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江西吉州廬陵(今屬江西吉安)人，宋末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與陸秀夫、張世杰并稱為“宋末三杰”。

這些年來，翻案風盛行，史有定論的善惡忠奸常常被一些學者的所謂研究推翻，再加上媒體大肆宣揚，經常出現黑白顛倒的事情。最近的例子是有學者提出，在宋元易代之際，文天祥和謝枋得實際上都不是出于對民族的忠誠，而是對宋朝皇恩的報答，所以才一個慷慨赴死，一個隱居不出。甚至還從文天祥在幽囚之中所寫的詩里找出種種證據，以證明文天祥并不想死，而是存有幻想的。他的一個理由是，文天祥多次自殺，卻都未死，只能說明他不是真想死。所以，文天祥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之所以成為民族英雄，是因為現代人根據自己的民族主義想象重新解釋出來的。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天祥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另一個是文天祥多次自殺未成，是否意味著文天祥其實是不想死的？

先來看第二個問題。

直到組織義軍入京勤王之前，文天祥的官階并不高。但在蒙元軍隊大舉進犯之時，各地官員紛紛首鼠兩端，作壁上觀，只有文天祥與張世杰分別組織義軍趕到了京城臨安一帶，協助防御。這樣，他就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元軍已經迫近臨安，原來的左右丞相先后逃走，雖然朝廷決議投降，也沒有夠資格的大臣出城負責和談，所以文天祥才被任命為丞相，這顯然是為了談判的方便。他到元軍軍營后即被扣留，一直投降完成后，他才在被解往大都時中途找到機會逃走，一路經歷各種艱難險阻，最后趕到福建，追上繼立的朝廷，繼續擔任丞相。當時逃亡中的小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正規軍隊，文天祥又奉命到福建、江西、廣東一帶召集義軍。義軍組織起來后，初期頗為順利，從廣東梅州一帶出發，恢復了贛南，聲勢不小，但很快元軍就開始組織大規模進攻，文天祥兵敗被俘。他先被押往廣州，再轉送大都，先后被關押了三年多，元世祖忽必烈派過許多人前去勸降，甚至連被俘的南宋小皇帝也被派去了，又許以高官厚祿，文天祥卻始終堅貞不屈，最后慷慨赴死。

可以說，文天祥的一生中，最精彩也最為史書和后人所稱道的，正是他從起兵勤王到最終從容就義這段時間，前后只有七年。但這七年間，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在別人都觀望不前的時候，他明知靠毫無訓練的義軍根本無力回天，卻依然堅決趕赴京城做最后的努力;被俘后又歷經艱難險阻，終于成功脫身，重新回到小朝廷，并組織起了抗元義軍;再次被俘后堅拒不降，最終以身殉國。雖然沒有成功，但節義雙全，足為后世師。

由于之前的傳奇經歷，文天祥在當時被視為抗元的旗幟性人物。元軍在把他從廣州押往大都時，沿途需要經過廣東、江西等地，各地都有傳言說，有義軍要解救文天祥，甚至有人以救他的名義聯絡各地義軍，堅持抗元斗爭。所以，元軍高度緊張，押解過程中始終是高度戒備的。也正是因為文天祥在南方原南宋統治區域的崇高聲望，深通漢族文化的元世祖忽必烈認為，只有讓文天祥投降，才能讓各地老百姓徹底認識到，對抗元活動完全死心。文天祥當然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很清楚，他在監獄里堅拒不降，就是對各地抗元活動的支援。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斗爭形式——在革命年代，共產黨同樣不倡導被俘的指戰員自殺，而是鼓勵他們在獄中堅持與敵人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著名的秦基偉將軍就曾在西路軍兵敗后被俘。

相比于自殺這種一了百了的方式，在監獄里堅持斗爭，需要面對前來勸降的各種人等和威逼利誘，又要和艱苦的生存環境作斗爭，其難度要比自殺更大，也更折磨人，當然也就更需要智慧。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天祥活著比自殺更難，他活下去的意志的堅定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所得到的各種消息。只要他知道外面還有人在堅持斗爭，他就會堅決活下去，如果他很長時間聽不到外界的消息，在監獄這種與世隔絕的環境里，情緒上可能會轉向低沉，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這種斗爭不可能總是凜然大義，在必要的時候也需要與敵人周旋。

忽必烈一直對文天祥十分重視，所以經常派人去勸降的同時，也經常關照要主意保護他的安全，既不要讓人劫走，也不要在監獄里突然死亡。總的來說，在最后下決心殺掉文天祥之前，忽必烈對他都還不錯。也正因此，文天祥對忽必烈的勸降的拒絕有時候會顯得十分委婉、禮貌。而這在有些人看來，就成了意志不堅定，思想動搖。

再來說第二個問題，即是不是民族英雄的問題。

確實，中國傳統上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只有“文化中國”的觀念，“華夏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華夏則華夏之”，更加注重的是文化，而非種族。臣子對君主的忠誠，一般基于“忠臣不事二主”這樣的道德信條，所以，不光文天祥不肯降元，即使在更早的時候，改朝換代的政權是漢族政權，也同樣有守節不仕的例子。所以，在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少數民族也有不少漢族士大夫為他們的君王盡心竭力，在兩宋時期，北方的遼和金也吸收了大量漢族士大夫，蒙元也一樣。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觀念支配下的士大夫們的效忠對象既是君主，也是國家。君主是國家的人格化象征，效忠國家就要效忠君主，效忠君主就是效忠國家。而當君主背叛了自己的國家時，臣子就只能選擇繼續效忠于國家。所以，即使忽必烈派已經投降的南宋恭帝前去勸降，文天祥也沒有投降。

但即使今天人們習慣上所說的民族英雄，也并非狹義上的民族主義者，不單是漢民族的民族英雄，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英雄。他留給人們的不是他的事業，而是他對國家的這份忠誠。這種忠誠，在“朕即國家”的時代，可以被理解為對君主的忠誠，在民族國家的時代，被視為民族英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元朝所修的《宋史》也并未因為文天祥不投降而貶低他，反而對他的這種精神大加褒揚，“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士，進士莫盛于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最后還需要提到的是，這些年來以“尋求歷史真相”為名為歷史上的奸佞翻案、對忠臣義士百般詆毀蔚為大觀，而這種風氣背后，難道沒有隱藏著某種政治目的？如果說近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中國人的歷史敘述中隊文天祥這樣的人進行了政治化的解釋，那么今天的解構難道不是政治化的？古人常說，研究歷史需要史識和史德。今天這種解構類似岳飛和文天祥這樣已經被人們當作道德楷模膜拜了近千年的英雄人物，正是沒有史識和史德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