都是從斯諾的《西北印象記》中分割下來的。但以此為開端，“共產”讀物的出版開始呈現出快速遞增的態勢，并一度成為許多馬列著作和抗日書籍的出版中心，通過香港等地或其他秘密渠道輸送武漢、廣州、桂林、重慶、南昌、西安、昆明、延安，以及新四軍、八路軍控制的敵后根據地。

第三種類型是古籍與純學術書。王云五說：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心轉移到香港后，留守上海的辦事處“只得在上海租界工部局隨時警告之下，印刷一些古籍及純學術的書”。

全面淪陷后

出版業“奄奄一息”

東方早報：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全面淪陷，日軍在這段時期內對出版業進行了怎樣的管控？

周武：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占租界，隨即展開對租界內“妨害中日親善之圖書文籍”出版發行的查封、取締行動。凡宣傳抗日與共產的報館、出版社，全都在查封、取締之列。據曹冰嚴回憶，太平洋戰爭發生后的12月19日，日軍憲兵會同工部局對商務、中華、世界、大東和開明“實施圖書檢查”，并宣布沒收重慶教科書和涉嫌反日的書籍，“到各書局檢查圖書的日憲兵多則二十余人，少則七八人，多是些所謂軍曹 之類，文化水平有限，在檢查圖書時只要看見書內有 日本 蘇聯 國難 等字，不管上下文義如何，就一律沒收。”

日方原本的如意算盤是讓三通書局(前身為陳群于1929年創辦的華通書局，上海淪陷后，陳群投敵，遂于1939年2月與日本的三省堂書局合組新書局，改稱“三通書局”，性質也變成了“中日合辦”，系汪偽當局指定的獨家發行華中印書局印制的教科書的批發銷售單位。)與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合組成一家類似“日本出版配給社”那樣的出版統制機構——“中國出版配給會社”，隸屬于日本興亞院。雖然這個機構由于商務等五大書局“以拖為拒，籌而不辦”，最終胎死腹中，但日本對日占區實施出版統制的意圖昭然若揭。

如果說孤島出版業雖然舉步維艱，但還有一些生氣，那么在日偽政權實施的出版統制之下，淪陷后的上海出版業已奄奄一息，進入全面的“蕭條”時期。本來戰時狀態下，圖書市場就已極度萎縮，郵路中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海上航路也被切斷，而物價卻如脫韁的野馬一樣幾百倍、幾千倍瘋漲，出版的成本大幅提高，出版業實際上已很難苦撐。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日偽勢力的出版統制，整個出版業陷入“消沉”甚至“蕭條”狀態，是非常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