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食貨志》這么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貞觀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shù)月，馬牛被野，人行數(shù)千里不赍糧。”就是說，貞觀四年時社會生產(chǎn)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復，社會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觀，商業(yè)狀況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轉(zhuǎn)。

其實，用“米斗四五錢”來強調(diào)政績顯然缺乏說服力。《漢書·食貨志上》就說：“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nóng)。民傷則離散，農(nóng)傷則國貧。”意思是糧價過低就會損害農(nóng)民的利益，糧價過高又會危及國家的經(jīng)濟命脈，所以說糧價過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釀成普遍性的社會危機。

再說，唐代京畿地區(qū)根本不可能會有“米斗四五錢”的咄咄怪事。同樣是《新唐書·食貨志三》，開篇就說唐都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qū)，雖稱沃野，然幅員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師消耗，所以常要靠東南漕米的接濟。而漕米須經(jīng)水、陸轉(zhuǎn)運，水路自江淮至東都洛陽“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說漕米自出產(chǎn)地至東都洛陽，運價便要占去貨物本身價值的二成。再以車或馱轉(zhuǎn)運至陜，僅三百里地，“率兩斛計傭錢千”，算下來每斗又需費去運價五十錢。如此一路折騰，縱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來的，不要一文錢，“米斗四五錢”，也僅及洛陽至長安那段旱路運費的十分之一呢！

長安米貴，本是不爭的事實。大詩人白居易當年游學公卿，便有當路權臣以“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嘲諷他。貞元年間，關中和三輔地區(qū)的米價更有“斗千錢”的高紀錄，而當時的國家儲備糧庫——太倉的儲米，也僅能維持“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單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數(shù)次就食東都洛陽的經(jīng)歷。

貞元初年，當時的關中地區(qū)，還真有過一次谷賤的特例，宰相陸贄便建議政府趁機以平價向民間購買，計在途所費，到太倉后每斗谷子也得費“錢四十有余”，每斗米則要費“錢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稅法》一文中介紹說，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為錢二百”，經(jīng)過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為錢五十”。(事見《李文公集》卷九。)

貞觀時的米價，僅為谷賤時米斗“錢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經(jīng)過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為錢五十”的十分之一，這可信嗎？這樣的數(shù)字只能是史官的偽飾。

那么出現(xiàn)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懷疑了。

一個國家的國力如何，還要看局外人的評價，當時的國際友人、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便一直認為初唐時的國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對自己的國民公開說過這樣的話：“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也。”(語見《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五卷。)麴文泰在貞觀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這正是史臣最為稱贊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見，卻是“城邑蕭條”，完全不同于《新唐書·食貨志》的說法。

其實，終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國不僅在經(jīng)濟上無法與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遠。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兒子高宗皇帝李治問戶部尚書高履行道：“去年戶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萬戶。”李治順便又問起隋代及現(xiàn)在的人戶情況，高履行答道：“隋代開皇年間全國有八百七十萬戶，現(xiàn)在全國有三百八十萬戶。”(事見《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九。)說明經(jīng)過唐代立國之后近四十年間的休養(yǎng)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時的一半。

從兩代經(jīng)濟與人口情況的對比，貞觀時的國力可見一斑。

《新唐書·食貨志》所謂“人行數(shù)千里不赍糧”，也就是說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補給的足夠保障，無需自備干糧，這僅能說明商業(yè)的初步恢復。至于所謂的“外戶不閉者數(shù)月”，只要參照麴文泰的“非復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難明白。

其實，貞觀之治的由來，是有其現(xiàn)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說，“盛世”造假，早有人為之。所謂的貞觀之治，不過是一幫御用史家依樣畫的葫蘆罷了。晉人干寶在《晉紀總論》中提到太康時的社會現(xiàn)狀時，就有這樣的溢美之詞：“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其口吻與貞觀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卻是不三代而亡，這牛皮未免吹大了，難怪后來房玄齡在主修《晉書》時，要棄干寶的《晉紀》如敝屣了。