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蘇東坡的敵人，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

蘇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蘇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王安石的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歲的蘇東坡參加制舉，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出任考官。蘇東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截然相反。眾考官都欣賞蘇東坡的“文義燦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卻斥責蘇東坡之文“全類戰國文章”。王安石隨后還在任蘇東坡為福昌縣主簿的制文中說：“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后不違于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雖是代朝廷立言，但也顯示了他本人對蘇東坡的不滿之意。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蘇洵還寫了《辨奸論》暗刺王安石矯飾反常、不近人情的舉止，并預言他必將禍害天下。

七年以后，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并斷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是人也！”呂誨的話與《辨奸論》如出一轍，可見蘇洵事實上是代表舊黨發出了攻擊王安石的第一聲。

蘇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王安石則把蘇東坡視為隱然的強敵，必欲把他驅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寧二年(1069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卻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

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蘇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東坡不是“可獎之人”。

神宗說蘇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三年前蘇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蘇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