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機，富翁暴斃，遺孀下嫁，司機暴富，乃喟然嘆曰：“過去是我為老板打工乎？抑老板為我打工乎？”按太史公的意思，當初竟是始皇帝在為高皇帝前驅(qū)打天下了。

司馬遷喜歡“談天”，尤其發(fā)議論、發(fā)感慨的時候，每每道出一個“天”字。舉例來說，《秦楚之際月表》的前言里，司馬遷對“虞夏之興”、“湯武之王”和秦漢之一統(tǒng)，以及其間的異同，有一番簡括而系統(tǒng)的議論，最后對漢高祖之得天下，下的結(jié)語是“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這篇前言我想從頭到尾讀一遍，寫出自己的理解。原文不長，但因為意思多而曲折，意思與意思的關聯(lián)微妙，理解寫出來就長了。這里也可以見出太史公的文章之妙。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fā)于陳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nèi)，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史記》十表，“三代”名“世表”，“十二諸侯”、“六國”，以及“漢興以來”各表計八表，是“年表”，唯“秦楚之際”是“月表”。時間短，事情多，變化快，非月表不能表見。變化快的特征是“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史家論長時段中的變局，每謂周秦之際最劇、最巨，而秦楚之際不過是為“漢承秦制”作過渡;但司馬遷最深的感受卻是秦楚之際的“受命之亟”，為“自生民以來未始有”，近人遇大事動言“史無前例”，司馬遷對秦楚之際有相似的感受。“號令三嬗”是指陳涉而項氏而劉邦，五年之間，“受命”號令者轉(zhuǎn)移了三次，從古至今(司馬遷之“今”，非今之今)哪有這樣快過，這是怎么回事？這天下究竟怎么了？司馬遷這里提出了一個大問題，他后面要回答的。

或問：陳涉草頭王，時日不過半年，說“號令三嬗”，把陳涉也算進去，是不是湊數(shù)？司馬遷高看陳涉，雖事跡不多也特為立《世家》，置《孔子世家》后，幾于齊觀，這里更說陳涉也是“受命”。然而這“高看”并非憑空。陳涉起事后，六國紛紛起事，算不上響應號召，形勢使然也。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但楚國貴族之后的項氏卻不爾，《高祖本紀》：項梁“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后懷王孫心為楚王”。直到確認了陳涉的死訊，項梁才立楚懷王之孫為王，見出對陳王的承認和尊重。懷王起始就是個弱主，他與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卻令項羽“北救趙”，“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項羽還是聽令的，結(jié)果“后天下約”，失去依約“王關中”的機會，這才引起怨恨，“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可見，“號令三嬗”應非虛言，是當時天下大勢帶特征性的寫照。那時候群雄逐鹿打天下，也還有點立約、依約的觀念。

《月表》起于秦二世二年陳涉起事，迄于漢王五年即帝位，跨度有八年。梁玉繩《史記志疑》指出了這個事實，但因此批評史公“言五年非也”，認為應該與史公《自序》“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保持一致，“五年”改“八年”，則梁氏非也。史公為高祖紀年，是以劉邦軍霸上、入咸陽、接受秦王子嬰服降的那一年為元年。依先此懷王“與諸侯約”，劉邦自當“王關中”，且已經(jīng)“與父老約法三章”，秦地人民也很歡迎他，明顯有了號令的權威和事實;由此說來，“號令三嬗”，其實連五年都不到。而《自序》“八年”，說的是“天下三嬗”，與“號令三嬗”，義自有別。重要的是，此曰“五年”，彼曰“八年”，反映了史公不同的心情：《月表》為亟言從古未有的“受命之亟”，措辭宜于峻急;《自序》為已經(jīng)完成的全書作結(jié)，走筆不妨舒緩。梁氏卻仿佛在以“現(xiàn)代學術規(guī)范”繩史公，強令一致，“五年”改“八年”，味道都改沒了。后人對太史公書的“志疑”或“糾謬”，很多屬于吹毛求疵;此類吹求，不要緊處能見其博學和細心，要緊處適見其固陋和狹隘。

與上面一段寫“快”，寫“受命之亟”相對照，接下來一段，史公寫“慢”，寫“一統(tǒng)之難”。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shù)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余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后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后稍以蠶食六國，百有余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tǒng)若斯之難也。

“虞夏之興”一句，是講舜、禹個人，受禪而“在位”，靠的是善功德行，得到了“百姓”的認可和“天”的核準。虞夏尚矣，難以細節(jié)論，以下是平行的兩條線，分別講“湯武之王”和秦并天下的過程。“湯武之王”不單是商湯和周武的個人為王，同時也是商和周分別以諸侯國之一，寖假而成為天下之上國，成為天下的“為王之國”。不妨比照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講的“雅典帝國”和“斯巴達帝國”，那是分別以雅典城、斯巴達城為首的城邦聯(lián)盟，為首即為帝，雅典、斯巴達是“為帝之國”，故聯(lián)盟稱“帝國”。在方國林立的世界，這樣的格局很自然。希臘世界和華夏世界的一個不同則是雅典帝國、斯巴達帝國沒有商湯、周武這樣的個人為王。秦并天下，秦帝國卻不能與雅典帝國比擬了，那是滅掉了所有的諸侯國，純?nèi)皇恰⑷皇且砸粋€人為帝的帝國。

湯武之王，各自經(jīng)歷過從他們的祖先契、后稷開始的“十余世”長期而連續(xù)的過程。秦并天下，也經(jīng)歷過從襄公始封，中經(jīng)“文、繆、獻、孝”，至始皇始完成大業(yè)，長期而連續(xù)的過程，即使從孝公算起，也已“百有余載”。過程都是緩慢，都是艱苦，不同在于，商、周之王是“以德”，秦并天下是“用力”。然而史公又要強調(diào)不同中之同：“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tǒng)若斯之難也。”史公區(qū)分周、秦為“兩種大一統(tǒng)”，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大一統(tǒng)，不同而仍有一同：難，“若斯之難也”。

司馬貞《索隱》解釋“以德若彼”：“即契、后稷及秦襄公、文公、穆公也”;解釋“用力如此”：“謂湯、武及始皇”。換言之，商、周、秦，祖先都是“以德”，而后來完成“一統(tǒng)”的，都是“用力”;前人積德作準備，后人用力搏成功。但這是司馬貞他自己的意思，用來解釋司馬遷的意思，是完全理解錯了。

《六國年表》前言：“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域內(nèi)山川，襄公卻以諸侯行天子禮，太史公既說他“僭端見矣”，怎么還會許他“以德”呢？“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話是說得很重的。襄公之僭，尚屬端倪，“章于文、繆、獻、孝”，歷經(jīng)后來諸公，就越來越彰明昭著了：“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秦之德義不如魯衛(wèi)之暴戾者”。這些難道不是“用力”，倒是“以德”嗎？司馬貞只顧索隱，連這么明白的話都視而不見！

也許因為湯武也動刀兵，湯放桀，武伐紂，司馬貞故謂湯武為“用力”。史公此處未言湯放桀，言武伐紂足可代表：“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后乃放弒”，一句三折，但語意很清楚。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一折;伐紂如囊中取物，“猶以為未可”，二折，節(jié)制和慎重，明顯德意;“其后乃放弒”，三折，以德帥力，“用力”只須輕輕一撥。此而不謂“以德”，而謂“用力”，豈非“用力”求一統(tǒng)很容易？史公竟是在自相矛盾了？

上一段講“受命之亟”，這一段講“一統(tǒng)之難”。“一統(tǒng)之難”是商、周、秦的情況，“受命亟”而能穩(wěn)定下來，倒是“一統(tǒng)之易”了，這是漢家的情況。周以德，秦用力，此乃周、秦之異;周一統(tǒng)難，秦一統(tǒng)也難，此則周、秦之同。秦用力，漢也用力，這是秦、漢之同;秦一統(tǒng)難，漢一統(tǒng)則易，這是秦、漢之異。同為用力，而一統(tǒng)有難易，原因何在？下面一段(也是最后一段)就回答這個問題。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杰，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xiāng)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qū)除難耳。故憤發(fā)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圣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圣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秦始皇用李斯議，廢封建，為郡縣，自表用心是患“天下共苦戰(zhàn)斗不休”，為“求其寧息”，賈誼則說他“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究竟孰是，可先不論。重要的是客觀效果：天下的格局變了，樣式變了;一旦兵革再起，開始新一輪的打天下，打天下的方式也隨之而變了。天下成了一只鼎，可以問鼎;一只鹿，可以逐鹿;后人謂始皇為郡縣是“收天下于筐篋”。原理上竟然是、已然是：鼎，人人問得，鹿，人人逐得，筐，人人有得;只要問到了鼎，逐到了鹿，據(jù)有了筐，就可以“王天下”。“安在無土不王”，還說什么“無土不王”呢！“無土不王”一定是當時的成語，說的是，要得天下，須先自有土，至少是諸侯之一，以德固難，就是用力打，也得從本土出發(fā)，一塊一塊吃，無從躲難。然而習成的語言要變了，變成可以“無土而王”了。“王跡之興，起于閭巷”，是說劉邦;其實“號令三嬗”的三個主都屬一類：陳涉起隴畝，劉邦起閭巷，項氏雖楚將之后，史公為定位，仍是“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項羽本紀》)，三王都是“無土而王”，劉邦最后王成功了。

知道變化的關鍵在哪里嗎？關鍵在于：“鄉(xiāng)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qū)除難耳。”當初秦始皇禁封建，廢諸侯，天下歸一，恰恰是幫助了賢者，為他驅(qū)除了困難，所以賢者能一發(fā)憤就為天下雄。這個“賢者”，當然是劉邦。司馬遷這里抓住了歷史因果的重大關節(jié)點。

項羽曾經(jīng)建議劉邦：“天下匈匈數(shù)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zhàn)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項羽本紀》)項羽莽夫，一語道出實質(zhì)：打天下成了奪鼎，這就和體育比賽奪錦標沒有什么兩樣了，可以在兩個人之間解決。劉邦笑謝：“吾寧斗智，不能斗力。”比賽什么可以選擇，是比賽則“是”定了。然而比賽的平臺卻是秦始皇替他們打造的，這之前從未有過，你不能想象春秋戰(zhàn)國的戰(zhàn)場上會出現(xiàn)這樣的兩個人和這樣的一幕。這一幕是創(chuàng)作，抑或紀實？是創(chuàng)作更能表明司馬遷要用文學把他抓住的歷史因果關節(jié)點牢牢坐實。此等處，文學就顯出力量了。

秦家數(shù)百年用力，那么困難、那么緩慢打下的天下，只因秦始皇把它改造成了一個平臺，“賢者”只要比賽勝利，就能據(jù)為己有。這就是所謂“大圣”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圣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而今故事有新編：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機，富翁暴斃，遺孀下嫁，司機暴富，乃喟然嘆曰：“過去是我為老板打工乎？抑老板為我打工乎？”亡者疇昔貨殖，若斯之難，賢者今宵獲禽，如是之易;事理竟是一樣的。按太史公的意思，當初竟是始皇帝在為高皇帝前驅(qū)打天下了。這位司機哥，毋乃俗之所謂鴻運當頭乎？非鴻運孰能接管老板娘而一夜致億金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也談到“天”，與論劉邦時的談天恰可對照，相映成趣。項羽的失敗，史公不認為是天，非但不認為是天，還對項羽的怨天“此天之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提出嚴厲的批評：“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劉邦的勝利和項羽的失敗是同一件事，從項羽的失敗論，史公認為不由天，由于項羽自己犯錯誤，該自責;而從劉邦的勝利論，史公則歸之于“天”，所以也就不由劉邦，無可自矜。

人的心理有一種普遍的表現(xiàn)：成功歸因己，自矜功伐;失敗歸因他，怨天尤人。但事之成敗，自有其客觀的事理，心態(tài)之矜躁或怨尤則往往遮蔽事理。史公的論法，正是著眼于揭示漢家得天下的客觀事理。他先后揭示了兩重因果關系：一重大因果，秦始皇改變了天下的格局和樣式，于以“資賢者”;一重小因果，項羽犯錯誤，于以玉成劉邦。在這兩重因果之下，劉邦自己這方面的種種優(yōu)點，諸如善納諫，會用人(所謂“善將將”)，以及張良善用計，韓信善將兵，周勃、樊噲虎賁之士堪用命等等，作為制勝因素也可以各得其所，但這些都是“第二義”的了;須知，項羽那方面也是有優(yōu)點、有優(yōu)勢，甚至有極佳機會的啊。

司馬遷的“談天”，錢鍾書先生概括為八個字：“不信天道，好言天命。”(《管錐編》第一冊第306頁)錢先生給“天道”、“天命”的英文釋義分別是divine justice和blindfate：“天道”意即“神圣的正義”，“天命”意即“盲目的命運”。“天道”是道理，最高的道理，故曰“神圣的正義”;“天命”關乎事理，事理有玄奧不能明者，故曰“盲目的命運”。上引司馬遷“談天”，論劉邦的勝利則謂“豈非天哉”，議項羽的怨天則謂“豈不謬哉”，其中亦有間接與道理、正義之類相關者，而其與事理、命運之類直接相關，則很明顯，那么這是不是屬于“好言天命”呢？說得更確切些，這是不是在談“盲目的命運”呢？

道理和事理，道理說的是應當怎樣，符合道理，才是正義;事理說的是事實上怎樣，事理中最重要的，是因果關系。事理不明，人常歸之于天，說“天命”，說“天曉得”;道理不行，人亦抬升至天，說“天道”，說“天理”，所謂“天理不容”，其實往往是說者所持的道理不能容。三十年來中國經(jīng)濟的崛起，人稱“奇跡”，稱“奇跡”而止于贊嘆、歌頌和炫耀，不去從事個中事理的探究，等于說“天曉得”，因為事理不明。而有高明的經(jīng)濟學家出來，作了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分析和解釋，事理明了，“奇跡”也就消解了;“奇跡”也者，不過是一個事先意想不到的事實而已。事先意想不到，事后可以解釋，對于科學認識來說，“事先意想”(即推斷)和“事后解釋”，其邏輯與方法是一樣的。有了科學的解釋之后，“奇跡”說也可以，不說也可以;說不過是文學，粉飾性的文學，與科學無關，與史公的文學更不可同年而語。

后人讀史，于秦楚之際的“號令三嬗”，見怪不怪，無從起盲目天命的感嘆。太史公“讀秦楚之際”，不怪見怪，遂發(fā)現(xiàn)“自生民以來未始有”的“奇跡”而成立問題，進而探究事理，并且以明確的因果關系給出回答。實事求是，是為科學。即使以今日“歷史科學”的標準視史公成立的這一問題及其解答，又安得有巨擘手能易其一字者乎？太史公成立的問題和給出的解答，重要，深刻，理性，不能視為在文學化地談什么“盲目的命運”。事理既明，猶以“天”論，那是別有一番寓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