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聯合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12卷)4月28日在滬首發，這是“東京審判”有關中國部分的庭審內容以中文形式面世。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蘇、法、澳、荷、加、新、菲、印十一國代表聯合國，對在亞洲戰場挑起戰爭和在戰爭中犯下廣泛暴行的日本進行了審判。審判地點在東京，被稱為“東京審判”。這場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國際審判，是奠定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法律基石。

東京審判：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國際審判

時光倒流到70年前。

1946年5月3日，一場奠定二戰后國際秩序重要法律基石的國際審判，在日本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史稱“東京審判”。

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大廳里座無虛席。美、中、英、蘇、法、澳、荷、加、新、菲、印十一國代表聯合國，對在亞洲戰場挑起戰爭和在戰爭中犯下廣泛暴行的日本，正式進行開庭審判。

美國檢察官季南擔任首席檢察官。他在開庭陳述中莊嚴地說：“我們現在進行的不是普通的審判，而是一場文明之戰。”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國際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終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共審判了日本28名A級戰犯。

在兩年六個月的審判期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共開庭818次，出庭作證證人達419人，出示法庭證據4336件，庭審記錄長達49000頁，判決書1213頁共10章(英文本)，審判吸引了20萬旁聽者。其規模超過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專門審判歐洲法西斯的“紐倫堡審判”。

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以梅汝璈為法官、向哲濬為檢察官，前后參加者共17名成員。對比蘇聯代表團的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特別是28名被告的日籍美籍辯護律師有130人，中國代表團力量是非常單薄的。但是，他們殫精竭慮，團結一心，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不辱使命。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宣讀判決，一共宣讀了8天，直到11月12日宣讀完畢，法庭最后對受審的25名被告宣告處刑，其中7名被判處死刑。在近代日本對外擴張中，中國蒙受了最大災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暴行在東京審判中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追究。東京審判起訴書中的55項訴因中，有20項與日本侵華和在華暴行有關;在最后的判決的10項確定訴因中，有4項與中國有關;在被判處絞刑的7名A級戰犯中，有6名的罪名涉及中國;最后的罪名中有4人涉及中國。

1948年1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駁回東京審判判處絞刑的7名被告的申訴。12月23日凌晨，盟軍代表被邀請到東京郊外巢鴨監獄刑場監視執行，中國方面代表是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東京法庭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也被邀參加見證。7名被告尸體隨后被燒成骨灰，撒散于荒野。

東京審判既是法律裁決，也是歷史裁決。但是，在二戰后的風云變幻中，東京審判所提出的理念并沒有被貫徹到底。特別是隨著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抬頭，對東京審判持否定意見的主張也開始抬頭，企圖掩蓋日本戰爭罪行。深入研究東京審判，對發展國際關系和維護世界和平具有深遠意義。

涉華庭審內容首次以中文出版

2011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立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相繼推出8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5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等系列書籍。“東京審判出版工程”作為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經典出版工程之一，填補了核心文獻的巨大空白，連續獲得“國家出版基金”專項支持，多次榮獲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上海圖書獎特等獎等書業大獎。黨和國家領導人作出重要批示，在國內外學術界、出版界乃至社會各界引起高度關注和熱烈反響。

4月28日，在東京審判及盟國對日審判開庭70周年、新中國對日審判開庭60周年前夕，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聯合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12卷)在滬首發，這是“東京審判”有關中國部分的庭審內容以中文形式首次面世。

東京審判中，涉及中國部分的審理共有120日，留下的記錄約10400頁，有英文和日文兩種文本。為便于中國讀者與研究者閱讀和查考，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對有關中國部分的庭審內容，進行了完整的搜集、整理和譯校，按內容、庭審順序、篇幅分為：侵占東北檢方舉證、全面侵華檢方舉證、毒品貿易·侵占東北檢方舉證、侵占東北辯方舉證(上、下)、全面侵華辯方舉證(上、下)、南京暴行檢辯雙方舉證、被告個人辯護舉證(上、下)、檢辯雙方最終舉證與辯護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等，共12卷約300萬字。

目前，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正組織力量對日本對華侵略暴行罪、東京審判司法管轄權問題、東京審判與美國、東京審判文獻、東京審判中國團隊等相關內容，全面展開研究。深入研究東京審判時的庭審記錄，中國學者發現：在東京審判中被告和辯護方作了大規模偽證。法庭上被告方提出的證據，和事發當時他們自己留下的日記等第一手文獻大相徑庭。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說，批判日本右翼對歷史的翻案，最重要的工作是花扎實的功夫深入文獻。尤其是深入日本右翼無法否認的自己留下的文獻，特別是事發時所謂的“官公文書”，從中找出日本右翼刻意掩蓋、日本政要不愿承認的真相。只有以史實說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才能對日本右翼的觀點真正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作為對日本戰爭罪行定讞的最主要審判，東京審判雖然隨著它的宣判、執行而告一段落，但東京審判并沒有因此而“結束”。從法庭之內的辯護方到法庭之外的否定派，也并沒有因為1948年11月12日16點12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閉庭，而停止對判決以至于審判本身合法性的攻擊和否定。東京審判所奠定的戰后國際秩序，需要不斷努力加以維護。

“東京審判是聯合國體制以及戰后國際秩序最重要的一塊基石。如果容許日本在對華問題上翻案，東京審判的正當性就勢必動搖，戰后和平的根基也會動搖，全球治理體制也有可能土崩瓦解。”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季衛東教授說，“我們必須堅定地告訴世人，東京審判是文明的審判，是正義的審判，是戰后和平與繁榮的基石，是聯合國體制的出發點。”

倡議設東京審判暨戰后對日審判紀念館

今年5月3日，是東京審判及盟國對日審判開庭70周年、新中國對日審判開庭60周年的紀念日。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12卷)的首發儀式上，東京審判的親歷者、東京審判中國檢查組秘書高文彬、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翻譯張培基以及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梅汝璈法官之女梅小侃、梅汝璈法官之子梅小璈、首席顧問倪征燠之女倪乃先等人，聯合倡議在上海建立東京審判暨戰后對日審判紀念館。

他們在倡議書中說，東京審判紀錄著中國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人民來之不易的勝利，中國人民必須銘記這段不應忘卻的歷史，建立東京審判暨戰后對日審判紀念館是最有效的載體。東京審判的正義性質是不可動搖、不容挑戰的，但日本一直有人企圖否定東京審判，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近年來更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建立東京審判暨戰后對日審判紀念館將以史實對這股右翼翻案風予以有力回擊。

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向隆萬說，我們決不允許軍國主義卷土重來，決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強調牢記歷史并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時所指出的：“讓我們共同銘記歷史所啟示的偉大真理：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