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與重慶、南京之間往來過于密切引起日本特務機關的監視。《古今》上周佛海的《走火計》實際是他自編自演的“苦肉計”，這樣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燒掉了日本人對自己懷疑的禍根。

1944年10月第五十七期之《古今》雜志，封面即標明“休刊特大號”，這明擺著告示天下，《古今》完了。古今社社長朱樸發表“小休辭”云：“最近我的意志益形消沉，追念亡兒，無時或已，不獨對于其他一切感覺到厭倦，就連本刊也感到厭倦了。兩個月前，偶與少數友好閑談及此，他們都大為驚異，說《古今》如果停辦，未免太可惜了，希望我不要如此消極。只有最近從北方來的兩位朋友——一位是王古魯先生，一位是謝剛主先生，他們于惋惜之余，倒頗同情于我的心境。還有一位是知堂老人，前天來信說《古今》停刊后他從此也不想再寫文章了，如此志同道合，真可稱得是《古今》的生死知己了。”

我以前相信《古今》停刊是由于朱樸個人意志及“追念亡兒”的原因，不疑有他。

沈鵬年先生認為朱樸創辦與休停《古今》，前者之目的乃“覬覦之心，無時或已”——惦記著梁鴻志“家藏兩宋古書畫”;后者乃因朱樸“全身心撲在尋覓和掠奪珍貴的古書畫”而“無心兼顧《古今》”所致。沈鵬年的結論是：“朱樸通過《古今》人財兩得，名利雙收，把《古今》停刊以后，集中精力，找到退路，最后去‘香港買賣書畫’。”

沈鵬年甚至認為朱樸“苦心追求”梁鴻志的女兒梁文若，其目的是以梁鴻志“乘龍快婿”的身份，將來圖謀分得“三十三宋齋”一杯羹，沈鵬年認為朱樸“他創辦《古今》的目的初步得逞”。總之，沈鵬年的觀點很明確：朱樸辦《古今》“醉翁之意不在酒”(《行云流水記往》)。

沈鵬年是《古今》當年的讀者，在《古今》第三十九期第三十一頁有一則石翳“征求《古今》合訂本”的啟事，沈鵬年稱：“這位石翳真名石柏泉，是我的知己密友……為了對《古今》作一番研究，在賀樹老師首肯下我陪了柏泉兄去亞培爾路《古今》社，由周黎庵先生接待，慷慨為我們免費刊登了這則啟事。”

我在拙著《“終刊號”叢話》說過“一本雜志的結束，不外乎三種原因：政治的、經濟的、人事的”。

現在看來不論朱樸的“厭倦說”還是沈鵬年的“無心兼顧說”，均與政治和經濟無關，《古今》休刊的原因似乎只能歸結于“人事”了。

我的朋友宋希於最近發表文章《朱樸之感概萬千》，為《古今》停刊的原因提供了一個“政治的”可能。

宋希於的材料來自1955年8月香港創墾出版社的《周佛海日記》的后記，寫這篇后記的正是朱樸。朱樸說了一段語驚四座的話：“古今出版社曾出版《古今》半月刊五十七期，內容專談文史，當時執筆都是南北文壇知名之士，表面上由我主辦，雖曾薄邀虛譽，其實后援全是佛海，我未敢掠美，特此聲明。我記得好幾次日本憲兵因懷疑《古今》半月刊的態度來找麻煩，一度曾由佛海宴請上海日本憲兵司令及各區隊長為我解釋，得以一時無事。可是最后卒由上海日本海軍當局派人來向我要求‘合作’，我不得已乃宣告休刊，倉皇離滬北上的。”

朱樸這番表白顯即“合作說”，好一派凜凜民族氣節，如此的話，“厭倦說”就是朱樸的煙幕彈。此一時彼一時，朱樸當時只能這么說，山河重光，可以說出真相了。而我在《卸了〈古今〉編務之后的朱樸》里所云“我是相信朱樸這個一以貫之的說法的，他犯不著拿自己死去的孩子來來回回作借口”，何其不著邊際。

我們的習慣思維，認為《古今》乃漢奸刊物，日本人是不會找麻煩的。宋希於寫道：“頭腦簡單的讀者可能會想不明白‘漢奸雜志’竟也會有被日本當局逼停的可能性。”其實發生在《古今》上的另一件事情，也有助于了解日本占領當局對于“汪偽分子”的“有限使用”(或稱“控制使用”)政策。

《古今》雜志第十六期(1943年2月)刊出周佛海的《走火記》，周佛海稱：“一月十一日下午三點十分鐘，屋頂上不曉得什么原因，忽然發起火來，當時風力又特別的大，不到半小時，三樓和二樓，就燒得精光。以后雖然消防隊趕到，救了最低的一層，但是已經不能再用了，所以可以說全部房屋，付之一炬！房屋這樣的身外之物，要燒就燒，有什么留戀？更何用傷感？……我家里沒有甚么珍貴物品，除卻日常用具之外，沒有甚么損失。不過名人字畫，卻燒了不少，實在是太可惜了。其中最可痛惜的有兩件：一是史可法的遺書……寥寥數語，充分表現忠烈悲壯之氣，我暇時常常拿出來鑒賞，每次鑒賞，都發生異常的感慨，今后不能再見了。”

“史可法絕命書”，真的如周佛海所說，毀于大火，滅跡人間了嗎？1983年4月，《參考消息》《團結報》等相繼轉引外電外刊的報道——“史可法絕命書在美國舊金山出現，現為一梁姓華僑收藏。最近經旅美名教授古物鑒定家陳世枋博士考證確認為真跡，據說輾轉到美國前，曾一度流落香港。”

《中國文物報》有文章稱——安徽界首1982年曾展出過“史可法絕命書”，收藏者姓袁，袁稱絕命書是他祖父于抗戰期間，花數百塊銀洋在京廣線上的漯河市火車站附近購買的。袁又稱(2000年)：“史可法絕命書因存放不善，已毀于去年的暴雨積水中。”一說大火燒了，一說大水淹了，一說在美國出現真跡，“史可法絕命書”之謎，謎底在哪里？

1989年12月《江蘇文史資料》第二十九輯刊出文章《西流灣八號——周公館失火之謎》。該文認定周佛海的《走火記》是自編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周佛海當初與重慶方面發生關系，是得到日本侵華當局私下默許和支持的。但是周佛海背著日本人和汪精衛，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務系統里另搞一套，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特別是1942年以后，周佛海除電臺往來之外，還秘密和戴笠互派使節。重慶、南京之間往來過于密切這當然引起日本特務機關的懷疑，特別是國民黨和汪偽特工有接觸的時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絲馬跡。首當其沖的是，周佛海西流灣八號家中的地下電臺被日本情報機關偵察出來，并受到監視。當這一情況由周佛海的日語翻譯彭盛木(中國臺灣人，軍統特工)透露給周佛海時，真令他吃了一驚。周沒想到自以為萬無一失的電臺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監視，周不露聲色來往應酬，像無事一樣，暗地里卻緊張地布置軍統電臺的處置良策，以無意失火為幌子，讓自己的官邸與電臺一起付之一炬。這樣，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燒掉了日本人對自己懷疑的禍根。”如果周佛海真是“故意縱火”，那么“史可法絕命書”一定有可能事先轉移，這樣的話，才有可能幾十年之后，河清海晏，重新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神秘地露面。

宋希於認為朱樸1955年所云休刊真相不免“時過境遷”之嫌，而我，幾乎全盤接受朱樸的新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